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70年腐败史3

朱金城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年勃氏70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12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