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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84
文革中的我没有资格大串联
霍灿琦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二班学生。1968年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1975年末大搂回城,大集体工人。1980年毕业于辽大师专班,后在抚矿工学院任教,物理讲师,2006年退休。
“文革”初期，我和同学们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随着运动的深入，又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由赵青和董群同学领导的红学会，“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搞得轰轰烈烈。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热潮中，我和几个同学串联写了有影响力的两份大字报：一份是写给校领导马、李、潘的，一份是写给市教育局长的。
后来的阶级斗争风浪越来越高，在全国范围内喊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极端口号。那些出身好的同学是“红五类”，他们趾高气昂，春光满面；那些出身不好，家庭有这样那样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学是“黑五类”，这些同学整天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
我父亲在河北省农村老家土改时是村干部，是红色政权的一员，由于父亲在抚顺矿务局党委监委工作中得罪了人，在1963年“党内清理中内层”审干运动中，给我父亲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我父亲不服，历经十七年的不懈上访，终于在1979年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由抚顺市委发文平反，给我父亲恢复名誉，为亲属子女挽回影响！
“文革”中，由于父亲问题的牵连，我也成了“黑五类”一员。这还不算，给我打击不小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平时和我最好的同学在一次吃饭时，突然跟我说：“老霍，以后咱俩别在一起了！”主动和我划清了界线。另一件事当时我虽然不知，但组织上掌握，我与一个家住不远的同学在一起返校的路上，向他讲述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心中的冤屈。谁想到，事后他写成了书面材料交给工作组。这么一来，受父亲问题的连累，我又对父亲的问题鸣不平，当时社会上又左得要命，再加上运动初期我又给校领导和教育局长写批判大字报，结果被工作组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我当时在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很孤立。
文化大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全校同学都争着开介绍信去北京等地串联去了。我也找到了当时管公章的同学，让他给开个介绍信。他的回答令我绝望：“你出身不好，父亲又有问题，工作组不让给你开介绍信！”
苦闷了几天，实在无奈，我又找到他。我问：“我怎么才能出去串联呢？”他说：“除非你起走户口和粮食关系。”
以后的几天更是难熬，学校呆不下去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66年9月30日，我带着户口和粮食关系，和叔叔要了四十元钱，匆匆回家和敬爱的爸爸和娘道个别，父母听后，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也顾不上这些，傍晚就踏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
火车到了北京站下车，需转乘去西安。到了北京，第一次看到天安门，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心情豁亮极了！
我拿着介绍信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接待站，办理住宿手续。这时正巧遇见了同班同学周功煌，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吃过晚饭后，看了车票上规定的三四日内到达有效，就跟接待老师说，我们晚上要坐车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待老师惊讶地说：“明天国庆节，毛主席接见你们红卫兵。”我们俩说：“按车票的时间规定，怕不赶趟。”
到达西安后，改乘晚上的火车。白天抽空去了市郊的西安革命历史博物馆，不巧的是“十一”放假休息。回到车站，饿极了，在广场附近一个街头小吃，八分钱一大碗热汤面，吃了两大碗，吃得很香，吃得满头大汗。
又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了乌鲁木齐。我们找到了兵团司令部，接待站就在门卫旁边。从接待到分配，中间有十几天的时间。这期间，一个学校的同学宫玉英、王宁、范垂操、刘恩华、王省三，抚顺五中的康秋萍、赵凤英，北京四中的同学还有黄敬波的女儿，鞍山的同学，本溪的同学，先后聚集了上百人。兵团组织我们学习，还到了石河子垦区参观。令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在街头市场花了两角钱买了一小堆马奶子无核葡萄，也不洗，嘴里塞得满满的，葡萄尾巴往外一拽,大口吃起来，结果是嘴里、脸上、手上都沾满了糖浆，黏糊糊的，十分开心。
十几天的休整过后，上面提到的我们这些人，都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工商处，它地处市中心。在处里没呆几天，就把我们安排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的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并组建为工商处红八连，每月发五元津贴。连长何文学，指导员邱林凤，三位排长分别是一排长殷厚桂，二排长陈书珍，三排长×国如。这是一个挺空旷的有几十间土房和仓库的三合大院。当时我被分配在二排，排长陈书珍是河南人，空降兵转业的。由于我表现积极，被任命为二班长。
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维修连队的房舍和一些过冬的零活儿，我在学校任团委委员时，负责宣传，校刊黑板报由我来组织，字写得还说得过去。连里就让我写大字标语，把整个大院的墙上都写上了主席语录和标语口号。
我记得，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五元津贴时，就买了二斤葡萄干给家邮去，弟弟妹妹哪吃过这东西，都高兴极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连指导员告诉我，让我列席参加工商处党代会。我听了之后，又是高兴又是惊讶。现在身上还背着黑五类黑锅的人，又没写入党申请书，这事能是真的吗？我就主动向领导汇报了家庭问题，指导员明确表示，组织上对家庭有问题的人，主要看个人表现，不唯成分论。对此，我受到鼓舞，觉得自己的前途有了希望。
党代会开了三天，气氛活跃，就连我这样的列席代表也允许发言，也可以提意见。会开到第三天结束，晚餐改善生活——猪肉炖粉条，油炸大果子。我当时年轻，食欲又好，不算吃肉，光大果子就吃了整整十一根！代表们看着我吃得正来劲，惊讶地说：“你这小伙子，真能吃，可别撑着！”
回连队不久又接到领导指示，让我去天山化工厂（乌鲁木齐北一百多里）负责新建商店开业前的布置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写主席语录牌。在一个大空房子里用板笔一写就是一天，写了有一个月。就在商店布置完毕准备开业的前两天，处里突然捎给我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竟改变了我当时的生活和以后的处境。电报是学校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学会”的负责人赵青和董群发来的。电文中说：“你在学校被工作组定为现行反革命，请见文后速回学校平反。”当时我看了脑袋“嗡”一下子，傻眼了。现行反革命可是要掉脑袋的呀！幸亏能平反！商店开业了，我也没什么事了。我拿电报，跟商店领导汇报后，经领导同意，我就急速回到连队。期间我跟处里和连里领导请示告别，谁知他们都不同意我走。当时，也正值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国的红卫兵“打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我们红八连这些由红卫兵组建的农垦战士，至今也有四个月了，不少都想家了，一听复课闹革命，明显地军心不稳。记得1967年元旦过后，工商处的一把手来到连队，给我们做形势报告，稳定我们的情绪，保护这些将来能给兵团增添生力军的宝贵人力资源。期间，大家不顾领导尊严，不时插话提出问题，也不时有反对的意见。处长讲完后，我壮了壮胆子，竟走上讲台，和处长对话，并号召大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回家复课闹革命。处长当时不答应。这时，大家情绪比较激动，决定到处里进行绝食，迫使领导同意。绝食共进行三天，在第二天，新疆一所大学的红卫兵老大哥知道了此事，声援我们，和处里领导谈判。当时谈判达成一个协议，记得共六条，准许我们回去，还欢迎我们回来，期间工资待遇不变。谈判胜利了，我们多数红卫兵都回到学校。
回到抚顺，到了家，那天是晚上，见到爹娘，爹娘都惊呆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匆忙去新疆，事前没经二位老人恩准，给父母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我的母亲，邻居告诉我，你娘一天天地发呆，快疯了，我回来后，母亲很快就好了。
来到学校，见了赵青、董群几个红学会头头，他们都说，工作组给你打成反革命，现在黑材料都在我们手里，你要看就看看，找个时间给你平反。
平反会在我班教室进行。我喝令工作组的人站起来，他们都站起来，默默不语，我又激动、又气愤地哭了。同学们为我鸣不平，黑材料也由董群他们给烧了。
我从工商处走时，处长助理送的我，我当时表态，平反后就回来。可是运动后来发展到武斗了，抚顺两大派“抚联”——保皇派与“红工联”——造反派动起了枪炮，甚至是坦克，局面和全国一样，很恐怖。我就给兵团农六师工商处领导写信，请他们把户口和粮食关系给汇过来，不然家里本来粮食就不够吃，我没有口粮指标，全家人跟我挨饿。户口和粮食关系落上后，我和我的同学一样，多数人都没参加武斗，在家呆着。当时我看了《马克思传》等书籍，到1968年迎来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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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6-7-14 08: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