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2 09:24
炊事班长当得好，
只是恋爱谈不了，
串联同伴全调光，

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0

投稿的故事

周振环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二班学生。北镇插队六年，种地，当民办教师，还当过公社新闻报道员。1974年12月抽调回抚顺，从事教育工作，教了十年数学，又调到市教委做过文职秘书。后到党委宣传部计财处和中等职业专科学校任职，直至退休。

我当知青时，一直认为自己很有创作才华，业余时间都在写这写那。也曾经有几首跟形势的歪诗登在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刊物上。那心情就很不一般，觉得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弄得最不错的一次是向当时的一家省级刊物投过一组诗歌。投出不久，就收到编辑部的退稿信，便签上写道：“……原拟改用，但因送审后抽下，现奉还。”原稿上涂抹勾画，真看出了编辑的经验、水平和自己的不足。但退稿信并没有令我的热情稍减，反而更以为自己很有“创作才华”，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写的东西被排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已是1974年12月份的事。那年秋天，有一天队长通知我：明天起到公社上班，公社借你去搞新闻报道。还说：这可是重要差事，又能多接触领导，还是你个人的愿望和爱好。
于是，我离开土地和生产队，去了公社。
公社报道组组长由党委秘书袁喆兼任。袁秘书是机关老人儿，有资历也有能力，而且原本就是搞新闻报道起家，深知个中滋味，常有稿子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报省台、市报市台上发表。但是，无奈公社的会议材料很多，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不久前，原有的两个年轻报道员又被选送去上工农兵大学，所以才借我来专搞报道。
据说我们公社从建社开始，各届党委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一直有“三分干，七分讲”的说法。如果有一段时间“报上没名，电台没声”，公社主要领导就要骂娘。好在60年代初，袁喆这个“大学漏”一还乡，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就慧眼识珠，把他调到公社抓报道。经他这么几年的苦心经营，公社的新闻还真是年年被评为各级先进。由此我们公社也就远近闻名，成了一面旗帜。
袁秘书家住在离公社八里多地的永旺大队，常年住在机关，只在需要换洗衣服时才回家一趟，住机关、忙工作说明他很敬业。和这么一位能人一道工作，袁秘书当然既是我的领导又是老师了。
我到公社当报道员，主要工作就是采访、写稿、投稿，当然很合我的心意。记得当时正是全国大搞“批林批孔”的那阵子，而县里则是“大批促大干”，大搞秋收后农田基本建设。我来之前，袁秘书已对我们公社修台田、条田，改造盐碱土质取得丰硕成果，忙里偷闲做过报道，在省市县反响很大。我接手后，一是新闻写作与文艺创作差别很大，一时难以把握；二是情况不熟，不知道写什么好。开始，我勉强写了几篇小稿子，但是袁秘书一看就皱眉头，只能送给公社广播站播播。在工作打不开局面的焦急烦躁中，不觉到了冬季。入冬以后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记得天津小靳庄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出笼的；我们公社党委很会抓工作，适时提出了“地大冻，人大干，冬闲变冬忙”的口号——那个时候提口号很时髦。继秋季大干，又掀起了冬季抓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坐在办公桌前，正为自己写不出叫响的稿子发愁。坐在我对面桌前的袁秘书翻完近几天的报纸，向上推了推鼻梁子上的眼镜对我说：其实搞新闻报道关键是，一要吃透“上头”。“批林批孔”就是“上头”的精神。二要善编——就是你善于“发微”。“发微”懂不懂？“见微知著”嘛！要善于发现苗头，然后总结、拔高。三要敢写。就像你写诗，没几句豪言壮语你那诗就没劲。他说着把一份报纸扔过来，示意我看，说：小靳庄这“十件新事”哪那么巧就正好干十件？还不是编出来的？新闻报道为政治服务嘛。四要抓导向性。比如现在刚入冬，你就写种子越冬管理，这就抓住了“新闻眼”，稿子寄出去准上。
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处，袁秘书还真是不吝赐教，向我吐了一口“五味真火”。我也足够聪明，一点即透，茅塞顿开。当晚就写了一篇“集中管理，专人负责，加强种子越冬管理”的小稿。兴之所至，又写了“马不停蹄、人不下鞍，大刀阔斧搞冬建”约六百字的稿子。袁秘书看后略舒眉头，稿子就投了出去了。很快，两篇稿子都登在县农业会战的《战报》上。那个时候通讯稿都不署作者名，但毕竟是我的稿子第一次登报，当然很兴奋也很骄傲。
投稿这玩意儿也是“人来疯”。架不住袁秘书夸奖几句，我写得更起劲了。接下来我又像模像样地下去“采访”。走到哪个生产队，队长同志都能跟我谈上一套学习小靳庄的经验、体会。这个村儿社员编了“批林批孔”的“顺口溜”，那个村就给你讲开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家庭阵地”的新故事，说得热热闹闹、练练糊糊，我记了满满一本子。三天后，我又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长稿子。这次袁秘书是眉头大展，点头微笑，大加赞赏，让我连夜乘火车去市报、省报专程送稿，并嘱我顺路回家看看。还没等我返回公社，稿子在市报就发了头版头题。不久省报也登了出来。我回到公社那天，午饭刚开过，机关大院一片喜庆，到处投来羡慕的目光和恭维我的话。党委邵书记歪着挺不直的脖子从饭厅出来，一边走一边用笤帚苠剔牙，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小子这个“舆论权”（他把“权”的音说成“传”，因此社员们背地里都叫他“‘传’老歪”）抓得好！就是你这么一吹，我这工作可不好做了。人家要来学经验，我拿什么给人家看嘛！
我听出这话的意思不是责备、批评，倒是很得意。就说：“都是您亲自抓的工作，来了也不怕看嘛。”“传老歪”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错！小伙子，好好写。得到书记表扬，我就更多了几份骄傲。
晚上袁秘书回家换衣服没回来。我独坐在椅子上正举着登我稿子的省报自我陶醉，党委副书记老温悄默声地踱进来。他坐在我对面小声地对我说：你都写了些什么呀？学习小靳庄那些事哪个队真做了？人家说啥你信啥，还添油加醋胡乱编；你写西河大队六十多岁的那个李秀云“通过批林批孔心里越批越亮堂”，你知道那个老太太咋回事儿？她是个地主婆！
我知道温书记在公社领导中是个老资格，工作“石（实）打石（实）”，最反感搞花架子，要不然早就当正职了。听老书记这么说，我不禁直冒冷汗：拿个地主婆说事儿，说你报道失实是轻的，上纲上线就是立场问题！想到这儿，连日来的得意、骄傲一下子就消了，不由得有些惶惶不安。
温书记似乎没有注意我的感情变化，继续说：再说你写种子越冬的稿，你也不看看好些生产队的种子堆在队部里鸡刨狗咬。本来是咱们工作上的疏漏，到你这儿反成了经验，耍笔杆子也得有点谱嘛。
见我已是坐立不安直搓手，温书记才转过话头，说：吸取教训吧，好在上面又下来了知青回城的指标，也是你这个“舆论权（传）”抓得“好”，邵书记点名让你回城，有什么事儿我替你顶着。
老温书记不无调侃地模仿邵书记，把“权”说成“传”，那深深的讽刺意味和爱护年轻人的拳拳之心，让我既惭愧又感动，那滋味至今都忘不了。
从那时起，我对舞文弄墨、写稿投稿算有了根本的认识：无论写什么样式的文字，必须真实，必须有责任感。即便可以虚构的文学作品也必须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创作的原则。
我真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变不仅是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生活的，也为像我这样“认为自己有文学创作才华”的人提供了广阔而祥和的空间。一切的写作不必去为图解政治、诠释政治而处心积虑；凡“对文学艺术怀有抱负的人”，尽可以“按照美的原则和规范去生长舒展自己的枝条”（诗人周涛语）。

龙行天下

宣传报导在公社，
先学投稿奥秘多，
老温教导要求实，
深刻感受毕生得。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5 08:39
宣传报导在公社，
先学投稿奥秘多，
老温教导要求实，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1


关于钟表的回忆

周振环
汉代张衡结合天文观测而制造的天文钟，可以说是世界钟表的鼻祖。《新唐书•天文志》记载了一行和尚与工匠梁令瓒制造的“水运浑天仪”，比欧洲机械钟的发明至少要早六百年。两千多年来，人类为把钟做得小巧，报时准确，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把钟做到了可以摆在室内、挂在墙上，已是近代的事了。钟的体积的进一步缩小，就出现了表。最初的表也不是戴在手腕子上，直到20世纪初瑞士人扎纳•沙努偶受一个士兵为便于看表，把表绑扎在手腕上的启发，在表的两边设计了两个针眼，用皮制或金属制的带子固定在手上，这就是原始的手表。
我从记事儿起，就知道钟表是很珍贵的物件。所以父亲那年买回一口“三五”牌座钟，令我兴奋了好几天。上学的时候一想到我家也有钟了，再不用去邻居家问点儿，心里就高兴得直痒痒。当年钟表的价格也的确不菲，一块瑞士产的杂牌表也要花上三五百块钱，这在低薪制的年月真是个不简单的事，所以钟表一直荣列家庭四大件之首。手腕上有没有表、戴块什么牌子的表，就成了地位、身份、穷富的象征。那时，人们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别，昂贵的进口表买得起的人并不很多，能戴上一块价廉物美的上海表就很不错。实在不行能弄块丹东产的东风表，也能挤进有表一族。当年国产表受计划控制产量不高，要凭票供应，攒够了钱还要弄到表票，想买到一块国产表还真是个难事儿。
我下乡当知青那几年，全公社近万户人家，家里有钟的凤毛麟角，戴得起手表的更是寥若晨星。庄稼院还固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祖训，在土地上劳作要看日头影来决定歇气时间，妇女也要看太阳走到哪儿来烧火做饭，这与皇宫里的日晷测时同出一理。到了夜里，人们就看星星估计时辰，比如冬季，“三星晌午”（即猎户星座中央三颗明亮的星星升到天空中间）就是半夜。遇到阴雨天，就只能混时度日了。好在我们公社地处铁路沿线，按时通过的火车就成了社员们估时的参照。
所以，那个时候村里谁家能有口钟，不管挂着还是摆着，都了不起；谁手上戴块表或怀里揣块怀表，人们就羡慕得不行。
我们生产队老队长就有块怀表，是他在城里工作的儿子给买的。老队长用一块手绢抱着，时不时掏出来看一眼，再仔细包好揣回去。到了歇气儿的时间，他就招呼大家休息。有半大小子盼天黑，就总问他几点了？老队长呲哒他：“干活吧，早着呢！”
过了几天，人们发现社员“花裤子”腕子上也有了一块手表，而且你不“发现”都不行。他戴表生怕别人不知道，点儿看得勤不说，每次都是先把胳膊伸出去再往回一弯，把腕子送到眼皮子底下看点儿，还一脸的得意，脑袋上的几块斑秃都放光儿！“花裤子”有表了，小青年就转向他问点儿。他从不拒绝，一如既往地看表、回答：“和昨天一样！”“昨天是啥时候?”见蒙不过去，他就抬头看看日头，说：“九点一刻。”这时，才有人发现“花裤子”的手表没有表蒙子！原来这小子前几天去城里他哥家，把他嫂子戴坏的一块上海表拿来蒙人的！
既然钟表在当年这么金贵、这么稀罕，在抽调知青返城时就成了某些青年打通关节、送礼的礼品。我们公社有个知青，就为此特地买了一口挂钟送给生产队长，队长欣然接受，正正当当地挂在他家的墙上，也正正当当地让他拿到了回城工作的调令。可那知青在临回城前却跑进队长的家，进屋就往下摘挂钟。队长问他，这是干啥？他说，这钟已完成历史使命，我把他收回了。闹得队长哑巴吃黄连，啥也说不出来。
钟表不再金贵，已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钟表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完成了由机械向电子的跨越，成本大幅度降低。有钟的人家、戴表的人士一下子多起来。随着液晶显示石英表的出现，钟表的普及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不仅大人，小孩都有儿童表。钟表的价格便宜得没法再便宜，两三块钱就能买到。现在听说一些国家又在研制电波表，想必更含高科技、更便宜、更方便。说不定钟表也会像日历一样成为一日性消费品。
当然，现在还有不少的有钱人士仍然在追求名牌的手工机械表。瑞士家庭作坊式的手表业还很兴隆。买一块瑞士伯爵表、雷达表还要花上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民币。那是另一回事，与时间的关系不大了。

张庆先

周振环文笔不错，多篇诗文见诸报端。可惜现在身体欠佳，否则一定会有更多文章和我们见面的。

龙行天下

钟表曾经很珍贵，
当作稀罕人人追，
后来遥了电子表，
人手一只还多堆。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5 15:22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1

周 振环文思真不错，以钟表为题也可以写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6 08:01
钟表曾经很珍贵，
当作稀罕人人追，
后来遥了电子表，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2

列车门口的留影
周振环

这是一张摄于四十五年前的老照片。照相那天，也就是下乡插队整一年后的9月26日，我们青年点的同学给自己放假，跑到青堆子镇逛了一趟。当初，知青专列就是送我们在离家五百多里路的青堆子火车站下的车。

我们生产队在铁道南，离青堆子十二里。早晨出来就挺晚，赶到镇里都晌午了。大家先去供销社“点货”，花毛八七的买了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出来就钻进饭店去吃饭。经不住高粱米粥拌盐水、苞米面饼子就咸菜的“熬啃”，赶集上饭店、进饭馆，就成了知青的一个盼头和念想。
当年吃馆子要先开票，就有同学抢着去售票口站排，付钱、付粮票。那个时候谁都不宽余，却也没有“AA制”这一说。谁抢上槽去开票了，就意味着他要花上一笔钱和几斤粮票请大家“撮”一顿儿。这事儿虽不常有，且花不了多少钱（像点样儿的“煎炒烹炸”这村镇小店也没有），可单搁一个人身上谁也够受的。于是，等在一旁的同学，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转身出去，到街头集市买些黄瓜、柿子之类直接吃的食品。这样既可丰富这顿午餐，又减轻请者的压力。
我在饭店门口，看见一个老农在卖刚出锅的猪头肉，香喷喷地冒热气。我一打听，才五角六分钱一斤（当时凭肉票供应的生猪肉九角钱一斤），就让他称二斤。卖肉的抓块熟肉往秤盘里放，这时我才看见从那肉上噼里啪啦掉下来不少豆粒似的东西，就问：“这是什么？”卖肉的说：“我卖的是痘肉，要不咋卖这么便宜呢？”
听老师讲过，猪吃了人的粪便，恰巧碰上有寄生在人体内的绦虫卵，猪就成了第二寄主。那猪肉上掉下来的痘，就是绦虫卵在猪身上生成的幼虫，叫囊虫。如果人吃了生痘的猪肉，囊虫就进入人体内，再随便地游走，就可能引发这人抽风、失明或其他的病症，很可怕。在课堂上老师指着挂图讲得那么认真，我们却觉得这事儿离得太远。第一次目睹了猪囊虫，真服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太必要了！”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下乡上哪儿知道，原来人是可以随处拉屎，猪也是随便吃屎的，不长痘才怪呢。
那个时候不仅饭馆要先开票后吃饭，买东西也一律先交钱后付货。我让卖肉的把钱退给我，这肉再便宜也不买了。他好歹不肯退，还说：“事先不看好，为啥买？”我正没辙，大个子爱华掐着一沓子干豆腐走过来，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劝我：“老乡养口猪不容易，倒霉又是个痘猪就更窝囊，不退就算了。”他接过草纸包着的痘肉，一进饭馆门，顺手就扔进旁边的泔水桶里，几个吃饭的老乡看着直眼馋。
青堆子镇当年是铁道南比较热闹，商店、饭店、旅店、集市都在道南，而铁道北有一座化肥厂，还有一所中学。吃完饭，同学们提议再去道北看看。去道北的道口在镇南头，离闹市区一里多远。过铁道的行人嫌麻烦，多数都抄近道儿从火车站横跨铁道穿来穿去，我们也就随大溜穿铁道到了道北。
道北的化肥厂是县属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厂门口白底红字的标语牌、宣传画，还有围墙里的厂房、设备、烟囱，以及穿工装在厂区走动、干活儿的工人，都带给我们很亲切的城市气息。我们家乡的那座工业城市可说是工厂林立、随处可见。这些在下乡前本是司空见惯而熟视无睹的场景，在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一年农活，在那偏僻的村落里苦了一年之后，很让人向往、嫉妒，不由得勾起同学们不可抑止的思乡想家之情。每个人都沉着脸，满怀心事地望着眼前这一切。当时还没有选调知青回城就业、上学这一说，谁对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处在混沌、迷惘中。想到以后的日子，当初“向北镇进军，扎根农村闹革命”的那份狂热，早已冷却成痛苦的思虑，心里都酸溜溜的。
工厂的隔壁就是县五中。看着操场上疯跑、蹦跳的同学，想到我们自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日子，更加不是滋味……
道北一行，弄得几个人都没情没绪。从火车站回道南时，偏又赶上一列客车横在铁道上“待避”。听站务员说，这列车要等对面的火车开过去才能开走。从车门敞开、乘务员下车到站台上散步就知道，发车的信号不会很快就来。有的行人着急，就从这侧车门登上车，从另一侧车门下去，列车成了过街“天桥”。大个子爱华趁此机会从黄书包里取出海鸥相机，说：“大家照相吧！正好有火车。”于是，同学们以列车做背景，纷纷找角度、站位置，让爱华给拍照。我登上车转身站在车门口，双手抓着扶手，眼睛望向远方，让爱华调好焦距、速度、光圈，按动快门，留下了我当时的影像。
我十分珍爱这张照片。当时，我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裤子，膝上是妈妈细针密线补上去的方方正正的补丁。上衣是父亲工厂发的蓝色工装；照片上的我瘦瘦的，眼眉往上被车门框的阴影遮着，那双望向远方的眼睛在阴影里也看得出充满惆怅和忧郁；在爱华按下快门的那一瞬，真是愁肠百结，思绪万千。虽然是黑白胶片，却是那么清晰地把我既复杂又单纯的神情定格在方方正正的相纸上。
人们都喜欢在飞机、火车、轮船等各种交通工具前留影。有的是在出发前，有的是在到达后。出发时的留影洋溢着对旅途的向往、信心和希望，到达时的神情则呈现出满足、收获和成功的喜悦。而我这幅照片却是摄于列车“待避”的时候。列车“待避”是对错乱、拥塞的管制和疏导，是对秩序的规范和调整，它虽然给旅人带来焦虑、不安和迷茫，却是为了安全稳妥地继续运行。这照片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我在人生“待避”时的心境。四十五年过去了，时间的列车已把我带到了古稀之年。回首往事，那段人生“待避”何尝不是后来进发的一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