【老插笔记】　宝子哥（二）

　　　　　　　　　　　　　　　　　　四

　　毕竟是秋冬时节，露冷霜寒，晓风习习。虽说这会儿阳婆婆出来早已有丈二高，光灿灿，暖融融；但是，地头上坐得时间长了，人们还是觉见冷，浑身发紧，想要动弹动弹了。生产队长邬白小见老胡讲得差不多了，正向他投来征询的目光，就站起身，用锹头狠劲戳了戳地表皮，——一寸来厚的冻土，已经能够打动，便按连、排、班分配了需要整拾的地块儿。于是，红旗下地，语录到田，社员们铲的铲，担的担，大干起来。工作组的同志深入到各班组，和社员一道吃大苦，流大汗，远远望去，像是展开了一幅入时的风俗画。那修整好的南北走向的一条子一条子的地块儿，整整齐齐，平平展展，很是受看。

　　要按照统一的规划，把耕地修整成适于机耕的，东西五十米宽，南北二百米长的，大面积长方条形的地块儿，就得打破多年形成的旧格局，填拆旧沟垄，设置新埂堰。为了把耕地连成一大片，有时，还得开块儿荒地，甚至得连进一片盐碱滩什么的。铲高垫低，要求坦荡如砥。堰垄纵横，要求笔直、夯实。想到机械化大农业的美好前景，年轻人无不是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真可以说是一个个奋勇当先，恨不得“甘洒热血写春秋”！当然，对这么干持保留态度的，也不是没有。宝子哥就是一个。他寻思：修埂打堰，为的是便于淌水浇灌，这就必须因势利导，因地置宜，让水一下子就能淌满一块田。再说，铲高垫低，把土地连成一大片，中看不中用。高处的，地表的阳土没了；低处垫上的暄土，又接不上地气：庄稼怎能抓住苗？请机耕队，好容易，三岁娃娃也知道，那是要出大价钱的。即如在今年春天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县上的人号召购进比粮站里的白面还贵的化肥，让大家讨论表决。说是为革命种田，不计成本；为国家多打粮食，不计较个人得失。宝子哥听了心中暗骂，这纯粹又是“吃的是灯芯草，放的是轻巧毛驴屁”。结果，会上没人吭声儿，提案没有完全通过。最后，反复磋商，才形成妥协之后的，照顾到方方面面，尤其是领导情面的权宜之计——只买了摊派下来的配额的一小部分。说到底，还是得要以实求实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动辄上纲上线，宝子哥的这些疑虑，要是说出去，准得挨批：轻则至少算是自私自利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重则说他怀疑伟大的四清运动，也不为过。幸亏他当时只是腹诽，没敢言喘。不过我想，真的说出去了，也兴许没事，谁让他是尽人皆知的“死气孔明”呢！乡亲们宽厚仁义，听了，顶多一笑置之，不会当回事的。再说了，宝子哥心里有谱儿：再咋整，走到哪儿，还能有比农民的地位更低的了吗？还能有比我宝子的处境更差的了吗？我怕个甚！当然，好汉还是不吃眼前亏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提起四清，无不一言以蔽之曰：“左！”褒贬得一无是处。我则以为，四清运动左则左之，但是，四清工作队里，不乏我们党的好干部。四清干部当时执行的，是极左路线；然而他们当中不少同志，出于人民公仆的自觉，还是做了许多好事的。我至今仍然以为，我们的干部深入群众，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值得提倡的好传统好作风。却说四清工作队队员小张编在三班，只见他大步流星走，专捡重担挑，有意同宝子哥擦身而过，还回过头笑着说了句：“加把劲儿，伙计！”想来是要带动带动这个“落后分子”。这种当场叫阵，在土地大会战中，是常有的。宝子哥瞥了他一眼，没吭声儿，暗中摽上了劲儿，担子挑重的，步子加大了，却还是不紧不慢，在小张身后，一趟不落。见此情景，劳动场地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扯着嗓子吼喊着，为他们鼓劲儿；也有人起哄架秧子，故意煽惑，要看他俩的好戏。十几趟以后，小张甩掉狐皮帽，脱下棉外衣，这个五大三粗的退伍兵，浑身肌腱紧绷，行走带风，的确有股子猛打猛冲的虎劲儿。只见他涨红的脸上，豆儿大的汗珠子，啪哒啪哒砸在地上，真能摔成八瓣儿。宝子哥却还是歪戴着那顶破狗皮帽，护耳一上一下地咯颤着，扇打着；还穿着那件几乎是光板儿无毛的破山羊皮袄，敞着怀，裂开的衣襟，不时地被风掀动着……但只见两个人互不相让，你一趟，我一趟；你一担，我一担；你担得重，我挑得满……要是配上京剧锣鼓点儿，前者是“急急风”，后者是“四击头”；一个是行走带风，一个是不紧不慢；快不是快，慢不是慢；快中见慢，慢中见快……真让人眼花缭乱，看不出到底是小张在前头“带”，还是宝子哥在后头“撵”……有人悄声说给我，去年春天走民工，在兰索渠头闸工地上，宝子哥也是这身行头，也是这个路数，不紧不慢，撇挞撇挞地，居然折服了长胜公社敢来叫板的出了名的棒小伙儿五后生。用宝子哥的话说，这战术叫做“沉住气，多打粮”。

　　和小张的这场比赛，谁也没有出来裁决个什么胜负。反正，宝子哥歇下咋也不咋；而小张领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的时候，气儿还没喘匀呢。宝子哥确实有这么一股子谁也摽不过的蔫劲儿。

　　　　　　　　　　　　　　　　　　五

　　宝子哥的“蔫”，固然与天生的秉性分不开。然而，据我分析，其客观的原因有二：一则是“赖瓜籽儿多”。那一年，宝子哥长女十岁，小子两周，挨着排儿五个娃娃，正处在“拉破窝”的困难时期，磨操得他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儿来。再则，恐怕与他因袭的成分——“上中农”有关。四清年间，首先要清理的是阶级队伍。人们不是常唱什么“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吗？“中农”而“上”者，界于“下中农”与“富农”之间。这“上中农”的成分，何以就让我的宝子哥，在众人面前蔫蹙蹙的，抬不起头了呢？是在紧要关头保不准会有与“贫下中农”离心离德之嫌呢，还是其性质险些儿就探上“富农”的被专政的资格了呢？——这兴许当归入时下兴起的《模糊学》研究的范畴了吧!对于《模糊学》，我未曾涉猎。但是，总而言之，那年月，就连“贫农下中农”都要遴选出个什么“左派力量”，这“上中农”，当然只能够属于团结的对象，而且又要时刻提防戒备的阶层了。我只是听人不无遗憾地说过，宝子哥曾在乡里念“完小”（完全小学），是个难得的“好才第”。后来，没能进县城上中学，是因为“成分高”。此一节，足以证明上述推理的确当。至于真的论及宝子哥本人的政治态度，我则以为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仅就他给自己子女取的名字，完全可以证实他的朴素的阶级感情，鲜明的革命立场：宝子哥从小最爱看的，是国产战斗故事片；长女取名叫花花，是出自《上甘岭》插曲中的那句“姑娘好像花儿一样”的歌词；四个小子的命名依次是：军胜，军荣，军智，军勇——全都是称颂解放军无往不胜，最光荣，最智慧，最神勇。

　　我和宝子哥的友情，始于“文字之交”。记得那是在刚插队不久的一天，队长派我们知青和社员一起到地里，用两股叉（就像连环画《水浒传》里画的，猎户解珍解宝拿的那种木把儿铁头儿的两股叉）挑糜捆，装车。这营生叫做“挑叉子”，也有叫“挑个子”的。车下的人用两股叉把糜捆挑上车；车上的人也是操着两股叉，把挑上来的糜捆，一层一层码放；把糜捆垛成宽八尺，长丈余，高丈许的长方体。当中，用糜捆压得瓷瓷实实。车上的人蹲踞在车厢前糜捆垛的码头上，两只手一左一右，紧扯着里、外两根缆绳，一边发力，一边喊道：“里股——里股！”“外股——外股！”车下的人在车后配合着“里股——”“外股——”的召唤，也是一边“里股！”“外股！”地大声呼应，一边用力扯着里股、外股两根缆绳，绷得紧紧地。然后把两根绳头合在一起，拧个麻花扣，用小木棒往扣眼儿里一穿，别在深深插入糜捆垛的绞椎头上，再使出全身之力，在绞椎上把缆绳绞紧，一车糜捆就装好了。那木制的绞椎，约有二尺长，一端镟成尖头，一端比碗口细些，光溜圆滑，纹理斐然，是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的象征。车上的人如果精干，把式好，七八个人同时往上挑糜捆，他是忙而不乱，从容应接；把个糜捆垛码放得横平竖直，见棱见角。我特别欣赏绞车的时候，车上车下那一呼一应的“里股——”“里股！”“外股——”“外股！”的唱和。在辽阔的原野上，这勤苦劳作的节奏，丰收喜庆的旋律，此起彼伏地回荡着。

　　当一辆辆笨重的木轮牛车，装得满满当当的，“嗷——唻！唻！”“呔！呔！呔！”在一片杂乱的吆喝声中，晃晃悠悠地走远了。“挑叉子”的人们，就可以在地头歇下。宝子哥见我的鼻梁子上“卡着二饼子”（老乡对戴眼镜的称谓），又顶着“知识青年”的名号，便凑到我跟前。“小陆，”他格外谦恭地说，“我向你请教几个字。”呼啦，一群人围拢上来看热闹。我早就有耳闻：史太林（史宝子）家里藏着一部古旧的《康熙字典》，认识好多的字，是村里的大学问；就连四清干部，有的也被他考住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拿根小树杈儿，先在地上画了个“森”，见我答对了，便一边念叨着一边写画道：“二木成林，三木为森。那么，三个‘石’字写在一搭呢？”我说:“这是光明磊落的磊。”接着，他又由浅入深地考我“焱”、“淼”、“垚”、“鑫”，字越难，气氛越紧张，围观的人们都屏着呼吸，身边的几个知青，也为我捏着把汗。幸亏我平素爱好语文，留心文字，而这些字，在熟悉的人名中又都见过，驾轻就熟，一一答对了。没想到宝子哥居然会为这么几个字很不自在，只见他额头渗出一层细汗，涨红的脸面颇不自然。他屏气凝神，寻思半晌，用手掌擦掉刚才在地上写下的那几个字，轻轻地把浮面儿的虚土抹平；接着，低下头，伸长脖颈，凑过嘴去，款款地吹了一阵儿，然后，在眼前这一小块整饰好的展展的平平的地面上，又一笔一划地写下一个“犇”字。笔道儿深深的，由于手指发力，捏着的那根小树杈儿，都撅得劈了。我终于答不出，败下阵来。再看宝子哥，得意地长舒了一口气，在“犇”字的旁边写下了个“奔”字，然后，用摸不准是讨教还是启迪的口气，莫测高深地说道：“这一个‘犇’字，是不是那一个‘奔’字的另一种写法？”。

　　“宝子肚里头，到底是有货了！”围观的人，反响热烈。有的挺满足，啧啧称道，尽兴地去了；有的则显然是还没过足瘾，交头接耳，指指戳戳，意犹未尽。我只觉得很窘，芒刺在背，狼狈不堪。文人相轻，古已有之，垄亩之间，竟也难免，亦甚矣哉！既而，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众人面前，用食指蘸着杯中酒，一边在桌面上写着，一边自鸣得意地炫耀“‘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不禁哑然失笑，也就自我宽慰解嘲了。不过，由于在众人面前栽了面儿，在情感上，对宝子哥，我很有些日子中怀芥蒂，不以为然。

　　没想到，从那天起，宝子哥却实实在在地引我为知己。以往那个满腹的心思都拧在眉头上，一天到晚，大气不吭的他，跟我的话渐渐地多了起来。常给我学舌村里数得上的那几个人物的掌故，偶或加评加点，还穿插几句笑话。当我忍不住大笑的时候，他那灰眉蹙眼的脸上，却只是浅浅地掠过一丝淡淡的笑意，冲我诙谐狡黠地眨眨眼。有一阵儿，每到歇歇儿，宝子哥都要凑到我跟前，拿本毛主席诗词，向我讨教，恳请我给他讲解。其用心之真之切，足以冰释我心中的芥蒂。从打开了头，便每天一首，断难推却。弄得我不得不抽空很是看了几种注释，如其不然，则招架不住宝子哥的三句问，招架不住他那刨根问底儿的探究。教学相长，这的确为我后来的教语文，练了点儿基本功。有一次，讲《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记得我先给他解释了诗歌的“唱和”。当读到“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的时候，我说：“这两句是毛主席回忆与柳亚子先生，当年在广东，而今在重庆，契阔谈宴，品茶论诗的友好交处，……。”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倘若过后回想起咱们俩的友情，就可以写‘避风渠壕未能忘，索句担土手正凉，’……”谁成想第二天歇下，宝子哥一本正经地把我扯到一边，蹲下，从怀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张揉皱了的叠成小方块儿的诗稿递给我。说是他昨天黑夜，怎么也睡不下，为纪念我俩的友情，写了首七律赠我。诗云：“避风渠壕未能忘，索句担土手正凉。六十年代在后套，农忙时节读毛章，身居茅屋观天下，前程无限放眼量，莫道海子湖水浅，观鱼胜过太平洋。”读罢最后两句，简直是叫我忍俊不禁：我们兰索村南，确实有个海子，不大点儿，泥鳅倒有几条，鱼是断乎不曾见过的。但是，见宝子哥那么认真，那么郑重，就没好意思笑出来。我极力做出若有所悟的样子，频频点头，说道：“毛主席‘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是挽留柳亚子先生留在北京共商国是；你这诗是勉励我在咱兰索村安下心，扎下根；学习董加耕，身居茅屋，心怀祖国，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像是被人看透了心思，听了我的话，他涨红了脸，腼腆地笑着，不住地点头。此后，我俩过往甚密，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以至于村里人都不再叫我的名字，称呼我是“宝子的好朋友”。

　　说到无话不谈，有件事值得一提。一天，宝子哥私下跟我念叨过一幅“自画像”——说是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琢磨了许久，用形象的语言描写出来的：“金黄色的胡须，长在美丽的嘴皮上。勤劳的双手，拾起湿哇哇的牛粪。”问我像不像。听得出这幅“自画像”的笔调，透着调侃，宝子哥的态度，却还是很认真的。他曾向我透露有心练练笔，搞点儿文学创作的意向，想要把自己经过的、见过的、想过的，全都写出来给世人看。让人们知道世上有他这么个宝子，了解他的苦乐，他的爱憎，他的心愿，他的……他死了，也能给后代留下点儿念想。为此，他得学会用形象的语言刻画语言的形象，于是就先拿自己当模特，试着勾勒一番。

　　宝子哥的下巴上，的确长着那么几根胡须，黄不拉叽，稀稀拉拉的；饰以“金黄”，绝对是溢美之词。他那张“嘴皮”（权且依他，就叫做“嘴皮”）脏兮兮，皱巴巴，从哪儿瞧也不美。至于牛粪饼，谁见了也会捡的。野滩上的牛粪，风吹日晒，干咯楞塄的，并不臭。添在灶坑里，火焰白炽，油性大，热力强，十来块牛粪饼，就可以烧熟一顿饭。宝子哥“勤劳的双手”，拾起的“湿哇哇的牛粪”，那是牛刚刚屙下的，还没有干透，潮乎乎臭哄哄的。连湿牛粪也要捡回自家，怕干了以后，让别人拾去：他的这种“勤劳”，要是说给别人，保准又会招来“小农意识”“自私自利”的非议。谁让他出身“上中农”，“成分高”呢？要是知道了宝子哥还想搞创作，那就更糟了，非得要批臭他的“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可。幸亏我是“宝子的好朋友”，能够替他保守秘密；并且还能理解他“勤劳的双手，拾起湿哇哇的牛粪”，完全是出于“拉破窝”的困难时期的特殊需要：要务育娃娃，要顾家，也就顾不得刚刚屙下的牛粪，湿哇哇，潮乎乎，臭哄哄；顾不得有人在身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