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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7
最难忘的一课（三）
刘伯行
农民是我的知心朋友
在农村这个伟大的课堂里处处都可受益。
张瑞林大爷在屯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在他那里居住的日子也是终生难忘的。我们刚下来的时候被分到社员家居住，当年他已六十八岁，与张学良同庚。他的老哥哥八十二岁，早年是张学良的卫队成员，独身一人。张大爷丧妻未娶，由他来照料兄长的晚年。这也是大家敬重他的一个方面。他多少有点文化，儿子是国家一个大型钢厂的领导，生活相对比较充裕一些。他乐善好施，谁有什么事求他，他都尽量帮助。他对我也是关怀备至。我住在他的西屋，他总是把炕烧得热热的，时常蒸点鸡蛋糕、包饺子给我吃。在屯子里，他以仗义执言出名，不明白的事从不盲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基本完成，可他直到1957年才入社，是最后一户，有的社员说他是怪老头。他也很健谈。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毛主席不是说三年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吗？为什么还要把刘少奇打倒呢？这句话如果在学校机关单位说出，可遭灭顶之灾。他说得那样自然，那样平静，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这实际上是一道国题。国人都是知道的，但是谁也回答不上来。作为一名老农民，能坦然地提出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暂且不说毛主席同刘少奇谁是谁非，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如何，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同情弱者的表现。据说，尼采认为道德就是同情弱者。这对道德的界定，虽有些狭窄，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还是公认的。实际上，同情弱者是寻常人的心肠。因这能保护和发展人性。不过那时能公开同情刘少奇确实不易做到。从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解脱出来的我，对此也较淡定，我对他的人品又增加了敬意。我们的忘年交没有因我到中学教书而中断，直到1978年我离开吴家返城。他曾多次介绍本屯的姑娘给我作对象。如果是另一位也许会成。后来他上他儿子那里去了。
赵福存比张大爷小十几岁，是个单身汉，解放前一直给人扛活，是个标准的雇农。他住在村东的一个小马架里，屋子虽小但是整洁利索，大雪封门时他会掏洞出来。他亦勤于助人。他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极为热情。他经得多，见得广，肚子里有好多故事，特别是关于屯子里的家家户户。所以我们很愿意到他那里去聊天，他会拿出很多好东西给我们吃。虽然他的老哥哥是城里著名的笔匠，但是他并不会写字。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声音洪亮。谈起文化大革命，他更是异常兴奋，经常重复他给大队长写大字报的事情，当然是别人代笔。实际上不过是生活上一些琐事，同现在一些村干部相比，是滴水和大海的关系。但是他极其认真严肃。有一天，他悄悄问我，搞地主家的女人算不算错误。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解放前，他给地主扛活，把地主家的女儿搞了。我说不算，现在不能乱搞了。他笑而不语。文化大革命在此护卫和纯洁着人性。
在前吴这个屯子，我们接触的人大都如此。他们勤劳、智慧、仁和。对此，我们知青体会较深。刘队长几乎每天都到这里看看。有什么困难他还会立即帮助解决。杜队长虽然话语很少，但是队里对我们的照顾都由他办得稳稳当当。张文祥、杨秀才、杨秀义等同我们相仿的青年，摔打在一起。张文祥是我们的好朋友，事事都帮我们想到。大队书记王金华、老党员杨秀玲对我们更是关怀。生产队在全公社最早给我们盖了最好的青年点。我们还有了自己的菜园子、猪圈。徐广宇同学是一个大管家，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吃烧不愁。社员们有时还给我们送点东西。当然我们也不是懒汉，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就宣传毛主席语录。在劳动中我们争做一些脏活、累活，帮助困难社员是我们的一项义务。五保户刘宝臣夫妇都是盲人，儿子又小，吃水是个大问题，我们接过扁担坚持数年如一日地为其挑水。社员视我们为集体的一员，我们受到他们人性的关怀和教育，因而是健康的、愉快的。
吴家中学给我的教益
我于1969年夏天被公社抽去，同范垂礼同志一起创办中学。
范校长是一位人性旺盛的领导者，他宽和、勤勉，在当地教育口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老师明确表示，范校长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可见其人际之兴。同这样的良师益友共事是幸运的。肩负着党的重托、群众的厚望，对于开拓这片处女地，我们不敢懈怠。
我们是白手起家创办中学的。我们利用农中的十间破旧茅草屋，一个一个地把流落在田野里的青少年动员到学校来就读。一开始只有四个班，有四五名教师，是一所包括高中在内的完全中学。当时我既抓管理又要上课，有时一天上七八节课，除了体育和音乐外，几乎所有的课我都教过。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逐渐扩大，形成在校有五百左右的学生，四十多名教员，并有校办工厂、农场，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学校的教师、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乏被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伤害之人。教师以抽上来的当地小学骨干教师为基础，还有几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以及外地返乡的教员。下放到此地的沈阳铁路一中叫“五七大军”的几名教师也被抽到中学来教课。再就是我们几位知青，陆续有李莉、李界荣、汪德绵、王力行、周振环、陈国平等同学在校任课。学生主要是当地农民的孩子，还有一些下放人员的子女。面对这样的师生，办好学校并不容易。
范校长高超的人性领导艺术，实质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执行，都表现在一个“和”字上，这同刘队长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他对被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伤害的老师甚至学生，极为同情。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从不触及这些伤痕。这同那些爱揪小尾巴的人大不相同。他对“文革”中所强加给一些老师的“问题”不屑一顾。某老师是国家重点大学的高材生，工作积极热情，专业水平高超，许多同学对他赞不绝口。可是公社的人保们不断反映其母校来信。范老师和我都主张不予理睬，并让他担任了教师团总支书记，保护和发扬了他的工作积极性，为学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五七大军”们可谓伤痕累累。他们都是沈阳铁中高中教师中的业务尖子，其中曹希功的语文、田玉齐的英语在北镇地区都是佼佼者。范校长从关心生活入手，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在此地生活得都很舒心，教学也很努力，使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学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范校长用人不拘一格，尽量使其所长，对青年人更是放手大胆使用。我从1969年6月入校，他就大胆地让我工作，并于1972年6月介绍我入党。学校只有我们两个党员，他将一些具体工作都交给我做。我未免有些疏忽，他都主动承担责任。我们这些知青和新毕业的大学生是学校的骨干。当时各地教师紧张，画地为牢，禁锢老师的调动是普遍现象。但是，范校长相反，不管是谁，尽管学校极端需要，只要本人愿意走，他都一律帮助解决。这并非他不关心本校工作，他更关注的是别人长远的人生利益。所以，在范校长的领导下，教职工的积极性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创造了较为优秀的工作业绩。受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使，后来有人搅闹学校，也给范校长和学校带来很大伤害。范校长的和勤风范令我终身受益。
按照和勤的理念，我们对学生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管理。我们尽量排除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在学生中的影响，对学生不讲出身、不讲门第，一视同仁。不论来自何方的学生，在吴家中学学习的日子里，都没有负担，是轻松的。
我们注重学生思想品德的修养，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断提高他们的人性意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有的同学是点着油灯抄下来学习的。我们注重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学生骨干来管理学校。孟凡胜同学是学生干部中的负责人。我们对学校的管理大都是通过他带领学生干部实现的，这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后来他们大都留校当了老师。范校长离开学校后，孟凡胜则接任成为新一代的校长，政绩突出，全县出名。
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虽然同当时的大环境不协调，但是我们抓住不放。同学们的学习态度也很端正，刻苦认真。在边远地区的同学，没有电也没有油，用蓖麻子穿成串点着照明来做作业。学生的学习成绩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曹希功老师感慨说，吴家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国家重点中学的沈阳铁路一中。这个结论后来得到了验证。1977年恢复高考，吴家中学五年的毕业生，其中一小部分参加考试，就有五十一名过了分数线，大多数都考上了。有的同学数理化全部满分。后来我到辽宁大学看他们，在一个楼里竟有四名同学是吴家中学的。据说，抚顺有一个区那一年一个也没有考上，就是在北镇也是其他学校所望尘莫及的。由于北镇当时的古板政策，吴家中学的一大批学生没有参加考试。如果他们要参加，那么考上的人会更多。孟凡胜同学因为结婚没有能够参加考试，后来他参加吉林师范大学的成人教育考试，在全锦州市考了第一名。此后，每年都有一些同学考上大学或上级学校。
这些上大学的，没有上大学的，都成为北镇县和吴家地区各部门各级领导骨干，还有一些同学承担了更高的职务。
吴家中学在走完四十年的历程后，于2009年终止。她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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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08:02:33
发表于 2016-6-26 2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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