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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 人生的岁月像条河（第一部分）
张文通
(人生的岁月像条河本文以第三人称写成，文中的“他”即作者张文通本人）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歌，汇成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人们心弦的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幸福和欢乐是那么多/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每当他听到这首动人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就眼噙泪花、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随着那拨动的心弦，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一
那是1962年9月，他从葛布二校考入抚顺七中。从那时起，他就怀揣着一个上大学念大书的梦。在七中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平时同学们有不会做的题都愿意问他，上自习课时他为同学们作辅导，俨然一位“小老师”。
转眼间到了1965年，每个同学都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抉择。在第一志愿栏内，他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抚顺市第一高级中学”；第二志愿以后填报的都是中专。班主任老师对他说：“你还是报考抚顺七中的高中部吧，这里的教学质量也不错。”他说：“考高中就报抚顺一高中，考不上就去读中专。”虽经班主任老师的几次劝说，都没能动摇他报考抚顺一高中的决心。因为他是奔着上大学念大书的梦想而去的。不久，录取通知书寄来了。上面写着：“×××同学，你已被我校录取……”下面盖有抚顺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印章。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兴奋不已。因为抚顺一高中是当时抚顺的最高学府，省重点高中，也是抚顺唯一的全国学联委员单位。当时的团委书记丛树青和学生会主席秦世家，都曾在学代会期间，受到过刘少奇主席的接见。更重要的是他为上大学念大书的梦想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父亲在抚顺石油一厂工作，当年大庆石油学校也在石油一厂招收职工子弟的应届毕业生，父亲给他报了名。在接到抚顺一高中录取通知书后，车间主任还问他父亲，你儿子还上不上大庆油校了。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坚定地说：“咱家祖祖辈辈没有念大书的，我要上高中，考大学，念大书。”
1965年9月1日，他无比兴奋地走进了抚顺一高中的校园。那个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情感淳朴，毛主席让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毛主席说要解放全人类，他就时刻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毛主席号召学雷锋，他就在校园里打扫卫生、修厕所，自己还备上了针线包，坐公共汽车主动让座。他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管把他拧在哪里，他都会在那里闪闪发光。其实，那时的人们都在这样做，大家心里都装着世界革命。1960年挨饿，人们以野菜代食品充饥，以树叶、杏条面度日，但没有一个人去偷去抢，这和现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现在是腐败成风、盗贼横行，“黄赌毒”屡打不败，坑蒙拐骗屡见不鲜。
进入抚顺一高中后，他被分到一（1）班，是俄语快班。抚顺一高中的学习氛围很浓，不用老师督促同学们都能主动自觉地学习。抚顺一高中地处劳动公园东侧，同学们都喜欢到公园里去读书。尤其是夏日的清晨，这里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一派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景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一所理想的大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
可是好景不长，没等一年级念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平静的校园喧闹起来。运动一开始，他如堕五里雾中，全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这样，他还是被卷入了这股激流和漩涡。“516通知”发表后，他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当时又不知发动“文革”是错误的，所以他义无反顾、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了。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在校园内掀起了一股写大字报的浪潮。起初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表决心的，如怎么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决不让资本主义复辟等等。6月3日，三(4)班一名同学贴出了一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校党支部。那时候给党支部写大字报可被认为是反党啊，所以校党支部马上组织学生干部开会，要求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会后学生干部们回去做工作，就成了“保皇派”。6月20日，二（5）班的同学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鸣不平，在政治课上与老师发生激烈辩论，又被打成“反革命黑窝”。对于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他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支持。
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听党的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哪里艰苦哪安家”。他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脑海里深深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烙印。早在小学的时候，他就和同学们抬着小黑板在路口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凡过往行人都要停下来念一遍总路线的内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念下来的就可以走了；念不下来的要停留一下，教他们念，直到念会为止。现在听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他一定要站出来，打倒这一小撮钻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3”事件后不久，又有两名高三同学站出来，在大字报中对上述两起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并指名道姓地批判校党支部不支持学生搞文化大革命，阻挠压制学生运动的问题。至此，在校园内又掀起一股猛批“走资派”和“保皇派”的“红色风暴”。同学们都向这两位同学投去敬佩的目光，他也认为这两名同学真敢干，是好样的。
与此同时，有些同学成立了抚顺一高中第一个文化大革命学生组织“红学会”，同学们都纷纷围前观看。他心里犯嘀咕，这学生组织是谁说成立就可以成立的吗？于是他写了一张“不走群众路线的学生组织——‘红学会’”的大字报贴了出去，受到同学们的啧啧称赞。
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学们个个都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满腔热血、激情四射。人人都积极主动，不甘落后。由于他出身好，表现好，1966年8月被推选到抚顺市文化大革命宣传队。在这期间，白天他和宣传队员们一起，坐着卡车，敲锣打鼓，到全市各区散发传单、煽风点火。晚上回来吃住在市委党校，写文章、印传单，第二天又早早出去宣传了。宣传队员饱满的革命精神，十足的革命干劲鼓舞着他。他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干，经常是从清晨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的《让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的宣传文章得到宣传队长的好评。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此掀起革命大串联的高潮，火车上已人满为患。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红卫兵长征串联的通讯，深深打动了他。他开始打点行囊准备出发。有一天，他碰到了三（3）班的张长江，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他俩一拍即合，很快就组成了一支长征队。成员有：张长江、王庭晖、宋伟勤、孙振起、马骏、李杰、周世杰、金锋、柴国斌、徐思群、魏永泽、王佩官和他，共13人。长征队的队名定为“革命长征队”，路线是从抚顺出发到延安，再从延安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到瑞金。10月22日，这13人面对革命长征队队旗向毛主席宣誓：“我们革命长征队队员向您老人家保证，要以顽强的革命斗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走红军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宣誓过后，李杰打着大旗，每人手拿着一杆红缨枪，背着行李，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延安走去。
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一次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虽然距离很远，但还是能够看清毛主席的脸庞。第二次是在西长安街，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这次看得非常清楚。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停地向红卫兵招手。“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是他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的时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啊，还有什么比见到毛主席更激动更幸福呢？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长征路上，每次出发前他都打前站，他从不抄近道但走得比谁都快，这让有的队员很生气。队长张长江组织大家急行军、夜行军、连续行军。有一次连续行军240里，队员们边走边睡觉，真可谓是走着睡、睡着走。还有一次走到良乡已近半夜，没有住的地方了。队员们只好住在草棚里，地上铺上草，倒在草上就呼呼睡着了，这可是冬天哪。
1967年1月，长征队翻越太行山来到山西广阳，在这里休整时，传来了“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于是，他们从太原坐上了返程的列车。“走红军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誓言就此中断，革命长征队宣布解散。长征一路走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品质，还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儿、好身体。
1967年3月，他和本班同学石新明、葛启敏等5人成立了“虎山行造反团”。至于怎么造反，造谁的反他并不清楚。5月，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抚顺一高中“井冈山兵团”。这时派性斗争已经开始，抚顺市分为两派，一派以“抚联”为代表，另一派以“红工联”为代表。“井冈山”是站在“红工联”这一边的。
派性斗争一开始是唇枪舌剑的口水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服谁。在市人委（市政府）门前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广播车大喇叭震天响。虽然他不能冷静辨别是与非，但是他觉得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是没有错的。殊不知人家“抚联”那一边也是工人阶级，参加“抚联”也是没有错的，派性斗争实际上是自家人互相掐起来。打倒“沈、苏、陈、蔡”成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目标。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造反派，都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论达到白热化，甚至是攻击和谩骂。“沈、苏、陈、蔡”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打倒他们，双方并说不清楚，只要打当权派就行。
1967年7月，派性斗争进一步升级，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给双方以口实。双方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去弄枪、抢枪，并以兵刃相见，哪还有什么“文攻”。两派各自占据着自己的“地盘”，有时双方还攻抢对方的“地盘”。市区弥漫着火药味儿，居民们都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江青是造成全国武斗的罪魁祸首，是她把派性斗争变得更加剧烈，是她把人们引向了派性斗争的深渊。武斗是极端错误的，文攻也是非常不对的，你攻谁呢？双方都是工人阶级，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搞窝里斗吗？是江青把全国形势搞得一片混乱，她好在乱中篡权当女皇。她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纯属一派胡言。
1968年金秋，随着西去列车汽笛的一声长鸣，他远离了希望和梦想，青春岁月的河不知该流向何方？
二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从来不认命，但命总是和他开玩笑。他家里很穷，从小在苦水中长大。他盼着有一天能买个糖发面吃，盼着有一天能买根冰棍舔，然而连这最起码的期盼都难以做到。于是他发奋读书，想上大学、念大书，借以改变这种困窘。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满怀信心，充满希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什么志向、希望都化成了泡影。他想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然而连他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何谈救人。
下乡以后，他想这下可完了，这一辈子就交代给农村了。怎么办呢？面对现实吧！要干就得干出个样来，让那些人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学会了赶车、扶犁、掐高粱、铲地、扬场、簸簸箕。他认为自己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就这样窝囊一辈子，将来还大有希望。
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广阔天地走进校园，从莳弄禾苗到培育“花朵”，实现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参加教育工作后，每个寒暑假都要办学习班，对照“两个基本估计”认真检查自己，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对“两个基本估计”非常反感。怎么能说解放17年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呢？又凭什么说我们的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认为自己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怎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的观点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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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 09: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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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3 22:2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