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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6
路在脚下（四）
张重辉
瞎房东
有一年拉脚，因为与会战的指挥部联系得好，有了固定的运输路线，于是我们租了盘山县城内的一家居民的东屋。他家离辽河有二里多地，吃水要到辽河去挑。这条河究竟是叫辽河，还是叫双台子河，我也弄不清。据说盘锦和营口都为本地是辽河入海口而争执不休。一位专家说，辽河原来是在营口入海，后来浑河、太子河与辽河分家了，浑河和太子河合并后在营口入海，而辽河在盘锦入海，不知真假。因为这里不能打井，井打浅了，水苦，要打几十米深井才行，个人家哪有这么大能力！我们去了两台大车，六匹牲口，两个车老板，两个跟车的，一个伙夫兼饲养员，就是我。白天我要到二里远的大河去挑水，每天需要六挑水，一挑水要用四五十分钟，所以每天挑水就得三个多小时。挑来的水用来做饭和饮牲畜，还要给房东带出来。晚上我就负责给牲畜喂草料。天不亮，老板们出车了，我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的早饭是我做的，午饭到外面吃，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晚上他们回来得早，我就给准备晚饭，如果在外面吃了，我就自己对付一口。
房东家有三口人，老两口子带一个儿子。儿子比我大几岁，那时不到三十，还没成家，是个盲人。这个盲人会算命，当然准不准是另一回事儿。老爷子对我说，让他学算命，是为了老人百年之后，儿子能有个谋生之路。那时盲人谋生的方式比起现在来要少得多，可能除了算命也没什么了。他算命的工具还真不少。他有一只小黄鸟，平时在笼子里，算命时可以放出来，在一支筒里用小嘴叨出一张小帖子，送到他手中。他用手一摸，就会念念有词地说起来。我无事的时候经常与这个盲人大哥闲聊，也叫他给我算过命。他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出生时辰，然后就对我的生辰八字进行分析，说我命里土多。我说可不是土多，现在来种地了。我让他算我什么时候能回城，他算不出来，只是说早晚能回去。来找他的都是盲人，一天要来几个，这次我可看到盲人联欢会了。他们在一起时经常吹拉弹唱，很是热闹。盲人大哥的另一绝活，就是他简直就是盘山周围几百里的活地图，盘山、大洼、台安、新民随便问他一个地方怎么走，他都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走什么路，在哪里拐再走多远，好像他都去过似的。这位盲人大哥现在也过了古稀之年了，不知是否还健在。
在盘锦的那些日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都忘记了，而上面写的这些，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中了。
“九一三”前后的记忆
吴家公社的东边，是国营新立农场。这里原是一片草甸子，解放前是“胡子”的老窝，新立农场除了生产粮食外还生产饲草。而我们生产队每年都要去买饲草。每年开春时，都要向农场买下多少亩地的草，有时是秋天去收割，有时是夏天去收割，夏天去收割的多是用作青饲料。向农场买下草后，不能马上去收割，草还在生长，就要派人去看护，这就叫“看草田”。我就做过看守草田的人。
1971年的夏天，我被生产队派去看守草田。这年夏天，我由于给同学写信，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些牢骚不知怎么被大队知道了，结果受到了批判，说我对党不满，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原来我是大队报道员，也给撤了。这年的知识青年回城，我也没有希望了。这批同学抽回抚顺上师范，而我由大队回到了生产队。不过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对我还没什么看法，生产队长就让我去看守草田，在那里我经常到杨铁民家。
杨铁民是新立农场排灌站的技术员，在这儿是个文化人。他是我们队社员赵广学的姐夫，而赵家是队里的一大家，因此二队的青年都叫他老姑夫。我看的草田就是新立农场的，租的那块地离他家不远。我常常到他家与他闲谈。都是文化人，也就谈得来。那时他可能有四十多岁。这个人个子不高，很像今天明星曾志伟，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过脸可是抽抽吧吧的，有些像闫顺开，说起话来也非常幽默。他们夫妻没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身边，我在他家时只见到他们夫妇两人。他的妻子是我们生产队赵家的姑娘，对娘家来的知识青年当然也是非常热情。有时我也在他家吃饭，陪他喝点小酒。
一天，大概是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又到他家串门。他家的墙壁上也是用旧报纸糊的。那时文化生活是没有的，书也看不到。在农村，就这样看看墙上的旧报纸也可以消遣。有一张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一件重大活动的报道，那时对重大活动的报道，总是要登出一长串的名单。今天这种现象也不时地出现，好像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谁还在位上，谁不在位上了。而那时这个上来那个下去的，大家也搞不大清楚。
那天我正在看墙上的报纸，老杨在我边上转来转去。一开始我也没理会，后来他在旁边时不时地说些话，像是要向我说些什么，比如说某些人好一阵不出来了，我也随口答应。但他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悄悄地对我说，林彪出事了！他说是听外国电台说的。那时的外国电台，我们能听到的基本上是两个台，一个是美国之音，一个是莫斯科电台。但那时这叫偷听敌台，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至少是要被批判的。所以除了信得过的人外是不会说的。他讲完之后，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别人讲。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不敢对别人讲，何况在那个地方，天苍苍，野茫茫的，除了老杨夫妇外，就是荒凉的草地。会对谁说呢？
不过时间不长，就开始逐级传达了。一开始是小范围的，不久地球人就都知道了。
我的一次笔墨之灾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了。我们这些曾经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有几年了。想当初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我们，现在是面向黄土背朝天了，革命的热情逐渐地被生活的现实所代替。同时也在回顾过去的岁月，自己的作为，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进入了沉思的时期。1970年大批干部被送到了农村走五七道路，也就是带着工资下放当农民。我的一个好同学，他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干部，这次也在下放之列，被下放到了辽宁清原的一个山乡。我的这个同学以及他的五个已经下乡了的弟妹，都跟自己的父母一起走了，一家人归到了一起，也好有个照顾。
他走后我经常交心的人又少了一个。因为那时许多人家庭变化都很大，不是下乡就是搬家。一些同学也开始跟随家走了，青年点的伙伴逐渐少了，不过我和他经常有书信往来。不久我的父亲也下乡了，不过他不是走五七道路，而是叫退职，也就是给你发了些钱，让你回家。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后来不知怎么又变成了他本人是地主。退职也就罢了，还得让你下乡。于是父亲母亲带着妹妹、弟弟就下乡到了新宾县的一个山村。我不想跟随家走，因为那时我在我们下乡的地方与乡亲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并且我干得也不错，是大队的通讯报道员，似乎还能有出息。但这一切后来变了。
1971年的春天，我刚从新宾的家中回到我下乡的大队。在家的时候我上山打了不少柴，因为我父亲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母亲也是身体单薄，而妹妹、弟弟年纪尚小，只有我可以算是一个强劳力了。回来后感到很是沉闷，于是就给我的那个到清原的同学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我说我一个江南子弟，不曾想到了努尔哈赤的陵墓前拜谒了。还说想当初我们是风华正茂，可是生活把我们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总之在信中发了些牢骚，写好后我就寄出了。可是几天之后，大队的保卫干事找我谈话。这个保卫干事比我大不了几岁，和我们知青的关系很好。他的小姨子还与我班一个同学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也经常到他家去串门。但这次不同了，他很严肃地先给我说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他就是革命的，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这是对阶级敌人的话，往往在批判会上用的，今天怎么对我说了？我没说话，听他继续讲。他接着对我说，最近你同什么人说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话没有？我想我一向是夹着尾巴做人，况且现在也没有谁可以谈知心话了。我说我没说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话。他见我不说，就启发地问，你给谁在信中说过什么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信内容被大队知道了，除此之外我也没说过什么看来是有问题的话了。我就把我给同学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的事说了。这就等于坦白交待了，他也没多说什么，让我回去写检查材料。几天后，大队召集知识青年开会，对我进行批判。我在会上读了我的检查。大家轮流发言，对我进行深刻的批评教育。一共开了几天，我现在忘记了，大约也就两三次吧，就通过了。
后来我在公社见到了公社书记史守堂，他也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在公社写稿时，认得他。不过他好像对我这件事没什么看法，只是说这是你们青年内部有矛盾，互相整。几年后，我回到了城里，对这事也就慢慢地淡忘了。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关于知识青年的一篇文章，就又勾起了我的这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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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3 21:18:31
发表于 2016-8-4 08: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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