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5
岁月留痕(一)
焦焕文
1963年从抚顺二十中考入一高中,1968年3月从三年级二班入伍参军,历任大连某部队战士、班长、排长,军级单位宣传处干事。1974年10月转业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工作达十年,后调入中共大连市纪委,担任副处长八年。1993年停薪留职到大连华南集团工作,至退休。
岁月留痕
感谢灿奇同学给我发来短信,告知文昌同学此义举,谢谢他。离开母校四十六年了,如歌岁月,岁月如歌。我不是歌者,也歌不好,点滴回忆与诸同学共勉。
赴疆
1966年我高三,怀揣着大学梦,一门心思准备高考。五六月份说高考要延期,后来干脆说高考取消了。因为随着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以及《人民日报》若干篇社论的造势,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天下大乱了。六七月份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了,七八月份,全校一、二年级的同学有不少都去串联了,且有一些同学陆续传回消息,说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韶山,还有的同学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且不止一次见到毛主席。在那风雷激荡的沧桑岁月,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我们,当时总觉得既然上不了大学了,也应该出去闯一闯。对,要去就去远一点的地方。私下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简单一合计,就去新疆!由于受电影《军垦战歌》的影响,到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早就是我们的梦想。8月24日,我记得自己主持了一个什么全校大会,操场上的同学稀稀拉拉不到一百人。学校扩音器里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我记不得自己在同学们面前说了什么,但是有的同学听见这歌声,向我发出了会意的微笑,因为我们约定明天就要走人了。是啊!生我养我的地方,煤都抚顺,母校,再见了!
列车飞驰几天几夜,我们到了甘肃玉门站,入疆心切的我们正逢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但我们没在北京下车。在玉门换车进疆正值晚上,当时印象里好像只有一个换乘的站台和一列已经停在那儿的火车。朔风阵阵,有几分凉意,啊!塞外。去新疆的人很多,我们二十几个同学瞬间就被上车的人群冲散了。我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但见二年五班的董长荣同学早已上了车,且躺在了卧铺上,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很崇拜他的机灵。我俩说,人都冲散了,也不知大家都上车了没有?稍许,董长荣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抚顺一高中的同学,你们都上车了吗?如上了车请在自己的名字下注个记号”。条子往车后传,一会传了回来,又往车前传,又传了回来,结果表明,同学们都上来了。记得有二年五班的佟小群,二年六班的白珊、吴长厚、王瑞生,三年四班的高玉萍、李淑贤,三年二班的周功煌、霍灿奇……经过大约两天两夜的颠簸,列车到达乌鲁木齐,当时是早晨八点,下车一看,怪了,街上无人,商店也不开门,原来当地时间是早晨六点,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告知,到了乌鲁木齐就要调手表,这儿与北京时差两小时。我们来到大街上,置身他乡,但见一栋栋白色、黄色、乳白色的各式建筑,完全不同于内地的风格。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对红卫兵串联十分重视,各地政府都设有接待站,负责食宿。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新疆大厦,我们身无分文,无任何手续和身份证明,仅凭一枚校徽,红卫兵接待站就接待了我们。现在我依稀记得,好像每人发了一套棉衣,九元钱零花钱。9月初的新疆,早、晚已很凉了,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新疆大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地组织我们参观了“八一炼钢厂”、“八一毛纺厂”、“八一制糖厂”,我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从羊毛到成匹毛料的生产过程。这些大型企业正如前段电视剧演出的,是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进疆后创建并交给地方的。新疆当时比内地在政治气候上发展似乎慢了一些,虽然“文革”已开始数月,但生产、社会秩序尚好。外出参观坐在大卡车上,同学们哼唱着“天山高峰高上天,天大重担战士担,革命不怕千般苦,创业不怕万重难”。在石河子农八师农场的一块棉田边,我们缅怀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当年接见上海支边青年的伟大情怀。几天的参观访问,我们融入了这座城市。乌鲁木齐市全市大街设有有线广播,大喇叭里每天《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此起彼伏,不停播放着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消息,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民族大团结的声音最强烈,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乌鲁木齐市的政治气候,由于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的到来而变得动荡起来。而像我们这样要求参加兵团的串联学生,当时据说从全国各地来了近千人。新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围绕对王震同志的态度形成两大派,而是否接纳串联学生加入兵团,无疑是兵团和地方领导面临的新课题,也给乌鲁木齐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增加了变数。为了表达各自的诉求,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去兵团领导机关静坐,要面见丁盛司令员。据我分析,兵团最终决定收留串联学生,是从当地的大局出发考虑的。我们抚顺来的二十几名学生被安排在了农六师所属的一些单位,当时我们被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三十八元,并发了被子、褥子等日用品。董长荣同学和高玉萍同学被分在了师天山九场市内的一个粉房,用土豆做粉条,而我和三年四班的李淑贤同学、二年六班的王瑞生同学、二年五班的佟小群同学、抚顺十三中学的张铁成几个同学分到了生产连队,该连队离乌鲁木齐市有几十公里,一条公路边的几间地窝子就是我们未来的家。通过几天的生活,我们对兵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兵团各师、场、站里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志是现役军人,值班连队配有武器,当时好像驻扎在如今的五家渠市,其他组成部分是工农商学各业皆有。其成员除三五九旅就地转业人员及整编的地方起义部队士兵外,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天津、北京、河南的支边青年。他们在新疆成家立业,屯垦戍边,默默奉献,献了青青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我们开始了兵团战士的生活。置身在四周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我们和老同志一起,起床洗漱,饭后下地,进行着繁重的劳作。每天干活时,偶尔能见到公路上驶过的汽车,早上看到天山博格达峰的皑皑白雪,下午就化掉了。其他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天气渐渐冷了,我们离家数月有余,年纪小的同学开始想家,当然我也想。这时有人提议,派代表回抚顺把这里的情况向家人报告一下,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和董长荣同学被推举为代表。回抚顺给家人捎点什么?葡萄干。当时我们决定采购葡萄干,两角钱一小盒,包装精美,但不好买,据说都被串联学生买光了,我们只好买了些散装的带回抚顺。回家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父亲首先批评了我,说我欠考虑,什么户口怎么办,团员关系怎么办等。父亲是名党员,组织观念强,说我走时也不和家里打个招呼。我这才记起来,临离抚顺时确实没告诉家中去新疆的事儿,只是火车到兰州,在火车站给家中寄了一封信告知此事。父亲想得远,第二天1966年11月11日我们全家兄妹六人与父母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我至今珍藏着。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董长荣同学逐个走访了一些同学家,给他们报了平安。当我们再一次返回新疆并回到各自岗位上时,发现有的同学,如十三中的张铁成同学,已不辞而别了。冬天到了,没有农活,场领导安排我们去场部学习了四十多天的拖拉机驾驶技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波及了农场,农场各类人员政治背景不一,原说兵团和正规军一样,军以上机关可以开展“四大”,现在不知何故,农场有人要老场长靠边站,这位老场长据说是朱德总司令的马夫。我们作为外地学生不便参与,可见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正当我们学习结束,准备开春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央发了文件,说东北、西北、西南建设兵团“文革”中不准收留串联学生变为职工,号召串联学生回原地复课闹革命。无奈,农场领导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毛选四卷,并开了欢送会。我们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如今——打道回抚了。现在回忆起来,几个月的兵团生活,值得留恋的地方很多,星期天是既累又快乐的日子,累是因为我们要走几十里,从连队到乌鲁木齐市玩,快乐的是可以看电影、逛商场、下饭店。该市是多民族聚集区,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与内地迥然不同。羊肉铺多极了,有一次我们吃完羊肉一出门,店铺的门脸上写着“第四十八羊肉销售部”,熟羊蹄子八分钱一个,熟牛蹄子两角钱一个,肉很多,又香又便宜。商场里汉族、维吾尔族女售货员热情大方,好像到了外国一样。记得是到生产连队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吃过早饭去乌鲁木齐市玩,走了好长时间,觉得离天山博格达峰还是很远,远远望去,近处的山峦丘陵间有块块白雪,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原来那不是白雪而是羊群,翻过这丘陵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到了乌鲁木齐市,而博格达峰依然离我们很远。这次我们玩得很晚,回家时已近黄昏,当时有王瑞生、佟小群、李淑贤……走着走着天降大雾,顿时戈壁滩变得茫茫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天哪!我们迷路了!手电光射出去不到两米,大家都紧张起来,突然觉得面前有一座像小山一样的黑乎乎的东西向我们压过来,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老人骑着一只大骆驼。我们向他打听道路,他听不懂汉语。情急之下,我两手握方向盘状,并呜呜地叫着,意思是向他打听可以走汽车的公路在哪儿,他立即明白了我们的意思。用手指了指方位,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很快上了公路,顺利地回到了连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