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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8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四）
张庆先
知青岁月
1968年9月26日，抚顺城火车站。清晨，我们踏上了停在那里的绿皮列车。站台上，三五成群的人，那是送别我们的亲友。开始，我们在车上还有说有笑，不觉得什么。感觉像是去度假？去游玩？去散心？随着列车徐徐启动，先是车外一片痛哭声；紧接着，车内的人一下子醒悟过来，频频挥手，同时也流下了惜别的泪。这是送我们下乡的专列，目的地是北镇县青堆子。我和弟弟一起分配到吴家公社盘蛇大队大龙湾十一生产队。在欢迎会上，送我们下乡的工宣队师傅说：“你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这里来的，要安心在这里呆一辈子。如果有谁想回去，那就是盼刘少奇、邓小平上台。”
我们青年点设在老农家，由十个同学组成。村里准备得并不充分。第一天晚上就挨了一夜冻，因为土炕是凉冰冰的，纸糊的窗户还有几个大窟窿。这个村地处偏僻，比较贫穷，那时还没有通电，晚上还在点煤油灯。第二天我们就下地干活了。有的去放猪，有的摘棉花，有的留在家里做饭。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基本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最大的考验是在冬天时，两点多钟就要起床下地。北镇地处风口地带，春天的风特别大，将地里肥沃的土吹走了。所以，到了冬天就要准备足够的粪土留待种地时洒在地里。我们所做的，就是趁清晨冰冻的时候，到河床把冻土块刨下来，用人拉手推的两轮车把土运到地里。如果太阳出来了，特别是到了下午，土块稍一解冻就刨不下来了。刨土的“坎土曼”有十来磅重，举起来都相当吃力，更不要说连续地刨，真是够苦的。那里的烧柴特别紧张，每天勉强能够将饭做熟，把炕烧热是不太可能的。更可悲的是，学校军、工宣队把我们兄弟俩和孟祥众姐弟俩都当成“专政对象”，时时刻刻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公社卫生院组织扎破伤风针，当然没有我们的份儿。如果得了破伤风，可能就死定了。我和弟弟感到太郁闷，正好妈妈被遣送回乡，我们就随妈妈一起转回原籍了。
刚回到老家那阵子，因为我们是有问题才回来的，一些老乡瞧不起我们，欺负我们。但我们通过善举和实干很快征服了他们，关系开始融洽了。特别是，我家和村里的知青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晚饭后就到我家抽烟，唠家常。我们家成了“第二青年点”。通过几年的知青生活，使我体会到，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广阔天地，向广大农民学习，经受长期艰苦劳动锻炼和集体生活的熏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气质和人格。概括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性情豪放，心胸开阔；②吃苦耐劳，百折不挠；③乐善好施，肯于助人；④爱岗敬业，奋发向上；⑤性格直率，见义勇为；⑥奉公守法，远离腐败；⑦为人处世，朴实无华；⑧交朋会友，重情重义；⑨生活简约，饱腹足矣；⑩参破红尘，与世无争。长期以来，知识青年作为“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支柱，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知青出身的腐败分子相对较少。时隔四十多年，和朋友闲聊，我还经常说：“我的性格是‘知青性格’。”
择偶
俗话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在下乡和刚回城那阵子，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按理说，正应该是寻找配偶、谈情说爱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中，确有几个值得爱恋的女子。但是，那时的我正处于点儿背的时候，哪有资格和勇气向她们表白呀！我的不利条件有三：一是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那时特讲“有成分论”，被看作是择偶的第一标准。有哪个傻丫头会情愿嫁给你，跟着你去背一辈子黑锅呢？二是工种不好，“陶马葫芦的”，人家一听就恶心。记得刚进厂时，到农场参加秋收劳动。人事科的讲，“谁干得好，就可以分个好工种”。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练就一手好农活，下乡后还当过“打头的”。农场的稻田有一里多长。割稻子时我把第二名远远地甩在后面。带队师傅来检查，稻捆整整齐齐，稻茬紧贴地皮儿，没有一颗掉落的稻穗。又领着大家来参观，都竖起大拇指。可是在分配工作时，却把我分到了供排水车间水道班。我再仔细一看，分来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没有门子的。三是家中一无所有。学徒两年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四元，转正后也只有三十三元，是纯粹的“无产阶级”。
因为我是高中生，在入厂的新工人中年龄是最大的。车间领导和工人师傅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争相为我提亲。但他们说你自然条件不好，就降低点标准吧。所以，有给介绍二婚的，有给介绍残疾人的。我想，若是找这样的，肯定让人笑话，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答应。后来，还是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介绍了一个，是他的邻居，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书记对她说：“庆先这个人不错，将来有发展，我可以打保票。”她和我见面后，又经过组织上的内查外调，才同意处下去。
我们订婚的时候，照相馆因为缺乏胶卷，每天只营业一个多小时，要起早去排队。我和爱人工作忙，又不在同一天休息，所以，从来没有照过订婚照、结婚照。结婚时单位不给假，只是利用星期天到沈阳走了一趟，当时叫旅行结婚。那时没有平价糖果，只好在沈阳买了几斤高价糖，又买了一些苹果。傍晚把亲戚朋友请到家，我们俩面对面啃了苹果，就算作结婚仪式吧。
痛苦的煎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年份，对于辽宁人来说真是够苦的。市场上极度萧条，商店里空空如也。每月供应三两油、半斤肉。那肉还尽是冻肉、咸肉和皮包骨的肉。记得1972年5月10日，徐向前陪西哈努克亲王来抚顺参观访问。那时我在石油一厂。厂里按上级要求，买了瓜果鱼虾毛线什么的，组织几十名职工，穿上华丽的衣服，拎着网兜装的东西在街上来回走动，以彰显抚顺人民经济生活的“繁荣”景象。
1963年以后，从我们家来看，虽然不像灾荒年那样靠吃“代食品”充饥了，但生活水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1963～1966年，我在高中读书，实行寄宿制。月伙食费九块钱，粮食定量三十一斤，以玉米面和全麦粉为主。一顿两个窝头或黑面馒头，一碗菜汤。那时我是班长，吃饭总是晚一些。待我到饭桌边，菜汤凉了，盆里只剩下两个最小的馒头。
1974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淄博和安徽淮南。到了山东真是大开眼界，自由市场农副产品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平价。经了解，那里每年完成征购粮任务后，市场就开放了。辽宁哪有这好事儿，连小姑娘卖山里红，秤杆子都被攫了。我一下子就买了五十斤挂面和五十斤小麦。当天晚上，带队的老崔领着我们到老工友家做客。原来这位工友叫贾兴仁，是1963年从抚顺石油一厂调到山东支援胜利炼油厂建设的。老崔说：“你真幸运。这些年辽宁人真的苦坏了，你这步走对了。”贾说：“当时不愿意来，是硬逼着来的。现在看起来是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劫。”我们又来到淮南，那里东西更便宜。我又买了三十斤大米，一斤才两角钱。我背着这些东西到了北京，又给人代买十多双“大边鞋”。四个旅行兜背俩拎俩，过检票口还不能显得太重，否则是要被罚的。
1975年，我们几个同学到田文昌家小聚。田文昌，就是现在那个全国闻名的大律师田文昌。当时他家住在东七路基督教堂下面。家中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小半袋苞米。我们来到街上，饭店都歇业了，只有东三路冷饮店还开着。进去一看，只有一种菜：凉拌海带丝。我们买了几盘海带丝，打了一壶生啤酒，拎了回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寒酸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聚餐。
1978年初，我上了大学。我是住宿生，月伙食费十五元，仍然是三十一斤定量。主食85%都是粗粮，副食还是以白菜、茄子汤为主，仍然不时有饥饿感。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经济生活才逐步好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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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6-8-1 23:53:05
发表于 2016-8-2 22: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