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幼民：山沟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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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长县城到我插队的郭家塬村，有两条路。一条走塬上，一条走沟里。这是条大沟，由于在县城的西边，人们都叫它西河子沟。从沟口行二十几里路，登上一个大土坝，再拐进一条支岔，就到了我们的塬下。沟还在向北延伸，有多长，没人知道，通到哪儿，说不清。

塬上路，在山脊上盘，天高路长，你要去的地方，远远的就能照见。沟里的路，曲曲弯弯，你的视线永远被前边的山脚拦着，看似憋屈，其实有个好处，前方总是在你的想象之中。

山沟有山沟的趣味，沟里有水，虽然不多，但也总在流着，老乡们称之为“长流水”，“走西口”歌谣中唱的“喝水要喝长流水”可能指的就是它。山路一直纠缠着溪水，一会儿在它的左边，一会儿又跑到右边，人随了路，在溪水上跳过来跳过去，行程也多了许多乐趣。

有水就有树，沿着溪流，通常都长着形状像伞的柳树，老乡们叫它“砍头柳”。每到春天，树枝长出嫩芽，轻绿好似一蓬烟，给山沟增添了许多生气。有了树的遮蔽，路人可以暂时躲开日头的暴晒，走累的时候，在树下坐坐，抽袋烟，舒服自在。这事在青山绿水的地方司空见惯，不值一提，可对于我们常年在荒山秃岭上风吹日晒的人来说，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到了冬季，沟里就不见了溪流，可水却以别样的形态，顽强的表现自己。黄土高原的底部，是厚厚的石层。经过流水的切割，变成了深沟和高高的崖壁。石壁上经常有水渗出来，每到冬季，泉水淌一层冻一层，慢慢的，形成巨大的冰瀑，好似股股喷泉在瞬间凝固了，保持着咆哮的姿态，悬在人们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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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里的路不宽，可在山里，也算一条大路了。每年总有那么几天，沿途各村，都要出人出工，分段修路。把被水冲毁的地方垫好铺平，把窄的地方铲宽。“修路补桥，显见功劳”，这是陕北老乡世代留传下来的乡规民约，没人偷懒，都愿意做的。不管分派的地段离村子有多远，老乡们自带了干粮，早早出发，摸着黑回来。

山沟沟于黄土高原，是水路，小沟进大沟，大沟入川道，每年把大量的黄土送进黄河。而对人来说，则是出行的必由之路。人们顺着脚踩出的沟边小道，踏上大路，从这里去到县城乡镇。每到赶集的日子，寂静的山谷里就热闹起来。十里八乡的人，从各条山沟里都逐渐汇集到这条路上，络绎不绝。拉车的，挑担的，赶牲灵的，还有像我们这样游手好闲的。人们打着招呼，相互询问着农情和家人。你会觉得，对分散居住在沟峁屹崂间的山民们来讲，山沟沟，也是一条情感的纽带。

而在知青们的眼中，山沟沟还是一条人生之路，充满了悲欢离合的色彩。我们从这里走向陌生的山村，从县城出发时，知青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呼后拥，绵延几里地长。渐渐的，人们分别拐进了各自的山沟，队伍越来越短，等到了我们队的沟里，便孤零零的剩了几个人。这时才会感到，独自面对生活的日子开始了。

插队的几年中，我们无数次地走过这条山沟。赶集，买农具，送公粮，有时还要去驮返销粮。有几次队里的知青摔伤了，我们连夜抬着伤员顺着这条沟赶往县医院，抢救生命。有的知青离开了农村，我们也是走过这条沟，相送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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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山沟很普通，和纵横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岔岔没什么区别，哪位画家若看了我的文章，千里迢迢跑来选景，恐怕会失望。只是由于这山路上走的每一步，都融进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才使它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的梦里。

我还记得，在一个冬日的上午，我探家归来，拖着行李，独自走在这条沟里。正值冬闲，人们没得活做，都猫在窑里，所以这几十里的路上，竟然看不见一个人，耳边也听不到一点声响，连风都歇息了，只有日头将阳坡晒得发黄。从热闹的都市一下子走进这寂静的山沟，仿佛置身另外一个世界，寂寞也随之悄悄地跟了上来。待爬上西河子沟高高的大坝，眼前是一片淤成的滩地，蜿蜒的伸向远方。收割过的玉米茬依旧挺立着，在脚下绊来绊去。举头看天，太阳已直直地挂在头顶，我突然想到，此时差不多有十二点了吧，那该是家人到食堂吃饭的时间。他们聚在一起让菜说话的时候，会想到我吗，知道我一个人饥渴交加，正奔波在不见人烟的荒山沟里吗。不知怎的，心里顿时酸酸的，一股惆怅之情传遍了全身，脚下也软了，把行李一扔，跌坐在地上，眼里止不住涌出了泪水。就这样呆坐了半晌，渐渐的寒意上身，自己也觉得没趣，站起身来，寻了行李，继续赶路。

多年以后，西北风民歌盛行，有一首叫“山沟沟”的被广泛传唱，其中一句是“哦，走过这山沟沟，别说你心里太难受……”别人或有不解，说走过山沟有什么好难受的，我却偏爱这一句，认为写歌的人，兴许也独自在荒沟里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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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难受经历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在插队三个月头上，北京各中学派出了慰问团，探访知青们。我们十三中来的老师姓韩，是个复员军人，在学校教军体课。韩先生(我们那个学校传统风气颇盛，对老师不论男女一律称先生)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面色黝黑，脸上的线条硬似刀刻，平日里不苟言笑，一副严肃的样子。在学校时，我们和他混得还熟，要说起来，韩先生并不是主课老师，和学生接触比起教语文数学的少得多，只不过他有一个嗜好，就是酷爱围棋，虽然水平有限，但却不可一日不下。文革兴起，学校停课，老师学生都失了业，他便和我们一伙，整日在涛贝勒府的大槐树下，摆枰酣战，若输了棋，照样粗脖子红脸，和我们吵成一团，全无了师道尊严，倒像是一群哥们儿。所以能在陕北相见，更觉得亲切。慰问团和知青开会，自然还是接受再教育，扎根农村那一套，只是见面会开过，韩先生执意要到我们队里，和我们住上一夜。

我们自然是喜出望外，几个人簇拥着韩先生上了塬，回到我们的小窑洞。这窑洞是老乡和我们新打的，刚搬进去不久，还透着一股潮气。老师来访，理应热情招待，但我们没有酒肉，依旧是小米饭加腌酸菜，韩先生没说什么，吃得还挺香。吃罢了饭，我们特地烧了点热水，请韩先生洗了脸和脚，他见我们都没洗，连说不好意思，我们只说是习惯了，懒得洗。韩先生裹了条被子，和我们滚在一个炕上，几个人都没睡意，一直聊到东方发白。

第二天一早，韩先生就要赶到县城，与慰问团会合，启程回京。我们不顾韩先生的劝阻，坚持要送他，师生几人下了塬，进了西河子沟，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边走边聊。初春的陕北，满目荒凉，不见一点绿色，颇有点风萧水寒的意境，几个人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西河子沟的大坝上。韩先生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再送了，山重水复，终需一别，韩先生低着头，和我们每个人紧紧地握手，然后一扭头，顺着坝坡上的小路，径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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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高高的坝上，望着韩先生的背影，突然，同伴捅了我一下道，韩先生好像是哭了，我定睛一看，韩先生的肩头抽搐着，手捂在脸上，踉跄地急走。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在学校几年，我从未见过韩先生动情，这铁一般的汉子，今天竟会泪洒黄土高坡，为了他的学生。

看到先生这样，我们心里何尝好受，又无法去安慰他，几个人便卯足了劲儿，一齐向坡下喊着：“韩先生，再见！韩先生，再见……”喊声在山谷中久久地回响，惊起了一群野鸽子，在树顶上盘旋。韩先生并没有回头，依旧急匆匆地走着，转过山脚，不见了身影。

多年以后，我也调回了北京，有一日，带着老婆孩子去参观母校，刚进门，就遇见了韩先生，他的头发全白了，身板也不似当年那么挺直，虽然近三十年未曾见面，可他还是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们聊起了那次送别的事，他说：“你知道吗，和你们分手后，我一直哭到了县城。”韩先生说到这儿，还很激动，可见此事在他心中印象之深。我心亦慽慽，但却没有跟着说什么感激的话，因为这种情意，实在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好在虽经漂泊，却并未沉沦，还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也算是对先生最好的宽慰了吧。

这条普通的又惹起人伤感的西河子沟，作为人生旅途的组成部分，已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中，我不知道今生是否还有机会再次淌过它的溪流。作为一个画家，兴许在某一天，我会在宣纸上涂抹出我的思念，但那绝不会是一张地形图，很可能是朦胧的一片。

来源：博客“陈幼民”，网络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