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18 08:01
奉命跟车赴沈阳，
路上无端遭流氓，
被打头破血流后，

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18 08:06
高考恢复底子强，
考进大学圆梦想，
父亲平反儿子降，

谢谢龙行超版的支持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91

匆匆逝去的青春

牛丽华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三班学生。离校后，先后在东洲区万新街道办事处、区工业局、商业局、经济计划委员会从事文秘、人事（劳动工资）等工作；抚顺市民政局工业总厂宣传干事；中共新屯街道工委组织委员（从事党员、干部、老干部、人事、劳资和工会等工作）。1995年退休。

时间毫不留情地从我的身边溜走了。它走得那么匆匆，轻而易举地带走了我的一段苦涩的青春岁月。在那逃去如飞的时光里，有多少推不走、卸不掉、拔不出，像影子一样死死缠着我的、不堪回首的往事。那些一触即发、撕心裂肺的一幕幕，会瞬间闪现在我的眼前……

我出生在1945年12月9日。这个“12月”使我推迟了一年的上学机会。又由于我从小体弱多病，在该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病休学了一年。这两个不平常的一年啊，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使我在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生不逢时，还是命运的捉弄呢?

文化大革命使我陷入了疾病的痛苦深渊里,无法自拔

1966年6月，正当我即将告别高中时代，憧憬大学美好时光之际，学校突然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踵而至，学校瞬间成为“战场”，充满了火药味。从此，学校停课“闹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写大字报，开展大批判、大辩论，代替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我的十几年的大学梦，随之烟消云散了。

我从内心里抵触这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是随波逐流地跟着同学们一起写大字报，喊打倒×××的口号。不久，我陷入了迷茫和痛苦之中，心里充满了疑惑，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我无法找出正确答案。故而，意志消沉，抑郁成疾，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和周身性风湿症。从此，我远离了无聊的“革命风暴”，受尽了前所未有的病痛折磨。在那些难以煎熬的日日夜夜，每天伴随我的是周而复始的周身性神经痛和周身关节痛。那痛，犹如千万根针不断地刺痛我的肉体，同时每天周身盗汗。时而左半侧身体（包括半侧头、脖子、脸），时而右半侧身体轮流盗凉汗；时而前胸盗热汗。每天不知要换多少次被汗水湿透的衬衣衬裤，还要快速脱换，以减轻凉风带来的周身关节痛。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无穷无尽病痛折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神经系统疾病所带来的无以言表的痛苦。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病痛，无止境地折磨着我，使我精神崩溃，几乎达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

我的亲人，特别是我的母亲，陪着我度过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痛苦时光，害得母亲都要魔怔了。母亲看到自己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女儿，如今变成这个样子，追悔莫及（初中毕业时，肯定能考上中专），痛不欲生。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当时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倾其所有，到处求医为我治病。由于我的身体出汗太多，精神折磨太严重，没过多久，就已经骨瘦如柴，精神恍惚，几乎无法正常走路,真是“走路打晃,风吹即倒”。母亲只好买了个旧的手推车,推着我去看病。在炎热的夏天，我也要穿着秋衣秋裤，半卧在小车里，还要蒙上夹被让母亲推着。就在我病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街道办亊处的干部也没有忘记我。她们三天两头来我家催我下乡到农村去。母亲的回答是:“如果是你们的孩子病成这样，能下乡吗？到农村是参加劳动，还是让同学和老乡照顾？这不是给农村添乱吗？”在死逼无奈的情况下，我真想尽早脱离苦海，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天堂。不知为什么？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却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即便到了自己的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设法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活变得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是啊！“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毎个人只有一次”，我怎么能不去珍惜，而轻易放弃呢?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身体逐渐有所好转。我的父亲是抚顺矿务局老虎台矿生产科科长，“文革”开始不久，就去“五七”干校学习了。1970年从“五七”干校学习回来后，又要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母亲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带着正在上小学的两个儿女,一起下乡到新宾县旺清门公社。母亲对我很不放心，又不想让我带病下乡,就把我嫁给了曾经和她在一起干过临时工作、只有小学文化的退伍军人。他退伍后，在抚顺矿务局运输部电铁治安队工作，职务是人民警察。在我病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不但和我结了婚，而且，对我不离不弃，关怀备至，给了我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文化大革命误了我的青春，同时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人生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和委屈的泪水；可能有不畏艰险的坚持和遇到荆棘的退缩;可能有难以抉择的取舍;可能有致命的打击,难以前进;可能有奇迹的发生,使命运大转折……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从“阳光”的青

春，跌入“黑暗”的人生低谷。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全身瘫痪和双目失明的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创作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相比之下，我的病算得了什么？我不能心灰意冷，一蹶不起，我要和疾病作斗争，和命运抗争。保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句话已经成为我的座右铭。命运对我还算公平，1970年,时来运转,经朋友介绍,我来到露天区（现在叫东洲区）万新街道办事处政工组工作。从此,我从重病的痛苦深渊里走了出来，用我那弱不禁风的身体,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工作的挑战,并有幸踏上了由临时工到集体统筹事业干部，再到同街道公务员同等待遇的政府机关干部的行列，直到1995年享受正科级干部的待遇退休。

1978年国家恢复了终止十二年的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的重见天日，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我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可是，经过疾病摧残的我，早已经心力憔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我的身体有所好转，但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是很难痊愈的。我每天总是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不振，记忆力极差，一动脑筋思考问题就太阳穴痛、头晕、闹心、恶心、打哈欠、流鼻涕、淌眼泪。这一连串的反应，使我必须休息一会儿才能好些。说句实在话，至今我不敢看《聊斋》电视剧，不敢送已故亲人去火葬场，如果看了或无奈去了，则晚上很难入睡，那些可怕的画面或场面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徘徊……即使睡着了也会被噩梦惊醒。如果白天有一点儿不如意和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晚上就别想入睡，翻来覆去地想：“明天该如何去应付？”我的胃肠神经功能紊乱至今还很严重，胃部稍微着凉或精神压力太大，就立即腹泻，医院也无法治疗。看到如此脆弱的身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初中和高中时代的美好时光。那时，我是学生中文艺和体育活动的佼佼者之一，曾经参加过抚顺市中学生乒乓球和滑冰比赛，身体素质很好。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洗礼，我的身体素质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由此可见，我的身体状况，也只能勉强在家附近的街道办事处工作，还需要得到街道领导的体谅和关照。如果我在企业工作，恐怕早已走进“下岗职工”的行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怎么可能去完成大学四年的学业呢?无可奈何，对大学的门槛，我只能望而却步了。

1982年，《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试点。此消息又一次点燃了我的大学梦。我喜出望外，跃跃欲试，兴高采烈地报了名，买了十几本书，坚持学习了一段时间。可是我的身体早已不堪一击，实在经不起半点“刻苦学习”的折腾了。我不能为了获得大专文凭'而毁了身体，故而失去得来不易的工作。我只能又一次放弃这难得的学习机会，选择了继续安心工作，迫不得已地重新回到了原点。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年轻而身体健康的集体干部，大专毕业后转为全民干部，我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甘哪！我这个“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在校时也算得上是“上等生中的下等”吧，如今连自学大专都读不下来，真是天大的讽刺啊！我在街道担任党的工委组织委员(副科级实职)工作,区委组织部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准备提干。下街道考核干部时，发现我不是全民干部,无法提干,只能不了了之。我恨自己，为什么偏偏得了这种病,断送了我的前途,毁了我的一生。对此，真令我悲痛欲绝啊!

后来，辽宁省委党校为基层党的工委干部办了个“相当大专”的专科，科目少。我立即抓住了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难得的、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以极大的毅力，跨越了身体疾病的障碍，终于获得了“相当大专”的文凭。可惜，我的大学梦就这样彻彻底底地被疾病夺走了。大学生活啊！你就像那空中楼阁，使我可望而不可及啊！你只能成为我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渴望最美的时光

1968年，我的同学都下乡到辽宁省北镇县，我却因为患病在家不能同去,更无法让同学们理解。我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今天,我能写出这段封闭在心里近五十年不想公开的经历,是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的。我不想把自己的隐私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让世人评说。回忆这段痛苦的疾病经历,又一次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疮疤，使我重新陷入痛苦的旋涡之中。我既然已经决定把自己的经历曝光，就不怕淋漓尽致。为此，我昼不能休，夜不能寐，昼夜思考。夜间有时会被突然想起来的好词句惊醒，我必须立刻起床，快速提笔记在稿纸上，否则，就再也别想入睡，第二天又会忘得一干二净。为此，我开始失眠了。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必须以追风逐日的速度，尽快把“匆匆逝去的青春”这段回忆写完，不然，我的神经系统疾病又要加重了。

这就是我的匆匆逝去的青春和由这些磨难带给我的后半生的经历。我的青春，是在疾病的深渊里痛苦挣扎的青春；是疾病永远挥之不去，至今仍如胶似漆紧紧粘住我不放的青春。我的青春，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那些原本属于我的花季一样的年华，那些在大学校园里绚丽多彩的最美时光，已经远离我而去了。燕子飞走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绿的时候；鲜花儿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可是，我的青春时光已经无情地逃走了，它还能飞回来吗?假如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渴望重新回到没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966年,我考上理想的大学,享受着大学校园里那些最美好的时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做出了伟大的、无畏的牺牲。有谁能扭转乾坤，挽回这一代人已经逝去的宝贵青春呢？

时间随着太阳的慢慢升起，又渐渐向西方静悄悄地挪移而溜走了。去了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过去的一切将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匆匆逝去的那宝贵的青春，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龙行天下

正在青春烂漫时，
文革带来病痛实，
艰难生存度日月，
咬牙怀念难忘之。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19 08:14
正在青春烂漫时，
文革带来病痛实，
艰难生存度日月，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92

那片草甸
     ——记忆的片段（一）

王庭晖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三班学生。1968年下乡至北镇县吴家乡盘蛇大队第九生产小队（小顾屯）插队。1971年到抚顺师范学校中文专业读书，毕业后先后在抚顺师范学校、抚顺教师进修学院、抚顺市委文教部、市委办公厅、抚顺第二毛纺厂工作。1983～1985年到抚顺石油学院企业管理自动化专业学习，毕业后到抚顺市第二纺织厂任厂长。1990年调至抚顺市政府经济贸易委员会工作。2006年退休。

      如果你站在北宁市吴家乡东面的堤坝上，向东北方向眺望，目光越过一片草甸，在依稀的柳树梢子的掩映中，有一个渺小的村落——小顾屯。它经常魂牵梦绕着我，我青春宝贵的三年，就在那里度过。
1968年9月28日，经过一天的奔波之后，在暮霭沉降的时辰，一挂马车拉载着我们几名同学及行囊趟过这片草甸，来到了小顾屯。
这实在是个太小的村落，一排草屋，不规则地散落在这荒甸之中，全村不足十余户人家。按当时的生产建制，村子算一个生产小队，隶属于前面一个大村的生产大队。地多人少，是这个村子的最大特点。六百多亩地分成两块，坐落在村子的北侧。
正是秋收时节，我们的到来给这里增加了力量，尽管我们没有作过农活，也没人嫌弃你外行，因为实在是太缺少人手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同学中，数我最笨拙，我是左撇子，干活时候总和别人刮刮碰碰。掐高粱穗的时候，用不好掐刀，手指经常被割得血淋淋的。打场分配时，我们五名男生负责装卸粮食，一百多斤的高粱袋子，靠在后背，两手扣紧了袋角，从马车上卸下来，迈上两个台阶，倒进仓库里。这些活儿，现在想都不敢想，莫说是亲力亲为。那些跌跟斗打把式的苦与累，自在不言中。
隆冬，我们这儿还有一项很具特色的农活儿，叫“下土坑”。下半夜，最寒冷的时辰，两挂马车载着男劳力，到北面的草甸之中，抡起十多磅的重镐，重重地撞击地面，震开冻土。挖下二米以后，裸露出来的是油汪汪的黑绿色的黏土。我们把这些黑土尽可能多地装在车里，然后堆在大雪覆盖的田野上，这是上好的肥料呀！这儿肯定是海底或湖底的淤泥，因为我们经常挖出来硕大的鱼骨、鱼刺等水中生物的骨骼，据说，有的人挖出来过高丽的铜碗，我们没有亲见。古代或远古时期这里肯定是一片汪洋，什么时候沧桑巨变，无从考起。以后，我经常遐想，如果开发个旅游项目啥的，说不定可以脱贫呢！
转过年，生产队让我当饲养员，这是两个人的工作，李老伯年纪大了，是个老把式，有经验，我主要配合他。于是我把行李搬到了牲口棚喂牲口。我负责上半夜，头半夜不能睡觉，我就看书，看书是我的最爱。
村里没有电，照明靠煤油灯，怕错过了交班的时间，我在灯油瓶子中间用粉笔画一道横杠，灯油燃到白杠杠，就交班睡觉。每天总是在油灯下看书，早上起来，鼻孔总是黑黑的，很搞笑。
繁育的季节到了，李老伯拉上那口黄色的老骒马到公社的种子站去配种。这匹老稞马可是村里的功臣，她生育了好多小马，给村里带来了许多生产力和财富。
不知道咋回事，去年老黄马生育的小马莫名其妙地死去，大家此刻都很纠结，希望去年的事情不会重演。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位老农说：我怀疑去年的小马是被它妈妈压死的，因为它年岁大，体质弱，站不住。这时候我插了一嘴：母马正常生育的时候是站着呢，还是卧着？老农答：站着。我说，让母马生育的时期内，保证它站着，行不行？能做到吗？饲养员李老伯说：那很简单，用吊在房梁上的绳子，把马的肚子兜住，不要让它躺下来，就没有问题。于是这般操作。为了保证母子安全，我们把老黄马安排在我们睡觉屋子地下，我们昼夜呵护着它。精心加爱心的操作，终有满意之果。小马驹活蹦乱跳，看见我更是耍欢的不行。经常在我睡梦之中，它用温软的舌尖，轻轻地舔着我的面颊。更有恶作剧，把我的枕巾拖到地下，当作它的卧垫，枕巾沾满了粪便和尿水，我也习惯了这样的情景，我非但不嫌弃，还打心眼里喜欢这小家伙，那时，我经常在梦中笑醒。
对于这件事，生产队领导和群众十分满意，开会评工分的时候，队领导和群众一致要给我评最高工分。其实，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既没有高含量的智慧也没有比他人更艰苦的劳累，淳朴的农民兄弟看见我一个城里的学生，可以在牲口棚里摸爬滚打的不容易，高看了我一眼。大量的细致的活儿都是李老伯做的。可恰恰在讲评工分的时候，把他老人家晒在了一边。可能老伯想到了自己牵着马儿到公社去配种等大量的工作，沉默了片刻，李老伯大声说：“那马是我配的，是我配的！”队长陈奎义高声笑着说：“对！是你配的还不行？”顿时，开会的茅草房子开了锅。哈—哈—哈！哈—哈—哈！笑声在草甸子的上空飞荡，人们笑弯了肚子，差点掀翻了灯油瓶子。艰苦的生活也有欢畅！
我挺喜欢村前的那片甸子，它不肥沃，多是碱片子，但它坦荡，自然，不做作。春天最美，一片绿色，草长莺飞，充满活力。野山鹑等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丛中飞动着，繁育着，忽然出现，忽而又消失了。鸡儿在寻觅，狗儿在追逐。妇女和儿童，手执箩筐，在甸子和大地间游走，在细细地寻觅野菜，各家普遍食不果腹，糠菜半年，什么曲么菜、车轱辘菜、婆婆丁、小根菜，这些野菜常年和农民相伴，不离不弃。春天，正是采掘的好时机。忽然，甸子的南端走过两个人来，文人打扮，一定和我们知青有关。果不其然，是锦州日报的记者，奔我而来。原来，我喂牲口的事情传了出去，可能正是他们需要的素材吧。他们把上述的有关事情，经过整理、拔高，刊登在锦州日报上。
迎南方向，草甸的右边是一道堤坝。出门的时候，我喜欢在堤坝上面行走，看得远，心畅。走在坝上，看见邻村的同学在劳作，一声问候飞过去，一声声熟悉的、亲切的乡音送过来，也是慰藉。堤坝的北面八里地，是沈山铁路。可以听见列车行驶的音响，可以看见车头拖动的白烟。我清楚下行列车的时刻，那是我回家的方向。前几个月，父亲一纸电报把我追了回去。晚间，弟弟睡觉以后，父亲把我唤到厨房，母亲掩面而泣，父亲告诉我，上级已经决定我们走“五七”道路，全家下乡，三日内就要搬家。父亲嘱咐我在外面好生工作，不要牵挂他们，说他们都来自农村，无论如何，都会适应。第二天，我们全家人来到了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以兹留念。父母坐在前面，面容憔悴，我们兄弟几人立在后面，手捧红宝书，情绪肃然，有一种壮士去兮的感觉。自那次回来，就没有回去，所以我牵挂他们。
走在堤坝上，有时还可以看见：在堤坝的斜坡上，或坐或卧着一个后生，有时还半倚在一棵矮树干旁，他怀里揽着一根棍子，右手捧着本书，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镜。在他的周边时常有几个顽童在跟随。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滕殿坤，他插队在北面的另一个村子。他是跛足，腿有顽疾，虽经多次手术，但行走依然非常困难。按照实际情况，他不该下乡，但那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从来没有考虑过让组织照顾，那个年代，也没有谁会去主动照顾你，过来人，都懂的。农活儿他干不了，连烧火添柴都要趴在地上。农民兄弟有情义，生产队安排他去放猪。其实，放猪对于他而言，也很困难。因为他走道费劲。于是聪明的滕殿坤就拄着棍子，背起黄书包，率领一帮顽童，撵着一群猪娃出了村子。那背上的书包，里面除了放几本书外，还放了些糖果。猪跑远了，一颗糖球，就可以唆使孩儿们把离群的猪撵了回来。每次见了他，我们都多聊上几句，怕他寂寞呢！
随着对情况的了解，对农活的熟悉，我们知青被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第二年秋，张长江同学被推举为生产队长，为了掌握生产队的财务状况，知道自己的家底，长江让我当会计。于是，我就又兼任了会计的工作。别人家的生产队会计是很牛的，脱产的，我这个会计不脱产。凭着我高中毕业的功底，这点活儿，手拿把掐，不费劲。会计就两本账，一个现金账，一个实物账。分配的时候，把实物也折算成价值，两者一加，扣除上缴和积累，再被总工分一除，分值就出来了。那年我们的分值是五分五厘。我们是个落后队，社员们相信成本是真实的，大家也很满意。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93

那片草甸
     ——记忆的片段（二）

王庭晖

我们队相对力量比较薄弱，上边总是要加强这里的力量。所以我们村又成了知识青年、英才俊彦的集散地。队长张长江参军走了以后，上边又把我们学校二年四班的何宝贤调了过来。何宝贤来了以后，身体力行，办事公正，颇受群众欢迎。谢忠，也是二年四班同学，他办事认真，喜欢动脑，凡事究其原因。别人种田，就是听喝，按照队长意图办。他可不是那么简单，他把量桶放在院子里，测算每周的降雨量。晚间下雨，他抓起雨衣，就跑到田里查看墒情。还经常查找书籍，提出对田间管理的意见，供生产队领导参考。对于这样的人才，大队也把他安排到我们生产队，担任生产队副队长，指导科学种田。根据谢忠的事迹，我组织了几位同学，从唯物辩证法和毛主席《矛盾论》的观点出发，写出了一篇通讯发表在北镇县报纸的头版上。谢忠的名声远播了出去。
1971年9月26日，傍晚，月光似水，还没有到草枯树白的季节，草甸里，秋虫在鸣响。我和何宝贤、谢忠、孙振起，还有二年四班的女生丁熙莹一起，向自己的住处小顾屯走去。那年秋起，城市开始逐步抽调知青返城，城里教师很缺，我被选派到师范学校学习。他们陪我到邻村和同学道别，顺便买些吃食，晚上改善生活，欢送我。
我的心情很复杂，有即将回城，走向新的生活的喜悦与向往，又有和朝夕相处同学分离的依依情节。尤其是我和丁熙莹，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她那时是盘蛇小学的老师，更是和我难舍难离。那几天，除了上课，她始终跟随于我，时常眼噙泪花。
喝酒的时候，互相嘱托，关爱的话语细细道来，真诚的友谊，如同明月，扶临于你；托心的话语，如同涓流，滋润于心。夜幕降临，多有醉意。何宝贤想起那城里茹苦含辛，勤劳自强，孤身一人的母亲，长叹一声：“我的妈妈呀！”忽然悲痛大哭。顿时，我们也都泪洒衣衫。酒，喝到这个份上，难以进行了，我们谁也不肯离去，大家静静地坐着，心里不平静，思绪在继续。
小时候，我经常到农村的姥姥家玩耍。我很喜欢一个人坐在河边、林边，观察城里看不到的事物。常常看见：一群鸟儿，盘旋着飞了一会儿，密密地落到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十分亲热。一阵风吹过，一齐飞散，各自东西。一群鱼儿在水中，围绕一个浮在水面的树叶啃咬，忽然，一阵雨点，鱼儿无影无踪。我在想：那些鱼儿、鸟儿以后还会相聚吗？它们彼此还会相认吗？那么，人呢？我想，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那个晚上的情景，同学的友谊会永记心底的。
第三天，我离开了小顾屯。
2014年9月，我在海外，我们的老班长张庆先打电话过来说，北京的田文昌同学提议要写一些我们经历的事情，要我提笔写一写回忆的文字。回来以后，因为两边的三位老人需要照应，“写一写”念头也就放在了一边。并不是不想写，怕自己笔拙，辱没了那段生活。提笔以后，我脑子里经常浮现我生活过的那村庄，想起那睡在一铺炕上的同学，想起那和农民朋友兄弟一样的情谊。那走过的路，那跨过的溪，那泥泞，那风雪，都在印记中。记得一年的隆冬，那雪特大，尤其我们那小村子，庄稼收割了以后，村里的草屋就突兀于风雪之中，风刮那雪，在我们屋前形成了一个洼兜，把房门堵得严严实实。我和张长江推开纸窗，从窗子滚了出去。
我们挂念前村的同学，冒风雪向草甸子里面冲去，白毛风刮得我们东倒西歪，脖子里灌满了雪粒子。当我们急急地走进同学的屋子，掀起那厚重的棉门帘，好朋友包有成、宋伟勤和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坐在炕上，抬头间看见炕梢的墙面上，一行清秀的粉笔字映入眼帘：“我恨不能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满人间！”看得出来，这是我们同学贾耀庭的笔迹。是呀，在那严寒的冬季，谁不企盼呢？
无情的岁月，不可挽回。我上面提到的滕殿坤、贾耀庭、孙振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却永远存在。
其实，人的生活经历就好比一艘船，记忆的碎片都载在船里。年轻的经历，就像船儿在涨满了河床的水里行走，不管是逆风还是顺水，你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因为那时，我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呀！
秋冬季节，河水枯竭，大船小船都会靠在岸边，即使巨舸大舰也盖莫例外。可是，船老大和水手们，也许更加忙碌，他们在储备食品及物资；他们在织补渔网，修理装备；他们在寻觅航线，研发谋略。他们始终是要出行的。他们不期待着一帆风顺，他们期待的是不断提高驾驭风险的能力呀！
我们这茬人，可以说磨难不少，风波不断。我们在这些面前，为什么选择坚强？在繁重的压力面前，为什么仍有耐力？那是和我们在农村经历的那风雪，那饥寒，那泥泞，那艰难的每一天都有关系的。不是吗？
完稿于2015年4月8日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19 22:51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92

那片草甸

草甸中的小村庄，
知青前往下了乡，
吃苦耐劳众欢迎，
第二年就把权掌。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19 22:53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93

那片草甸

生产队里成绩显，
知青才俊不断现，
感受乡村苦与乐，
青春锤炼毕生坚。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20 07:41
草甸中的小村庄，
知青前往下了乡，
吃苦耐劳众欢迎，

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