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云发：北京知青来了 文/兰云发

原编者按：

作者兰云发，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南窑村人，高级农艺师，现供职于延安市果业管理局。当年北京知青的劳动生活，以及思想品格，给刚刚记事的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的人生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朴素的语言再现了一位孩童心目中的北京知青们。

北京知青来了

兰 云 发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火红而又苦涩的时代，中国人民勒紧腰带，饿着肚子，高唱革命歌曲，日夜奋战在各条战线，只有一个信念，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围，多、快、好、省地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满怀一夜奔到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

　　1969年初（阳历），我也就四五岁，北京知青来到了我们村。也许我也拥挤在欢迎的队伍中，但对于一个年幼无知的娃娃，当时的热闹场面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长的不断提及，使我对于北京知青不但一点不陌生，而且愈发感到亲切，即便过去了几十年，对他们的印象仍然挥之不去。



记得在村子中央社发家新挖的窑洞里，土还没有咋出完，全体村民围坐在没有席子、凳子，更没有沙发之类的土炕、石头上，跟着北京知青扫盲识字，学唱革命歌曲。油灯下，小黑板，一字一划，一板一眼，教的仔细，听得认真。嘹亮的革命歌曲，划破了山村夜晚的寂静，我们这些小孩也常常有一句没一句的跟着念叨，有时也夹在中间捣乱。添乱。

　　大人们整天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孩子们有的跟着放羊，很不安全。于是，知青们提出并帮助村子里办起了幼儿园，说不定它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第一个幼儿园！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由一名知青管理，教他们识字。就这样，我们早早的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由于我们受到得天独厚的“早期教育”，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就能给高年级甚至高中的学生当普通话老师。普通话也让我受用一生，对于后来的公务交流和其他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走到全国各地都几乎没有语言障碍。

　　知识青年的到来，扫盲活动的开展，影响着我的父母，也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父亲对我们姊妹几个从小就要求非常严格：“你看人家北京知青，能说会写，啥事都能干好，你们几个可要好好学，千万不能给我丢脸。”

　　我母亲今年73岁了，凑合认识几个字的她，提起那一段生活也常有些回忆，特别是进城10多年来，他对不识字的认识在不断加深。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儿子开始上学，老人家嫌我们对儿女要求太严，加上心疼孙子，时常会抱怨：“能念下念，念不下算了。何必让娃整天为写作业哭个没完。”到了2004年以后，母亲跟我进城，她经常和几个老婆子一起去延安城里逛商店，不识字的她更茫然了，甚至怕出门，怕上街。后来每次见到我妹妹、弟弟的孩子都会不停的说：“那时北京知青教识字，我因为孩子小，家务多，没好好学，现在哪里都去不了，啥都看不懂，简直成了一个废人。”“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千万不敢跟我一样，不然将来到社会上吃不开。”



小时候，军绿装、军绿帽、军绿包、毛主席像章那是大家的最爱，看到绿军装，别提多羡慕了，“不爱红妆爱武装”嘛。我们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多半是北京知青给的。

　　生产队里高音喇叭中“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响彻山野和村庄，公社里经常召开各种动员大会或批判会，村民们通过有线广播收听领导讲话，接受各种政治教育；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里紧握毛主席语录，嘴里高喊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父亲曾经当过民兵连长，背着一支冲锋枪，我们常常因为偷摸、偷看枪支而遭到训斥。各个民兵的门后或隐蔽的地方也都挂着枪，也曾听说我的那些嫂嫂、姐姐们为靶场吃了“烧饼”（就是打靶零环）而哭泣不止。火爆而好胜的父亲，每次回家都会念叨，哪个知青认真，靶打得好；谁的全部脱靶了，吃了烧饼等等。

　　民兵训练也紧紧扣着我们幼小的心，我们会用大人们捡回来的子弹壳做成手枪，装入鞭炮里倒出来的火药，学着他们的样子“游戏”。我父亲还给我做过木质**、手枪，后来自己还做过纸蛋枪、炮壳枪，大概有七、八支吧，出门上学总会带一两把在书包里，一有空就会投入“战斗”。

　　记得常有拉练部队在云岩驻扎，学校会组织全校师生在马路上不断的挥舞毛主席语录，高喊革命口号，列队欢迎解放军。晚上还常常结伴去军营（有些露营在农民家），看解放军烧火做饭等，似乎还蹭过人家的大米锅巴。有一次为了迎接解放军而回家取毛主席语录，还有几百米就看见解放军的队伍来了，那种着急是无法形容的，以至于来不及脱鞋就从河里跑了过去。那时我在朦胧地知道，什么叫做“军民鱼水情”。



北京知青来了，给农村带来了好运，生产大队、小队里都建起了砖瓦厂，还有那每年几十亩的西瓜、小瓜，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也增加了队里的收入。那时我们村里一个工达到了一块多钱，一般的只有两三毛钱，甚至更少，这让那些干了一年还收不抵债的村子好生羡慕。

　　在我们村，如果全家人都务农，其收入比“一头沉”（指夫妻两人，一个在农村务农，另一个在外面挣工资）家庭还多，有的干部的工资还不够拿回家给生产队还债。在南窑村，从小到大受冻挨饿的日子我们几乎从没有过，女孩子出嫁人不愿出村，男的有点智障，也不愁娶不到媳妇。我们家的亲戚经常怕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而半夜三更，翻山越岭几十里来我家“借粮”。

　　砖瓦厂也成了孩子们戏耍的好地方。看大人烧砖捏瓦，在空闲的砖窑里捉迷藏，把过路马车师傅给的蛮茎（就是红心的大萝卜），放在砖窑顶上的热土里烧的吃，大人没有事会捏些四不像的马、狗、猫之类的，放在砖窑里蹭烧，“蓝色的精灵们”成了我们爱不释手的玩具，家里炕头上随处可见。

　　公社的收购站每年到年底会从各村收购不能服役的老骡子老马，以及猪牛羊鸡等送往延安，其中会留一部分在当地宰杀后凭票购买。往延安送猪羊等工作，交由南窑村承担，村里男劳力少，北京女知青不怕苦、累，充当绝对主力，确保了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也就有机会期盼，享受到家长从延安带回来的饼干和面包，有时还会吃到石榴啥的，感觉好幸福。孩子们经常会围着看人家屠宰，争着抢着把那些猪尿泡（膀胱）让大人吹得像足球一样大，用绳子在棍子上绑几个玩耍，干了的猪尿泡常被摔得砰砰响。我们的童年真是玩具多多，快乐多多。

　　每年秋冬农闲季节，知青们都会和村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新修水利设施，把许多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川地，塬地变成了高产田。大队、小队的水浇地菜园子成了又一个亮点。几十年之后，当年改造的农田依然平整，而水利设施由于后来疏于管理，已大不如从前。



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经济和医疗条件特别差，农民有病都硬扛着，肠胃受凉、感冒、肚子疼基本靠喝热盐水，感冒疼痛基本靠喝生姜、红枣水，掰钵钵（拔火罐）算是很先进的治疗手段了。有的实在没条件就靠蒙着被子发汗，我曾经见过为了发汗，抓一把生小米强行咽下让发汗的。所以好多病都耽误了。

　　北京知青破天荒的办起了医疗室，并刻苦钻研医疗技术，主动上门给村里人免费治疗，小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大病、急诊也能及时送到县医院，小孩的生育存活率也大有提高，我们村里有了自己的医疗站。

　　北京知青的到来，也给了我们村带来了好多新气象，村容村貌整洁了，妇女开始讲究了，家里收拾得干净了。村里经济得到了发展，环境得到改善，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这些都有北京知青的功劳和汗水。

　　年轻人更活跃了，邻里的关系更紧密了，学习识字的积极性也在不断高涨。那时人们对北京的仰慕和向往是由衷的，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别说大人，就连我们这些娃娃也会时不时的“亢奋”。



过了几年，知青开始被招工、上大学、返回北京，可他们对于云岩，南窑，甚至陕北的感情，却始终没有淡化。他们“想家了”就会想起陕北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

　　记得有一年放羊的父亲忘了许多山丹丹花的根茎，放在我们家的炕上，准备寄往北京，满足自己的一点“心愿”。第二天早上家里恰好来了一个乞丐，看到后硬说是大蒜要吃，一家人费了好大的劲也不能说服他，只好让他尝口了事。

　　知青们陆续走了，村里人很伤感，有些人做事也少了主意和帮衬。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大家有事都会写信请教，更让村里人欣喜的是，40多年后，北京知青说起云岩、南窑，依然是“我们村”、“我们村里的事”、“我们村里的人”，让人咋能不激动。

　　云岩，南窑是北京知青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是我们村里人的良师益友，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