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长子竺津,时为国防部第二厅工作人员,曾给竺来过一信,是劝父亲回浙大的,竺在给陈汲复信时,把这封信附寄了过去,并在信中对陈说,她把此事“看得太严重了”,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像竺津那样看得开些,二则表明即使儿子来劝,返校的事也是不可能了。
七月三日下午,竺可桢去了永安公司三楼的大东酒家鸾凤厅,参加浙江大学同学会上海分会的活动,现在看来,这次活动既可以视作竺可桢长校浙大十三年的一个句号,也可以认为是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求是书院成立以来的五十余年,浙大这所著名高校的一次历史性盘点。这次活动属年会性质,此前已举办过几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年是1949年,邀请了求是书院、浙大、工专等师长、同学出席,“到求是、浙江高等学校、工专、农专及浙大毕业同学六百余人,为历来浙大同学会少有之盛况”。会前先向三名逝者志哀,一是这年刚刚去世的求是书院创办人之一、监督陈汉第,二是知名教育家许寿裳,三是浙大学生于子三。许、于二人皆为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杀害。在会上致辞的人中,既有供职原国民政府苏浙皖区经济部工业护导处的同学会主席陈悟皆,也有身为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的共产党人夏衍,还有刚从北京过来的民主人士、原浙江高等学校英文教员张絅伯等,这一切都显示着浙江大学到了一个该有一番总结的年份,处在现当代中国分界线上的浙大,其师生遍布社会众多领域,政治面貌各异,年龄经历不同,但都无一不是面对新的社会变迁,准备重新起步。
在这天的活动中,对陈悟皆代表同学会授以一枚“教泽广敷”的金质奖章作为六秩寿庆,想必竺可桢感慨良多,对他来说,这无疑也是一番离情别意,施展了十三年的浙大舞台,就算是告退了,无论眼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都无须再为之寝食不安、心力交瘁了。
因为要参加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邀请的科学会议座谈会,竺可桢没等同学会结束,就和夏衍一起先行离会了,七月五日,上海电信二厂的原浙大电机系毕业生郭桂庭来见竺,说前天的同学会还讨论了事务,决计请竺返校,并派他和陈悟皆、胡鸣时等人赴杭,与在浙大之同人商量挽留的办法,这回竺的态度已无回旋余地了:“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真的是“决绝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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