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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4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三）
门广服
生产队长及其他
秋收后，结算完，冬季来临。农村多有队长“撂挑子”的现象，这时队里生产陷于瘫痪。什么学大寨、修水利都谈不上。因为农村经济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长若不干了，公社岂不架空。所以每临此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则全力“驺班子”。那段时间，我蹲点在合兴四队，社员大会、小会连续进行。高中时，我不擅长在众人面前讲话，这时不讲不行了。我记得，会议前我学政策，反复构思，说什么能引起社员兴趣，把队长扶起来。后来我回城，在师范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是得益于那时的历练。
我过去以为，社员谁不愿意当队长？实际我的视角是有局限的，只是从当城里的干部的角度来揣度。后来我注意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规定，觉得那上面，生产队长的义务不少，好处不多。“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我下乡那小队，队里还有会计、副队长，至少三个人，辛苦一年，总计补贴不过150～200元。
还有，队长白天与社员一起干活。晚间，队长还要盘算队里的活计，领着开会等，十分辛苦，家里的活多是顾不上的。农村密告信也多，队长得罪谁了，谁背后给他写两条扔到密告箱。大队、公社自然要下来查证。处理时，个别的还勒令进学习班。1970年夏在合兴大队，我是工作组成员，有人连续写匿名信，告队长侵吞了队里的木料、粮食。我们折腾了半月，但没有证人站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1996年，我曾回乡一次。先去胡家店找李跃堂，后去高台子见张少海，都是我蹲点队的老队长，一个还是公社号召学习的县劳动模范。前者积劳成疾，已经不在了。后者，也老态龙钟。见我面只是淌眼泪，已经不能说出话来。他们也就70岁上下啊！主观上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自己牺牲了许多。
城里的有些理论家们，今天对农村改革仍然说三道四，还想回到公社时期。我觉得他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不现实，属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试想，现在谁还愿意当生产队长啊？理论家们去当，没几时也会撂挑子的。
吃大锅饭和三角债
我在公社感受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维护集体经济，开展经济领域“三两斗争”。具体说，是谁挖社会主义墙脚，谁侵占集体财产，谁瞒产私分，要去斗争。
我所在小队距离公社很近，人口五百多，还有很强的诋性。社员私下跟我说：“村里什么秘密公社都知道，瞒产私分搞不了。”那些边远的村子，离公社二十来里。秋收后，队干部把粮食产量低估少报，完成征购后，社员可以私分一些。这样，瞒住了上边，自己的日子就好过得多。公社察觉到了，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看到毛主席1959年的一个讲话：“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1970年初冬，我在高台子大队蹲点，抓塑料大棚建设和高温积肥，碰上“吃大锅饭”的事。那是早晨五点多，正在睡梦中，突然大队派人找我们，一起去一队抓“吃大锅饭”的。原来有社员密报，说高台子一队在吃大锅饭。事实是，农民有起早打场的习惯，干完活的社员集体吃饭。我们匆匆来到那里，人影都不见了，只看见大锅边上几粒大米饭。我们心里边也不想深究——那么早干活，又那么冷，大伙儿一定都吃了，能怎样，于是也就算了。不过，这事若形成风气，都这么吃，可能会影响国家征购任务，所以还是要开会批评。
还有，就是“三角债”问题，就是部分社员欠队里钱，而队里欠另一部分社员的钱。卖完公粮，在年终分配的时候，工分挣得多的农户，扣除口粮、棉花、秸秆等的折价，结算后，有节余。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按照现金支付给他们，但是兑现时出了问题。原因是有一部分农户，当年挣的工分总值，不够他家领口粮、棉花的。按政策，为了基本生活需要，这些要按他家人头数领取，这就形成他欠队里的了。经济学上讲，就是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早就这样说过）。这个问题，在经营好的队，或者年景好的时候，不太突出。
例如我们下乡那年，我所在队当时一天挣10分，合9毛钱；1969年，夏天河流地过了水，减产，分值降为5毛，1970年9月下大雨，形成内涝，收成大减，工分值降到2毛。
挣工分多的农户，忙活一年，挣不到现金，自然怨声载道，称“替别人养活老婆孩子”。有算计的社员，就另找来钱道儿。比如我们另一个房东刘某，在队里挣够一定工分，就去草甸子打猎。他打下兔子、野鸡去卖。我们看到，当时他的妻儿活得就挺滋润。他也不是什么地富，抓阶级斗争也奈何不了他。
公社看到了三角债问题的严重性，怎么解决？以物抵债是一种选择。按那时的方法，先典型引路。1971年夏，在试点大队，我看到，自行车、座钟、缝纫机等摆到队部里，排成一大溜，那是拖欠集体钱款农户的东西。作价后，让债权人去选取，那场景细想是残酷的。我认识一个大队的一把手，因为家里人口多，也有拖欠问题，很难处理。至于家徒四壁的，谁也没什么办法，就一年年欠下去。——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怎么维持呢？
1971年9月，抚顺师范来北镇招生，我离开了北镇，带着遗憾，带着怀恋。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大学，圆了十二年前的梦。
1979年夏，我正在抚顺石油学院学习，我家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是吴家公社的朱主任。他们到抚顺出差，并特意来我家。我和妻子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吃饭的时候，朱主任告诉我，现在农户家家有余粮，再没有靠土豆苦菜救急的了。他说，他也奇怪——“为什么还是那些土地，怎么一承包粮食就多起来了？”后来，话题转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说，“这些年，知青呆够了，社员受够了，干部看够了”。
1997年晚秋，我和我妻子约老潘、老霍，一同回北镇吴家看看。青堆子到吴家路径依旧，但是乡路已不是土路，都铺设了沥青路面。路边原来大片河流地已经改为水田，水田还养了鸭子。许多漂亮的房子——“北京平”散落在路旁，那里公社旧址上没有了平房，代替的是四层楼房的乡政府。
乡党委王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指定要见的人。没两刻，我们下乡那个大队的孟书记、范主任，还有高台子的赵主任，原来公社的老同志，还有留乡的李岩同学，陆续前来，相见甚欢。听说我们想吃高粱米饭，乡长特意派人去集市买。因为本地不再种高粱了，改为水稻了。水豆腐、小鱼酱、炒鸡蛋，让我们大快朵颐，大家喝了许多酒。
乡长告诉我们，现在全乡为一万三千多人，比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少了七百多人。以往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菜园子，如今已经是连片的棚菜发展区；常闹水患的河流地，已经变成水田综合开发区。他们讲，这个得益于上游修了几个水库。乡里干部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会议少多了。乡里有通勤车中巴，干部可以如城里人一样上下班。
次日，我们去几个村里看望房东。发现他们的房子仍在原地，但是已经翻盖。泥土墙全变成砖石结构，室内北侧带廊道，又保暖，又可储藏蔬菜。饮水不再用人挑，改为水泵抽；烧柴用上液化气，秸秆制成颗粒等。房东说，他家的孩子有一个到城里就业了。还有，吴家乡的孩子不少考上了大学。
回来的路上，我们议论，虽然新的问题还会有，但现在那里的变化，下乡时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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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4 20:39:46
楼主
发表于 2016-6-25 07:3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