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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66
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日子(七)
周功煌
炊事班长
探家回来后,发现绝大部分学生都被抽调走了,留下来的只有秀娥和小彭。这时秀娥是唯一的小学教师,小彭是卫生员,我还在大田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连队支部讨论,认为我几年来干得不错,思想也端正,决定让我当“上士”,就是“炊事班长”兼食堂出纳和保管。我欣然接受了。
说是“炊事班长”,实际工作范围不仅是“炊事班”,还要负责全连的吃、喝,因此养猪、菜地、米面食油供应、肉类副食供应都要管的。有些物资自产,如猪羊肉、土豆只要按连队方案分配给大家即可。有些自己没有而需要到别的连队或团部调拨的,像米面、食油、白菜(这里太凉而不能种)、糖、奶粉、粉条等,常常要去团部或其他厂、队调拨。那时连队没有汽车,都靠那驾三匹马的马车拉。这样差不多每周要出去一两次。虽然几十公里不算远,但也得起早贪黑来回两整天,而我是当然的“押车员”。工作不算累,只是每次一吨多货物在库房装车、卸车基本上是我和赶车人的事儿。在外住宿,夜里需要帮忙喂马草和水。路上我只是睡觉和看风景了。没想到有一次出去拉货,回来时可能装得太重了点,半路上竟把一个轮子内胎压爆了。车上没带备用胎,只好由我回驻地去取个新内胎。驭手卸下一匹最老实的导向马给我,让我骑着回去。因为车上也没带鞍子,骑着光背马。平时也这样骑过,简单、安全,掉下来也没事。我骑着它,只好跑一段,走一段。快到驻地的时候,我想快点走,两脚夹了下马肚,它随即跑了起来,再使劲夹两下,跑得就更欢了。正跑着,没注意,前面遇着个不大不小的土坑,在坑边上它竟来了个“马失前蹄”,突然跪下了,由于跑的时候我双手抓住马鬃了,我生生地从马头上一个跟斗滚了下来,马也立即起来站住了。马有这样的习性,背上的人要是掉下来,它不会跑掉,而会在一边站着等你。我还好是滚下来的,没有受伤,倒是马前腿跪下时碰破了点儿,可能也无大碍。不过我吓得不轻,要是摔出去,会摔伤的。放羊时也多次骑过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到了马号里取了内胎,这会儿放上鞍子骑上,把内胎也放上,骑上回到半路交给驭手。我们一起用千斤顶顶起车,卸下坏轮胎,换掉内胎,打足气,再装回去,天都要黑了。驾好马回到驻地都十二点了。厨房炊事员很好,专门给我们做了热热的羊肉汤面,我们好好地吃了一顿。回去洗漱休息。这时我才觉得屁股很疼,到卫生室叫卫生员一看,原来骑光背马把屁股上的一片表皮都磨破了,不是流血,而是流黄水,很疼很疼,这是不常骑马的人常有的事。所以我们平时除非有急事,一般不去骑马的。卫生员给我清创、垫上棉花、包扎,总算完成一项任务。
因为我和司务长在食堂吃饭是包伙,每月交大家的年平均数十五元伙食费,随便吃。每次拉货回来,老炊事员认为我们很辛苦,会为我们留些好吃的或另做有肉的饭菜。我们觉得作为食堂管理人员,更不应该特殊化,就跟炊事员说,不必专门为我们留或专做饭菜了,因为几乎每顿都会有剩下饭菜,也都新鲜。我们回来,有什么就吃什么吧,只要在锅里热热就可以了。以后出门回来也就不再特殊做饭菜了,在我们连队食堂这个做法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我买了几十只小鸡。我的养鸡方法很独特,在宽阔的打麦场边上盖一个大点的鸡窝,里面搭几根木杆,鸡就放里面。早上把门开了,它们就自己在麦场周围找吃的,发芽和不发芽的麦子尽够它们吃的了。场边还有一条小水沟,可以给它们提供水。所以不需要专门去喂它们。就这样两三个月就可以下蛋了。我每天在家时,一天可以去捡两次鸡蛋,不在时叫炊事员帮忙。收获不少,每天可以捡到二三十个蛋,基本上是低成本的。这样几乎大家常常可以有鸡蛋汤喝,而且也给偶然的病人或产妇提供些鸡蛋。大家都很满意。
谈恋爱
那时候,我们这群姑娘小伙子们二十刚刚出头,青春十足。除了干活以外,也该开始谈恋爱了。但在“文革”中,“恋爱”几乎是“资产阶级情调”、“不革命”的表现,因此一般不谈。谁谈,会被耻笑,甚至被革命小将耻骂。但骂归骂,笑归笑。到年龄了,还是有人悄悄地谈。我的一位比我大两岁的高中校友范垂藻姐,当时找了乌市一位汽车司机,我看也不错,有时他会开车来驻地看她。不少“革命小将”都看不起他们,有个北京的“革命派”姑娘,甚至在他汽车走的时候,朝汽车后面扔泥巴块儿,以示她是“革命的”。弄得藻姐很不开心,与大家结下了怨气。不久她也就结婚调到乌市去了,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而我的三个好友也都在悄悄地谈,虽然她们没有公开说,但从平时的言语和小动作上都可以感觉到。治安和挺妹、嵩和“蒙古包”、杰和开明,他们常常晚饭后分头去戈壁滩“交流思想”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也懂事一些了。“文革”也将近十年了,那种极端革命的思维慢慢也少了些,也确实到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恩格斯曾认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七十八页)。当时毕竟是在“文革”中,更能体现出其政治和经济的考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对象好像都是女的选男的,男的基本是被动等待状态。女生选择的标准常常主要看“出身”:一是现役或转业军人,二是城里人,三是贫下中农出身,四是家庭至少不是黑五类。特别是所谓“三块钢板”(转业军人、贫下中农和共产党员)最受欢迎,当然“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无可厚非。但出身不好的男生几乎是没有资格谈对象的,所以我虽然也有心中的想法,但当时至少不会有什么动作的。我也不是一点没有过,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一家子两口子不识字的,还是雇农出身,总让我给她写家信。她有个哥哥在农二师,就让我帮她写信给他哥哥嫂子。回信也得我帮她读。我就当作学雷锋吧,就常常帮她写,她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她们也很满意。她哥哥也好像识字不多,回信也是别人写的,写得比较粗糙,看得出来写信的人最多是个高小生。打听后才知道是她哥哥的丫头小嫱写的。她也就十八九岁吧,初中没毕业就因为“文革”停课而辍学了。当时就和父母一起在二十九团农业连工作。写信多了,对她家和她的情况就有了更多些的了解。由于当时兵团纪律很严,她父亲原是“天山九场”一个连队的连长,因为说不清楚的“作风”问题而被撤职“流放”南疆农二师劳动,全家只好跟着受累。那时她才十岁吧,跟着去南疆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慢慢对这个姑娘产生了好感。我脑袋一转,何不借帮她姑姑写信之机,附带写个信试探一下。第一次她有回信,只是平常的客气话。以后我就单独给她去信了,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她也没有嫌弃。慢慢地加深了一些感情,互相还交换了照片。一次她提出来要来看看姑姑,实际上也是想和我见见。转过年,我们见了面,正当我们准备深入了解之际,她姑父、姑姑坚决反对,把她好一顿骂。原因是“我们贫雇农怎么能和‘地主’家结亲呢?这是原则立场,你爸妈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呀”。她把意见告诉我,希望我拿个主意。就当时我的处境而言,我不得不承认,出身不好,又没有钱,确实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哪位姑娘跟了我,是要倒霉的。确实自己有点不自量力,还是算了吧。她既然那么远来了,好大一个原因是为了我,应该送她一程。因为当时交通很不便,去南疆要先坐火车到吐鲁番,再转坐汽车去库尔勒。我就去火车站买了去吐鲁番的夜行车票,在火车上也没感觉太冷,因为我们有皮大衣御寒啊。约半夜时分,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因为我口袋里只有几元钱了,不够我们去住旅店的,只好在车站过夜。候车室里有一个废油桶改造的火炉,烧得倒也挺旺,可就是空间太大,窗户缝也大,还是不暖和。候车室虽没几个人,靠炉子的椅子倒都有人占了,大都躺着在长椅上睡觉。我们找了一个离炉子相对近一点的长椅子,想躺一会儿。可是刚躺下一会儿,虽然盖着皮大衣,也抵挡不了从大窗缝里刮进来夹着雪花的风带来的透骨的寒气。没办法我们只好起来,想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躲躲。我们来到车站后面,平房的走廊门开着,我们进去,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出什么,不过倒是没有风。走廊中间好像有一个皮大衣裹着个人在睡觉。我们就走到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我们穿着皮大衣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我建议两件大衣接起来一起用,我们俩站一起,可以互相取暖,会暖和点儿。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不这样可能今晚会把我们冻死的。就这样我们裹着两件皮大衣一直站着相拥着,我把她就当作自己的妹妹了,静悄悄地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差点把我们冻死的夜晚。第二天一大早想在街边找点吃的,没想到,这样的大冷天有谁愿意起大早摆摊呢?只好饿着肚子去了汽车站。人却也不少,早已排起了长队。我们在后面等着,直到七点半才开始售票。快轮到我们了,售票窗突然关了,广播响了,告诉当天去库尔勒的票已售完,不要再排队了。没办法,只好再等一天。这夜我们只好在汽车站售票处排队过夜了。因为排队人多,加上室内好歹有两个炉子,有工人常来添煤,还不算太冷。就这样排着队又勉勉强强过了一夜。不过我们排在前面,第二天买票不会成问题了。我到外面买了两个馕,要了一碗水给了小嫱。看她吃了,我得回去了。她说她不要紧的,一定能买上票的,让我放心回连队。于是就与她告别,坐火车回了乌鲁木齐。我回连队以后,竟连续发烧躺了三天,我知道是冻的结果。打那以后,因为她姑姑、姑夫的态度,我不好再给她去信了,尽管她后来也来过两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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