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帆过朋友提起：“说起新疆知青，比其它地方的知青更不易，因为路途遥远，假期有限，回乡探亲变得十分珍贵与艰难”。 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我的心中波涛翻涌，五味杂陈。已经被深深地埋藏在大脑中的记忆，此时此刻清晰地又浮现出来。是啊，回家探亲，在当年，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期盼、令人向往的事啊。不妨就以它为题，展开对当年支边生活的回忆吧。 当时的政策，未婚的支青，每两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时间为15天（包括路途耗费的时间）。我在南疆阿克苏工作，距乌鲁木齐1046千米。坐长途汽车需走6天5夜。乌鲁木齐到北京，大概是3770千米。坐火车是4天3夜。从北京到天津虽然说只有120千米，从中转签字、等车、上下火车、一直到家，少说也要半天时间。总的行程5000千米稍弱。理论上单程就要10天到11天。显然，这个规定在南疆行不通。于是，当地政策规定，除路途外，在家可以住10天。大概总的假期为30天。 我第一次回天津探亲，是1968年8月。时隔1964年6月离开天津已经4年多了。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一切都混乱不堪，陷于停顿，谁还有心思顾及到你的探亲假呢。其间，很多支青趁着乱胡劲。或以“大串联”的名义，或者不以任何名义，就回家了。而我们，则规规矩矩，坚守在工作岗位。不想走吗？想。只是没机会走。有政策：银行职工不许参加当地的一切文革的活动，所以没有任何借口假公济私地走。私自走？挺好的银行的饭碗，回来以后还让不让再端起呢？因此，只有乖乖地等到革委会成立，探亲假恢复审批后才走。 坐上汽车虽说有即将回家的喜悦，但更多的是担心和恐惧。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一路的气氛却是十分紧张：那时，新疆公路上奔驰往来的汽车鸣笛，不是“滴、滴，滴--滴”的四声，就是“滴、滴，滴--滴--滴”的五声。这当然和派系有关。四声代表“打倒武光”，司机就属于“一、三”司（第一、第三造反司令部）观点，属保皇派。五声代表“打倒王恩茂”属于二司（第二司令部）观点，属造反派。因为喇叭声而造成的司机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最为可怕的是沿途中两派设置的卡子。一群群农民（以维吾尔人为主），手持长矛，大头棒，气势汹汹地站在路两旁。身边地上放着拖拉机作业用的镇压器，用粗麻绳栓着。听见不同观点的鸣笛声，即立即将它拉到路中央，将汽车阻停，把司机拉下汽车就是一通暴揍。其中以新和县大尤都斯公社附近为烈。我乘坐的大轿车的司机在开车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乘客，碰上类似的检查，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哪派的。因为不知道是哪派在设卡，万一碰上对立派，麻烦就大了。自己吃苦头不说，连累全车乘客都要受牵连。司机自己也特在意，鸣笛就是一、两声。所幸一路无事，平安抵达乌鲁木齐。至于路途中的情景，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描述。有兴趣者，可在老论坛中查找阅读。 汽车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专门设有一站。下车后即需要爬山。因为乌鲁木齐火车站修建在妖魔山的半山腰。买票的细节记不清了。反正是买上硬坐票了。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也不需实名制。但是，需要县以上革委会的探亲证明。因当地粮食局不给全国粮票，只给地方粮票，所以买上车票以后，，就需要去专门的火车站全国粮票兑换处去凭火车票，把新疆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限量30千克，多一点都不行。地点在山下，长江路和扬子江路的路口，就在现在新疆饭店的位置。当年很荒凉的一个地方。一个很陡峭的下坡底下，一间低矮的平房。为什么我对它影响深刻呢？那是因为1972年我第二次探亲是在冬天，乌鲁木齐冰天雪地，就在这个下坡我连着滑倒了三次，摔了三个屁股墩，引得路人哈哈大笑。当时我心中就骂过当权者：为什么不把它设在火车站附近，徒然让旅客多爬一次山呢；为什么不修在平地，非得有这么个陡坡呢？就是到今天，社会发展了，不如意的事还是很多。乌鲁木齐大部分商铺门外的台阶，铺的都是瓷砖一类的东西。当冬天，上面铺满雪的时候，你踩上去，什么境遇，什么感觉，什么心情？搞得粗糙一些的，防滑的，不行吗？所以，不算是题外话，尽管我在新疆工作了30年，而且在乌鲁木齐上了两年学，乌鲁木齐又是新疆首府，但是我对它却始终不感兴趣。原因就是乌鲁木齐的冬天。基本上乌鲁木齐十月就见雪，次年5月才能化完。一年中八个月在冰天雪地中生活。雪下了化，化了冻，路面像镜子一般光滑；春天化雪，到处泥泞。直到五月中下旬雪化干净。哪里比得上阿克苏，一年难得见一场雪。一年四季蓝天白云。当然，沙尘暴天气偶尔发生。那时，还没有乌鲁木齐直达北京的火车。要么坐54次到上海的车，在郑州中转到北京。要么坐到兰州中转到北京。我第一次探亲，选择到郑州。那时还没春运，但是出疆的火车，哪一趟都不比现在春运的人少。过道、厕所甚至行李架上都是人。上个厕所，要从人头上滚过去，挤进厕所，不管羞和臊了，众目睽睽之下解决内急了。一直到郑州，都是如此。因为54次只卖郑州以远的票，所以，只有上车的，没有下车的。 到了郑州，第一件事就是花一毛钱在车站广场上买了一盆热水，畅快地洗了一 个脸。三四天，没洗一把脸、没刷一次牙。喝的水是从站台上卖开水人手里买的，一毛钱一缸子。然后就去排队中转签字。人山人海呀。等签好字 ，早已经是饥肠辘辘了。找到车站公家的食堂，写的是“烩面”。新疆的烩面，也叫揪片子，或者汤饭。酸辣汤里放上羊肉丁，各种蔬菜丁，然后将按扁的面剂子揪成指甲盖大小的面片，直接揪进汤锅里，可好吃了。当时，两毛钱一碗，不要粮票。我在郑州火车站吃的烩面，四两粮票，四毛钱一碗。不送的，自己拿牌去取。工作人员盛饭的时候，望着那盆大的碗，心中暗喜：这么大的碗，可以好好地慰劳慰劳肚子了。等烩面拿到我面前，却大失所望：哪里是什么烩面，就是挂面汤嘛。满满一大碗，黏黏糊糊的，上面撒了几片青菜叶。尝了一口，糊不烂臭的，糊锅的挂面汤。我伤心啦，甩下它，买了一只道口烧鸡。啃着烧鸡，心情又好起来了。 从此，再也没到郑州中转。倒也不是因为一碗骗人的烩面。而是因为，一，乌鲁木齐有了直达北京的69次快车；二，有几个中学同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了兰州军工厂，我每次探亲都要到兰州和他们见面。一直到1990年因为出差公干，我才有机会第二次到郑州。在车站附近的小吃摊上要的羊肉烩面。不错，就是那个味道。 郑州到北京，南来北往的、东进西出的火车就太多了。顺顺当当坐上火车，一路无话。到了北京，依旧是先排队中转签字。办完之后，跑到车站餐厅，买了四个猪蹄，又要了一碗用粗瓷碗盛的啤酒。记得猪蹄是一毛钱一个。啤酒多少钱一碗，回忆不起来了。反正不贵。酒足蹄饱之后，背着行囊去天安门广场了。说来惭愧，虽然天津离北京这么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它（虽然我小时候在北京住过，而且亲戚也很多，但毕竟是儿时，记忆全无了）。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天安门城楼以及毛伟人的像，真的是热血沸腾啊。以后，进京次数多了，习以为常了，新鲜感没了，也不激动了。到了现在，似乎把去北京视作畏途了：那道路堵的，那地铁挤的，那的哥牛的，唉。 到了天津，近家情更怯。一切似乎是那么熟悉，可是又是那么陌生。道路变窄了，是新疆的戈壁使我眼眶变大了？房屋变矮了，是我的个子长高了（我当年去新疆时身高169厘米，回来时是180厘米。新疆的饭食，使得我节粮渡荒时曾经被饥饿摧残过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车拥挤的不习惯，人拥挤的不习惯了。新疆，一马平川，闭着眼开车，撞不上人；在马路上翻跟头也撞不上人。繁华和荒凉的强烈反差，使我已经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了。可是。那浓烈的乡音，的的确确让我感受到了，这就是天津，就是我离别了四年的家。同时，也隐隐地有一丝地悲哀：我已经不是这里的人了。他们会怎么对待我呢？后来，有一件事证实了我的预感。怀着忐忑地心情敲响了家的门。门开了。一个小姑娘探出头来：你找谁？我看了看，似曾相识，可又不敢确定：你是三妹妹？我是你大哥。没等她回答，门又被关上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我的最小弟弟关上的。他是1963年出生的，我64年去新疆时他才一岁半，不认识我呐。隔壁邻居听见动静出来帮我叫开了门。父母都去上班了，大妹妹、二妹妹在学校。家中只有两个学龄前儿童。小妹似乎记起我来，开始和我说话。小弟依然陌生，躲在门后不出来。直到我拿出新疆土特产引诱，才出来。我问他：我是谁？不说话。再问，你哥哥呢？回答：我哥哥在新疆了。一来信就来了。想必时父母一接的我的信就会对他说：你新疆的哥哥来信了。五岁的孩子，理解和思维能力也就如此了。直到现在，我们还拿它作为谈笑的资料。 母亲回来自然是痛哭流涕。儿行千里母担忧。远行万里的孩子会到身边，高兴之余，眼泪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离家之前，但好像又多了点东西，那就是客气，拿我当客待了。别人怎么感觉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实感到，在和家人的接触中，这种客气，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一次探亲，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邻居们纷纷请我吃饭。好吃不如饺子，家家请我吃饺子。如同待贵客，在蘸的醋里还专门放好多香油。当时，我是我们那一片唯一一个离家远行的人，先行者吧，挺稀罕的。没几个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开始了。家家都有出远门的子女了，司空见惯，就不稀罕了。第二件事是，忘了什么事，我和大妹妹起了点矛盾，似乎是我说了她几句，她不服气了，冷不丁冒出来一句：你是哪来地，凭什么说我！一锥子直刺心脏啊。喷血！母亲下班回来把大妹妹打了几巴掌，哭着说：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们说这样的话，你就偏偏要说。大妹妹那时可以说还小，刚15岁，不通，或者粗通人事吧，可以理解。但是，母亲为什么会提前就给她们打预防针了呢？我那时也不成熟，差一个月不到21周岁。人情世故差得远呐。尽管如此，我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和家人的关系，已经开始疏远，我在家中的地位，已从长子长孙，堕落到了任嘛不是。从那时开始，不刻意去记忆，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在脑海中已经淡得没有了颜色。终究，刺已栽下，是无法摘除了。
| 
发表于 2015-6-6 07:00:51
收藏
发表于 2015-6-7 11:18:16
发表于 2015-6-19 21:05:12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