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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81
岁月留痕（七）
焦焕文
入仕（2）
十年动乱结束，百废待兴。科学院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全面开展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此时军宣队已撤走，在工宣队的领导、参与下，所里成立了“运动办”，开展内查外调，我们十几个复员兵和转业干部自然成了主力，我记得自己先后与工宣队师傅去过黑龙江哈尔滨市、天津、北京等地出差，调查诸如当年是怎么把胡耀邦、李昌二人弄到大连批判，所里哪些人参与了策划，应负什么责任等事情。记得1978春节后，我从北京出差结束回大连，途经沈阳时，因工作忙未能下车回抚顺老家看看，那几个月也没抽空给家中写封信，3月8日母亲因突发脑溢血离世，母亲走了，我至今懊悔不已，终生遗恨。清查工作结束，恰逢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业大招生，我轻易考取并当上了班长，那一两年虽然自己家中孩子小，家务活儿多，但我坚持业大的学业，每天都感到很充实。1980年，大连市委组织部通知市内一些大的单位选拔年轻干部，由市委统一组织到辽宁师范学院在职进修，这次所领导选了我。我们全市共一百人经过大半年的预科复习后，通过正式考试进入辽宁师范学院党政干部专修科（大专）学习，也称“干部班”。入学后的第二天，我虽然已是三十五岁，仍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回信问我，这是真的吗？可见上大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里寄托着父辈的期望。时光如流水，两年后我们拿到了大专文凭，我在所里工作如常。一天在市纪委办公室工作的刘兆富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市纪委要调我到经打办（全称“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系市纪委所属一副局级单位）工作，并说所领导起初不同意，无奈市纪委秘书长郝维桢同志亲自出马，已来所同党委商定了。当时我心情十分高兴，心想能到大连市的最高首脑机关工作，当一名普通的办事员也行。科研单位是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我走吧。到1984年7月，我在化物所整整工作了十年，十年光阴，转瞬即逝。
1984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到市委报到上班的日子。是巧合，是缘分。中国的1984年，全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拨乱反正，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双轨制，使一些人钻了空子，投机倒把、倒卖批文，大发横财。连带产生的行贿受贿、贪污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逐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两手都要硬。自己调入市委的第二年被提升为副处长，在经打一处（基层处）协助老处长王敦茂同志抓工作，负责大连的五县（即长海县、庄河县、金县、新金县、复县（现瓦房店市））和五区（即西岗区、中山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查办、检查、督促、指导、协调工作。在进入市委机关工作的最初几年，自己与在化物所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更全方位地接触社会了，认识了不同行业不同事情的不同的人，当然是表面的、肤浅的。但通过办案子使这种认识深化了，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犯罪案件呈频发态势，上级党委要求各级领导要实行包案制，亲自督办大案要案。当时自己充当了市委副书记卞国胜同志包的一个案子的联络员，该案是市内某区政府基建办主任贪污案，该案业已经市、区两级政府经打办查结并移送司法机关。这时一熟人找到我。说只要我告知该案现在办到什么环节上了，就给我一个数（一万元）的好处，被我拒绝了。对此我想，刚入仕途，拿捏不稳，砸了饭碗，得不偿失。时光年复一年，我们处负责五县五区，年初布置工作，年末检查总结工作，并统计上报县、区立、结案数量。在全经打办各处中，我们始终名列前茅，比负责各委、办、局及工矿企业的处室都要高。对此我感觉工作顺心，每天出入市委机关大院也感觉很有面子。在那个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国民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电话、彩电、洗衣机、空调进入家庭，出租汽车出现了。社会上流传，“发了海边的，富了摆摊的”，还有什么方向盘、听诊器都是人们羡慕的行业，更有什么“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等。面对社会大众，再反观自己，老感觉囊中羞涩，轻易是不打出租车的。有一次，我去大连中山区青泥洼桥街道调研，听书记主任讲，他们每年年终奖都是一两千元，而有的如工商、税务远不止此，有的垄断大国企如石油七厂每年发一大件，或冰箱或彩电，春节的年货都用大编织袋装，单位开车送到家。而我们市纪委机关，对此是望尘莫及的，就连元旦基层同志到市委机关送本挂历也是绕过纪委而直奔组织部。对此同志们自嘲说，不贪不占，稳稳当当，只捞个好下水。在这方面，机关中各处室都羡慕我们一处，说你们到县、区有吃有喝还拿出差补助费。对此我不以为然。在那几年，据我观察，经济犯罪案件不仅数量逐年增多，犯罪金额也逐年攀升，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诈骗案、贪污、渎职案多了，如什么拆船的案件，有的几十万上百万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反腐败斗争的逐渐深入，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也变换着面目和方式而不断升级，虽然我在反腐败的一线工作，也感觉到了这种势头，如当时听说政府有的局公款出国所谓考察，局级干部已出完了，现在处级干部正出国呢！有的大国企领导出国花巨资购买先进设备，回大连自己大包小裹一样不少，可设备资料却丢得一干二净。一天局领导找我说，局里决定派你去北京参加监察部的干训班，为期三个月。我高兴极了，那次学习正赶上国庆四十周年庆典，“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了首都群众歌舞表演。这次学习，我们系统学习了刑法、刑诉法、经济法、行政法规等，由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亲自授课，以案说法，自己收获颇丰。三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监察部领导尉建行、何勇看望了我们并合影留念。回大连后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似乎命运也有了转机，我决心快马加鞭大干一场，于是我和局里另外几个同志报考了中华律师协会举办的函授大专班，心想要好好学习，将来若是机构改革，当个律师也不错。现在想来，我当时如能按这条路走下去，跟上时代的脚步，自己的人生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因为当时的资料显示，中国要搞法制建设，当时律师奇缺，占人口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历史没有假设，事情的发展由于自己办的一个案子而与律师失之交臂，可见机遇人人有，抓不住就不是机遇。当年，金县（今金州区）石河粮库主任王德森诉县粮食局长那绍忠受贿三千元一案惊动了监察部，部里派处长王信同志来大连督办，我们局派一副局长及我和另一同志参与其中。该案历经数月，那局长受贿一事始终落实不了，反而查出了王德森本人的问题，其粮库在他主管期间，从温州玉环县买进鱼粉一百多吨，属劣质饲料，猪都不吃，放在粮库数年，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因粮库属国营企业，为慎重起见，我们请大连市检察院派员介入协助调查，由于检察院老徐同志身穿警服，我们乘船去玉环县，并经县监察局协调后转乘小船去某乡找当事人取证时，惊动了有关人员，大喇叭里喊的什么我们也听不懂，结果当事人逃之夭夭，我们只得无功而返。该粮库主任的一个什么亲属是名华侨，多次为该主任的事到中纪委监察部上访，并拿着辽宁省委一副书记的批文告到大连市，为主任王德森喊冤叫屈。而监察部王信同志则抓住粮食局长那绍忠的所谓问题不放，我们讨论案情有时竟闹到脸红脖子粗的地步。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处理：粮食局长调离，对粮库主任追究了刑事责任。对这种结果，监察部王信处长不以为然。从这个案子的办理过程，我又一次感觉到官场的吉凶莫测，由于一年多在外办案，回机关时老处长已退休，我在处理的工作已由另一位同志主持了。这时私下里有人说，焦处长干了八年副处，办了一个粮库案子把官办没了。对此，我也十分苦闷。当时社会上已刮起了下海经商的风潮，不少机关干部停薪留职去乡镇企业发展，那些年全国党政机关多次搞机构改革精简人员都收效甚微，喊了多年的实行公务员制度也遥遥无期。此时大连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了文件，提倡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办停薪留职去参与或领办乡镇企业，并制定了好多具体的政策、规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走也。从1984年7月1日到1993年初，近九年的官场生涯，我觉得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不像七年当兵，留下了许多战友情，至今仍保持，更不像高中阶段，人与人之间那么纯朴、自然，有的只是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当时要用相当大的精力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为职务的提升挖空心思，买官没钱，跑官不会，如今我解脱了，再见，市委机关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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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6-7-11 11:48:42
发表于 2016-7-12 08: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