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68年7月底不论是毛泽东把老红卫兵和顽主帮给弄混了还是毛泽东把这些在街头骑自行车，弄钱，弄女人的中学生都统统称为流氓，总之毛泽东当时知道中学生大多数“逍遥”，小部分“流氓”！从67年上半年开始取代中学红卫兵历史使命的后来居上的大学红卫兵尽管在真正彻底打倒刘少奇等中央高层的“阶级敌人”方面立下了汉马功劳，但是到了68年7月由于武斗争权并杀了毛泽东“不宣而派”的工宣队员后，大学红卫兵也走上了穷途末路。本文不是专论文革的，到此打住。

总而言之，到了68年7月底，中学和大学没人搞教育革命就是了! 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68年7月底所界定的中学“流氓” 骑自行车在长安街上游荡，弄钱，弄女人的历史方面的资料梳理分析方面来。回首大历史，毛泽东自述提到他最早的革命教化是来自哥老会。他说：

“一九一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杀。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资料：
“哥老会（即袍哥会），与洪门（天地会）、青帮为清朝三大秘密结社，袍哥会的仪式、章程等，与洪门相当类似，袍哥会在清代初期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结社，后期与湘军裁卒关系密切，清末成为半公开的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重庆、湖南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是其他地区未有过的。在四川（以下四川均含重庆地区）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相差无几。”

毛泽东拉起一票人马上山落草也被民国政府说成是“土匪”，事实上毛初上井冈山也确实与“土匪”为伍。
资料；
“当时，井冈山有两股较大的绿林武装，王佐一股人多枪多，在山上；袁文才一股力量较小，活动在茨坪。但袁文才是一名共产党员。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高潮中，他率部参与了宁冈暴动，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11月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宁冈退到茨坪，为站住脚，他与王佐结拜为“老庚”（同年出生的兄弟），两股武装就成了兄弟部队。
1927年9月，毛泽东在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时，就派人给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送信，表达了与袁、王合作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愿望。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不知来者是哪路神仙，害怕被火并，立即开会研究对策。袁文才的文书名叫陈慕平，曾经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毛泽东讲过课。他告诉袁文才，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农运王”，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研究的十分透彻，又非常平易近人，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袁文才听后，觉得此人值得佩服，但还是心存戒备。他虽然已经入党快两年了，但毕竟人在绿林，一时不可能改变绿林的思维习惯。不管您是哪路神仙，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于是他写了一封逐客书：
“毛委员：
“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
袁文才叩 ”
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送信。信的内容似乎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见信后十分坦然。他知道应该如何与绿林武装打交道，仍然热情地接待了袁文才派来的信使，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够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要与绿林交朋友，光靠嘴说是没用的，得有信物，毛泽东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陈慕平、龙超清返回茨坪，向袁文才作了详细汇报，极力劝说他与毛泽东合作。袁文才表示愿意与毛泽东见面，但暗中埋伏了部队，以备不测。 10月6日，毛泽东如约来到茨坪大仓村。袁文才原以为毛泽东会带重兵前来，没想到他仅带了六七个人，而且连武器也没带，顿觉惭愧，下令撤走设伏部队，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林风和家的吊脚楼。两人相向而坐，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从上午谈到黄昏，袁文才欣然同意合作。临别前，毛泽东叫人运来100支好枪送给袁文才（后来又送给王佐好枪70支），袁文才让人拿出12个沉甸甸的竹筒作为回礼，里面装着1000元大洋。次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茨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此后，便有了对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的改编，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有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压寨夫人”），他们的介绍人是袁文才。

1928年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时，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此前一个月，王佐入了党。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在井冈山，毛泽东与袁、王两家几乎不分你我，称他们的妻子为嫂子。有时毛泽东在王佐家开会，王佐的发妻兰喜莲就为毛泽东杀鸡熬汤。
当时，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还被党内那些教条主义者视为旁门左道，对于他袁、王的关系更是大不以为然。不久，问题就来了。1928年底，敌人派重兵第三次围剿井冈山，毛泽东决定采围魏救赵之计，与朱德率部下山开辟赣南根据地，让彭德怀的红5军与袁、王的32团留守井冈山 .。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文件下发到湘赣边区前委，其中一个文件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按照这个文件，袁、王就是被消灭的对象。毛泽东在传达这个文件时，因袁、王在场，便有意跳过了这一段。待袁、王离开后，毛泽东给前委其他委员和相关负责人作了补充传达。大家听罢，一个个面面相觑。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边界特委的王怀、龙超清等人主张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但陈毅、朱德、谭震林等表示反对，认为袁、王是被逼上山，已经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不能再以土匪看待，而且红四军刚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一下子调头不利于改造其他土匪武装，特别是眼下还要倚重他们协助红5军守山，更不可出乱子。彭德怀因到井冈山晚，不了解袁、王，没有发言。毛泽东发言，他认为袁、王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王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根据地的巩固好红军的壮大，是立了功的，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后遗症。但是，湘赣特委书记邓乾元对毛泽东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意见不是凭空制定的（意思是有所指的）。不可否认，袁、王过去确属土匪头目。他提议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被接受，毛泽东提出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被通过。为了不引起袁文才的怀疑，毛泽东又建议任命其好友刘辉宵为前委秘书长。袁文才虽然不想离开井冈山，但最后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
事情似乎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也受到了效果。赣南发展顺利，一度占领井冈山的敌军也因要打军阀战争而调走，井冈山失而复得，形势变得对红军有利。
中共六大决定镇压土匪武装
据曾在井冈山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的陈士榘回忆说，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陈士榘说，这个行动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中央部署的行动的。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们带着部队火速赶往永新县城，一方面参加边界特委会议，另一方面部队要升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
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被埋伏在屋外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跃入一条河流，但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武装部队调转枪头
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会造成我们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被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所震惊，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永新县城。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这支几天前还在同蒋介石军队浴血作战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们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晓我军的作战方式，我军开始处处被动挨打。而且从此让我党在这一带背上了“过河拆桥”的名声。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作为井冈山的革命后代,几乎每年都受到当地的邀请和盛情接待,我也见到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这个错案影响了他们几代人。如果他们的祖父不被错杀，也是高级将领的后代，在北京或者某个大军区担任要职，即使牺牲也不至于身背恶名，过了很多年才平反昭雪。
他们对于指挥执行这次行动的彭德怀依然很有看法，认为彭德怀改变了他们几代人的命运,这可以理解。
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王被杀，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根据地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王佐             袁文才


毛泽东在井冈山

无声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7]，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无声

总体来说，新中国政权文革以前对黑社会处于绝对取缔状态。相比而言，文革出现的江湖文化具有特殊的色彩，即红与黑。时值今日，港台，欧美华人社会里的黑社会还很活跃，中国大陆也是，但文革时期与其相比还是有特殊的区别。

无声

在旧中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与江湖帮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资料：
国民党方面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即与帮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革命党人未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也未能找到发动农民的办法。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国内所依靠的革命力量主要是会党，在海外则依靠海外洪门致公堂。1908年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是发动会党。联合帮会进行革命斗争是孙中山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为了联合海外洪门(又称洪帮、红帮)，曾在海外亲自参加了洪门，被封为“洪棍 ”(元帅)。为了促使美洲洪门致公堂和同盟会密切合作，曾命令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致公堂，实行“堂内合作”，为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提供了先例。辛亥革命期间，由于上海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当时不仅孙中山重视在上海联络帮会，就是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物也重视在上海发挥会党的作用。例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属于秘密结社的会党性质)，在此基础上，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 光复会”，虽然也在浙江活动，但总部设在上海。
孙中山亲自联络黄金荣， 孙中山直接联络上海帮会的另一事例是对黄金荣的联络。孙中山和黄金荣的联系是以上海的清帮分子徐福生为中介的。徐福生本是天后宫(河南路桥附近)的一个清帮头目，手下有不少徒弟，因争夺天后宫的庙产，遂有“闹天宫福生”的绰号。此人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来到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工作。孙中山给徐福生写过一把扇面，徐福生拿了这把纸扇去见黄金荣，说孙先生是位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黄先生。黄金荣十分高兴，约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随孙中山到黄家。“黄金荣亲自邀请孙中山到楼上会客室。孙中山说，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
　　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黄金荣，大意是“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民众，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参加及经济上之援助，请黄先生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黄金荣平时与朋友间的经济来往比较小气，但收到孙中山的来信后，“居然一次拿出一千元交给徐福生转送孙先生，还通知虞洽卿也捐助了一笔钱”。孙中山接到黄金荣的捐款之后，写了回信致谢。由于徐福生奔走出力，孙中山又给徐福生写了两把扇面，徐福生特地把其中一把扇面裱好后装上镜框，悬挂在家中的客厅正中。孙中山曾给黄金荣先后写过几封信，黄的亲信中不止一人看到过这些信。
1920 年前后，蒋介石在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等从事物品证券交易所的活动。蒋介石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曾投靠黄金荣门下为黄的门生(当时黄金荣尚未正式入清帮，不能开香堂收徒弟，只能收门生)。蒋介石要南下投奔孙中山，黄金荣看在孙中山的情面上，资助了蒋介石旅费。”


共产党方面
“建国前后，面对各级公安部门镇压反革命的强烈要求，毛泽东一度“不够积极”(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并把帮会组织排除在“反革命分子”之外。毛泽东的顾虑从何而来？
一方面，中共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2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红帮内部，成功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随后，包惠僧、陈潭秋同样借助帮会势力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罢工的经验，打入青帮组织，在上海掀起了五卅运动。
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古往今来各朝各代都无法取缔黑社会，只要他们不造反起义，不试图推翻政府，当政者还是默许他们的存在的，实际上是不得不让黑社会分享一部分社会资源并容许他们在地下运行一部分官家控制不到的社会权力。但是黑社会也好，会党也好，这批人都没有固定的政治观点，例如上海青红帮一方面在“四一二政变”中帮助过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但是其中有人又营救共产党，上海地方志记载：

“ 1927年，青帮头目顾竹轩营救上海工运大队长姜维新，受到周恩来的赞赏，此后顾即与中共有联系。1929年，杜月笙经帮会人物张尧卿等介绍，邀暗中加入中共的杨度为挂名秘书，并专送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一幢别墅。杨度多次规劝杜月笙，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等在杜公馆召开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送1000具荷兰造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共的救国活动。上海帮会掩护周恩来堂弟周恩注，为中共募集教育文化经费。抗战胜利后，杜月笙、黄金荣等继续与中共合作。抗战时期，杨虎也与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洪门峪云山山主徐朗西自抗战时与中共来往后，逐渐关系密切，常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被捕革命人士。根据中共代表胡振英指示，联络洪门控制的码头、三轮车同业公会，迎接解放。1947年，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张执一与红帮五圣山山主向海潜谈话，要求向认清形势协助共产党；向后来经常向中共提供如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战区人员调动等情报，经共产党的要求，联络部分帮会头目，在去台湾前相约不为国民党所用。黄金荣通过杨虎与中共联络，并接受中共的建议，留在上海，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交400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和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命属下不要参与国民党临逃跑前的大屠杀，安分守己，并掩护地下党员，立功赎罪。”

尽管黑社会没有国共两党那样的政治信仰 （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他们有一套传统的道规，讲究义气，邓小平说过香港的黑社会有很多人是爱国的，据说邓小平访美就受到过三合会的暗中保护。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黑社会帮派团体的容忍是有限的，毕竟共产党是不容许任何人分享社会权力的。最主要的是共产党搞的是计划经济，虽然还保留市场，但基本上没有市场经济，已经没有江湖帮派独立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空间。通过建国后一连串政治运动，例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黑社会终于在新中国几乎绝迹。

无声

所谓黑社会终于在新中国几乎绝迹，就是说还没有彻底根除。文革前城市犄角旮旯的胡同，里弄，街头巷尾还有些顽主和佛爷苟延残喘，但在社会大众生活里已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国家政权构成威胁。那么文革中京城等地出现的“小混蛋现象”应该归入哪一范畴？ 还有红卫兵的各类战斗队怎么算？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司令，副司令，而且还敢于冲击政府机关，揪斗国家主席，抢劫军火，截断铁路，似乎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 但红卫兵组织与水泊梁山最大的不同是红卫兵是在红朝里由党的主席支持去造国家主席的反，而水泊梁山是与朝廷对峙的军事割据。说来说去红卫兵倒有点象义和团，义和团当年提出“扶清灭洋”并且进京攻打西方大使馆。红卫兵当年提出誓死保卫毛主席，火烧英国代办处。

我记得文革初报上有篇文章《红灯照》，是赞扬红卫兵的，在网上搜出相关资料：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在文革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10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注: 义和团在天津独有一种专收妇女的拳会，叫红灯照。入会妇女统统穿了红衣  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被称做“黄连圣母”，传说功法也了不得。入了红灯照的妇女，跟着这位大师姐在静室习拳，用不了几天，就能得道术成。一旦术成，持了红折扇徐徐扇动，自身就能升高登天，在空中自由飞翔。这时右手的红灯投掷到哪，哪就是一片烈焰火海，其威力宛如现在的轰炸机了。

无声

文革初期党报把红卫兵比喻为义和团，这就有意思了，什么是义和团？

资料：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义和团所起源的山东飞地（今邢台市）
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5、斧头帮说，最扑朔迷离但也最有权利的，和其他起源不同，是义和团成就了斧头帮，而不是起源于斧头帮。总的来说：白莲教→义和团→斧头帮，期中中间夹杂的很多分支结构混乱，包括以上的大刀会和青帮、洪门、袍哥等，总的来说是中华民族民间义士的结晶。

无声

文革最早的群众运动是停课半年出现的学生运动，旋即自发的或被发动的出现了中学红卫兵运动开始了群体性造反，党的最高领袖发表《炮打司令部》并8次接见以中学红卫兵为主题的全国中学生造反派，此后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全国在校学生由党中央最高领导发动的停课专职造各级学校党委和教职员的反的学生运动, 那时工农兵还在一旁干瞪眼，更想不到他们后来会按兵工农的次序来收拾这帮红卫兵小祖宗。这与过去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有根本区别。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曾派工作组沿用反右的做法试图“镇压”红卫兵运动，受到党的主席的严厉指责，党内斗争将学生运动引入中央高层和社会上，随即出现批斗甚至肉体虐待学校老师和各级干部以及在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砸抢出现了，最后出现了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据说是那些被冲击的中央高层领导利用子女发动的红卫兵保皇派系的反扑（也曾造反），即联动。然后就是党中央发动文革一派逮捕联动头目，然后联动被放出来后退出革命融入新中国的新江湖，然后。。。。。。然后。。。。。。然后。。。。。。

无声

1967年夏天，联动头面人物们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从此销声匿迹。其全过程如下：

资料：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据点”，抓捕139人。
1月25日，三万多名群众联合捣毁联动最后据点八一学校。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组织在此举办“联动罪行展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参观了展览。大量批判联动的材料被印制。
4月22日毛泽东下令后联动成员被释放。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 ”

红卫兵运动中并非人人都参加了联动，象是李冬民，曲折都成为文革新阶段的中学红卫兵领袖。


1967年3月25日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到会表示祝贺，江青讲话，要求红卫兵听从号召回校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二十五中李冬民被推举为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4月3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接见学生代表，康生、江青在讲话中批评负责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中学红卫兵里一度受挫的一部分人很快贴出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4月4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又接见中学红卫兵，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晚上，江青又接见中学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贴卫戍区的大字报覆盖。这样，两次参加接见的中学红卫兵就贴出两种不同的标语，一边拥护江青四三讲话，一边拥护江青四四讲话。从此中学红卫兵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排。
四三派不接受“联动”和“老红卫兵”成员，自己不用“红卫兵”名称。四四派认为“联动”和“老红卫兵”成员可以接纳，红卫兵名称我们也可以用。谢富治、高校原“三司”派支持四三派，负责军训的卫戍区支持四四派。李冬民自己属于四四派。”

无声

由于文革最早的红卫兵运动主力（西纠，联动等老干部子弟）为保老爸从而阻碍了揪走资派的战略部署，因此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红卫兵组织陷于四三，四四两派的内斗和派仗也跟不上中央文革的要求，因此中学红卫兵基本上全体落伍，让位给中央文革新宠，例如蒯大富那些大学红卫兵，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1967年4月8日
北京十多所高校和单位在民族文化宫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阵，数百人受伤，开创北京大学红卫兵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

1967年4月10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30万人的批斗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名所谓“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押至大会“陪斗”，“盛况空前”，成为“文化大革命”召开的批斗会之最。首都各高校红卫兵纷纷揪斗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以示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

4月26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其他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杨秀峰、张鼎丞、吴德峰等人被“揪出示众”。

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联合在北航体育场批斗彭德怀、张闻天大会，彭德怀、张闻天被揪斗，会后还被押游斗。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天安们广场召开百万人庆祝大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中南海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了人身攻击，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8月25日，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召开批判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国防科技路线”大会，对彭德怀、罗瑞卿等人进行了批斗。

北京红代会政治部负责文宣的曲折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求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一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当我们在自己的“旗子”上写下‘土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

1967年10月，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不去揪斗走资派跑出北京去上山下乡，结果追随者寥寥。当然，大多数中学红卫兵退出文革战场“逍遥”去了。然而，还有一部分北京党，政，军各机关大院里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在城区商场，饭店，公园，溜冰场游荡，这中间就有昔日的西纠，联动成员。这批人流行的装扮就是父辈的将校呢，榨蚕丝军装，进出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等高级餐馆。虽然这些人在北京中学红卫兵中是少数，但他们出入在城市的闹市区就成为有特色的风景线。这批人往往以各大院为基地形成以某个灵魂人物或“大腕”为代表的老三届帮派。


总体而言，1967年秋冬之际，北京各大院的老红卫兵们之间还算相安无事，他们的交际场在北海滑冰场等处，互相之间你来我往都熟悉了。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小混蛋出现在这些人面前，他是揣着匕首来的。。。。。。

方外山庄

知青－代需要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