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应邀整理回忆录,现分段发表。) 1968年10月18日,我们60多名同学乘着红旗飘飘的大轿车,到渭北高原一个叫帝王公社的地方插队当农民。一个旧的棕箱子里是我简单的衣裳和几本书,由同学们帮忙放上后面跟的大卡车。我揪着一个铺盖卷,被面很新,蓝色的底子上缀满星星点点的小花。那是我妈妈用光了家中的布票,在西郊劳动路的百货店里扯的。 跟我一起上车为我送行的,有妈妈,还有我的两个"闺中密友"。妈妈当时是"走资派家属",爸爸停发了工资,靠妈妈一个人的微薄薪水养活我和弟妹4个。那天妈妈穿了一件厂里发的劳动布工装,那年她48岁,是那么的年轻淑雅。 我的两个"闺中密友"抱着观察者的身份来送我,她们当时还是后续被动员的下乡对象。到大队天色渐晚,汽车要回程。突然,两个人哭起来,一忽儿就变成号啕大哭。村里的屋舍树影懵懵懂懂,点点不亮的灰暗灯火。我在车下对她们挥手,她们的眼泪在我心里一点也没有溅起波澜。我沉浸在初来的喜悦中。我知道,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自己,这是一场全国性的革命风暴。 清晨起来不刷牙不洗脸就下地了。头一晌干活是掰苞谷,提着担笼到村口一瞅,啊,田野一望无际。这地方是二道塬上,地势相对平坦。秋庄稼地里半黄半绿萎顿着成熟的玉米、地垄里杂杂丛生着不知名的野草野蔓、还有不知藏在那里突然蹦出来的小昆虫……。不亚于一场天南地北交响乐。 玉米地里露水很重,几担笼玉米掰下来,穿着的解放胶鞋湿了,裤子下半截也淌湿了。朝玉米地里钻的时候,我只当是朝战场上扑,义无反顾。耳边、脸颊边哗啦啦被玉米叶子割得很疼,手上沾满了粘糊糊的秸秆桨汁。一切都可以忍受,一切都全然不顾。 带我们干活的是村贫协主任兼赤脚医生二宝。他一直笑眯眯地瞅着我们,高一句低一句地拉呱着家常。三天以后,生产队宣布:由新来的知青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就这样,我经过贫下中农"考核",当上村官了。 每天早上,老队长敲响饲养棚外老槐树上的铁钟,我就一个箭步跳下炕,揉着迷瞪的眼睛,提着农具家什,挨家挨户催促妇女上工。老队长50多岁了,深沉不露,一脸慈祥。他敲毕了钟,就往饲养棚墙脚一靠,随便圪蹴到树下。对抄着手相继踱到跟前的铁队长、李队长、恩虎等,像是喃喃自语,其实是布置今天的农活,或者提醒最近节气上要留心的事情。我是妇女队长,每天跟所有女人一样,挣7个工分。一年下来除了基本够吃的口粮,我总共能分得20元人民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