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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7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杨孟杰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级一班学生。1968年随校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高台子大队。1970年归户到清原县草市公社草市大队。1972年4月到草市小学代课。终生从教。1994年，被辽宁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1988年起，连续四届被政协抚顺市委员会聘为第七、八、九、十届委员。退休前担任抚顺市实验中学副校长。
当本书出版时，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七十年的生涯留下了很多难以忘怀的痛苦或幸福的记忆。但最触及灵魂、触及肉体，最磨练意志的当数“下乡知青”那段经历。在那段时光里，我的生命获得“涅槃”。
关于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历史已作出结论，在这里我们不说它的是是非非。
实事求是地讲，农村生活固然艰苦，农活固然繁重，作为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回城学习或工作，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讲，对某些人来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不可缺少的一种磨练。可对病人就不行了，那就不是锻炼，而是摧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读初中时，我患了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至今仍是疑难病症。高中阶段正是“活动期”，高二时，病情发作，我被同学用担架抬回望花区的家中。后来曾一度休学。下乡动员时，老师、工宣队员多次找我谈话，动员我报名。妈妈告诉我：“好好和领导说说，‘官不踩病人’。”可我知道，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血统论”盛行的时代，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再说，老师、工宣队员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完不成任务，也不好交差。有个关系较好的同学暗示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告诉他，这个我也想过，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走了，母亲就该遭罪了。父亲已被专政，我不能再拖累母亲。我告诉负责我的那个工宣队员，我同意去了。他很高兴，说了一些官话、套话。末了，他有些于心不忍地说：“小杨，你的病情我们都了解，但上级有规定，除了卧床不起的都得走。你放心，农村也有轻活，比如喂个牲口什么的。”后来下乡后我才知道，喂牲口，那是一等棒劳力才能干的活。
1968年9月26日，我随全校同学乘火车离开家乡抚顺，开赴辽西北镇县，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知青历程。
高三•一班下乡被安排在北镇县吴家公社高台子大队。高台子紧挨沈山线，这里有一个“八家子”小站，乘火车比较方便。
吴家公社是一片平原，看不见山。气候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风大。每天从早到晚窗户纸被吹得呼呼直响。这里“烧的”比“吃的”还困难。很少有烧煤的，烧的主要是秸秆作物的“茬子”，每家都有一个“茬子垛”。
这里的农村主要是大田，作物比较单一，收入不高，分值较低。有时靠出民工，到大洼县割苇子挣点零用钱，农民大多很穷。下乡不久，我们队一个韩姓青年竟把我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借去穿着相亲。
其实，他们也知道致富的办法。当地有一句谚语：若想发财，种三辣一白。就是指种棉花等经济作物。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我们附近有一个队的社员，偷偷种了点洋葱，被公社发现。公社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公社书记亲自把葱苗都铲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是亲眼所见。
一开始下乡，吃住都在青年点，大家一起下地，一起收工。干农活时，生产队对我们还有些照顾。干活时，我夹杂在同学之中，滥竽充数，但体力还是明显不支，每次收工时都累得狼狈不堪。小队把我的情况汇报给大队。大队老书记特地把我找到大队谈了一次话。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下乡时老师和工宣队动员的情况跟他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只问只听，什么也没说。最后他又让我脱掉上衣，看了看我的腰，仍然什么也没说。待我穿好衣服准备回去时，突然看见他转过身去，叹了一声“造孽呀！”这个情景我终生难忘！
1970年，母亲也被安排走“六•二六”道路，带领全家下乡到清原县草市公社。抱着“死活全家在一起”的想法，母亲让我和已下乡到义县的大妹妹都归户到草市大队四小队。
草市四队有大田，有蔬菜地，还有一个副业组，给公社所属的企事业单位修缮房屋。由一个瓦匠大梁师傅领着，有活就干，没活照样下大田干活。
锄草、铲地、割大田时，大家都跟着“打头的”。他在前面领着，节奏把握比较准，正常人都能跟上。到了地头，再抽袋烟，歇歇气。我明显跟不上节奏。待我到地头时，“打头的”返身又开始干下一垄了。我马不停蹄地转身又跟过去，根本没有歇气的机会，每天都像丢盔卸甲的逃兵似的。
我最怕的就是割豆子、割稻子这种低矮作物需“深哈腰”的活了。哈一天腰，汗水把衣裤都湿透了。每到地头，不管地上是湿是干，我马上就得躺在地上直直腰。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地摧残了我的健康。
在身体受到摧残的同时，还有精神受到的屈辱。最为令人难堪的场面就是“评工分”的会场了。草市四队一月评一次工分的等级。方法也很特别，每当队长念到一个社员的名字，就由几个大组长喊一个等级，一般都是一锤定音。其实大多数人的工分也好评。男劳力大多在大田或副业组干活，都是一等；女劳力在蔬菜地干活，离家较近，活又较轻，都是二等。“半拉子”（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三等。我只能和“半拉子”一样拿三等工分。每当念到我的名字，被人喊为“三等”时，我就像在学校考试不及格一样感到羞愧和窘迫，失掉了心中仅有的一点尊严。
我的病时好时坏。到了农村缺医少药，更没有条件送治，犯病了只能吃点止痛片了事。
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和疾病的折磨，几乎使我陷入绝境。有一段时间，我苦闷，消沉，彷徨。家庭出身不好，过不了政审关；身体有病，过不了劳动关。这两关过不了，招生、招工就没有希望。我还有希望吗？我不断地追问自己。我的苦楚无人倾诉，我不能跟母亲说，她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她为了这几个孩子，尤其为我而日夜担忧。转念我又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来到世上一回不容易，要敬畏生命，荣辱不惊，无愧人生。我的脑中不时涌现出好些我崇拜的偶像，尤其是牛虻。我特别崇拜和认同他那种吃苦而不诉苦的精神。其实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挫折，遇到苦难，谁能闯过苦厄，谁就会到达理想的彼岸。我是一高中的学生，我的理想一点还没有实现，一高中学生身上的那种傲骨和自信在我身上还没有消失。我不能退缩，更不能倒下去。我耳边响起一位哲人的话：“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再转眼一看，其实陷入绝境的岂止我一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也是被“折腾”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了吗。沉重的气氛压得大地母亲长不出庄稼来。大多数农民都填不饱肚子。每当开春时，有的人家就揭不开锅。苞米刚一灌浆，土豆长得只有乒乓球大小，就被掰下来，就被抠出来充饥。有一天上工路上，本地的一个叫依俊峰的青年告诉我，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一天三顿大饼子吃饱了，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中国梦”。听到他的话，我心中涌出一丝苦楚。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能总在饥饿线上挣扎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时正在进行“回潮”和“反回潮”的斗争，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经过一段努力，我干农活比过去强了许多，与社员的关系也亲近多了。生产队会常让我念文件材料，不时还安排一期墙报，也照样计工。生产队开会前，大家常扯荤嗑，有些人就让我讲一段历史故事，或说点时事什么的。渐渐地，我的境遇有所改变，工分由三等升为二等。终于有一天，又召开评工分大会。念到我的名字时，副业组组长大梁师傅高声喊道“一等半”！会场为之一震，我也很惊诧。老队长追问了一句：“什么叫‘一等半’？”大梁师傅解释说，就是比二等高半等，比一等差半等。大家都没有异议，通过了。散会后，会计调侃大梁师傅说：“大梁子真能整，我当这么多年会计，还从来没记过‘一等半’的工分呢。”
从此我的工分等级就定格为“一等半”。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对我却是莫大安慰。
我很感谢大梁师傅，凭着他的正直和智慧，把我从窘境中拉了出来。可惜他过早离开了人世。我相信他在天堂中仍会发扬他的正直和智慧。
1972年4月，草市小学的一位女教师休产假，大队安排我去代课。从此，我走上了从教之路。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脱离了窘境，对我来说已是很不错的事了。其实，这时很多知青都已通过招生、招工返回市里，结婚生子。我懂得这种好事还轮不到我，我只是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在政治上我仍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一等半”。
到了学校，当时正赶上“教育回潮”时期，开始重视教学、重视质量。我加倍努力工作，受到公社、县里的关注。1974年，我被评为清原县优秀教师，接着被调入清原县师训班（县教师学校前身）。1975年我先后借调到抚顺市中小学教研室、辽宁省中小学教研室编写教材。
在县、市、省这些教研机构，都是人才济济、名师云集。我的学历最低，资历最浅，而且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令我无限欣慰的是，大家知道我是抚顺一高中的“老高三”，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是受到照顾、受到礼遇、受到提携。在知识面前，我终于摘掉了“一等半”的帽子。我心中似乎又有了一点尊严。
终于，“四人帮”倒台了，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春天。
1977年，我参加高考。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我被辽大抚顺师专班录取，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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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0 07:47:05
楼主
发表于 2016-6-20 21: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