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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5
一段颇为奇特的“知青”经历
——忆我是如何成为省“活学活用”的知青典型的(二)
汪义英
这是一段与讲用会有关的爱情故事,虽然短促,也不乏奇特。它匆匆而来,凄然而去。尽管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也能反映出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畸形心态和爱情观念。
锦州讲用后回到县里,我和郑金鼎同时被县革委会抽到县里组织的“沟帮子镇斗批改工作队”搞运动。
有一天,趁休息日,我回到六屯。我们小队一位六、七十岁的韩大爷急匆匆找到我,直接问我:“你咋才回来呀!你在抚顺有‘家小’没?”我回答:“没有。”他接着说:“邻村有个在锦州和你一起开会的女知青李艳(化名),家里条件好,人也长得好,现在村里小学当老师。她家几次托人找我,要和你处对象,你找个时间,和她见见面。”
我一听就懵了,这是哪跟哪呀!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事。临下乡前,父亲一再嘱咐我,不要在农村处对象,影响回城。于是我就和韩大爷讲:“我家里困难,暂时不能考虑这事。”
又过了一阵子,我再回队里,韩大爷又找到我说:“你家的情况,人家了解,不嫌弃。她们家有房子有地,她爸在市里当大官,啥都准备好了。人家托人说好几次了,你总得去看一眼,对人家有个交待吧!”
面对此情此景,我犹豫了。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些言情小说中的曲折爱情故事。心想,这事怎么让我遇上了呢?我想了一下,对韩大爷说:“这事我自己做不了主,得和父亲商量一下。”
这以后,我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讲了这件事。父亲回信说,你可以去看看,行不行给人家一个答复。
这件事一来二去拖了二、三个月。等我再回六屯时,韩大爷又来找我。我告诉他父亲答应让我去看看。韩大爷高兴地说:“好!我马上联系安排。”
当晚,韩大爷通知我,联系好了,明天上午让你去。韩大爷走后,我一寻思,我咋去呀!连个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无奈,找到同学借了一件九成新的两面服。还有二个同学要陪我去,顺便逛逛沟帮子。
第二天早晨,我们借了三台自行车,没用一个小时就赶到了李艳住的村。找到她家后,我们一看,是两大间新的红砖青瓦房,前后园子都挺大。刚到大门口,就有二、三个人迎了出来。我对同学说:“你们俩先在外面等等,我进去看看再说。”
走到房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和身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迎了出来,不用问就是李艳和她妈妈了。李艳一米六多的个头,体态匀称,长瓜脸,五官端正,给我的印象挺好。
进屋后,李艳一一介绍屋里的六七个客人,都是她妈的娘家长辈,其中她舅负责接待我。
关于我的情况,他们基本没问,主要由她舅介绍了她家的情况。
李艳的父亲是锦州市革委会的干部。李艳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到绥中县。为了照顾她,妈妈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弟弟走“五•七”道路回了老家,县里拨款给盖了三间房。李艳转回老家在小学当民办老师。她舅舅一再表示她们在这呆不长,很快会回锦州的,你们暂时回不去也不要紧,这房子、地都留给你们,将来的生活没问题。
关于我和家里的情况,他们表示都知道,不用我介绍,全家都认可我。
唠了有半个多小时后,我对他们说:“今天是初次见面,印象挺好,以后相处再进一步了解。外面还有二个同学等我,准备上沟帮子,我这就走了。”
当说到要走时,屋里人都上来劝我吃完饭走。我一想初次见面怎好端人家饭碗,就一边谢辞一边往外走。当走到外屋时,李艳追上来挽留,我一看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一软就答应留下来了。于是我到外面和两个同学打声招呼,让他们先走了。
我留在他家吃了一顿饭,答应相处一段再定。这以后,我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
不久,她上沟帮子看我。头一次,我们先聊了一些在锦州开讲用会的事。她表示不怕我家里困难,将来和我一起照顾老人和弟妹,令我十分感动。
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不能隐瞒,她是革命家庭出身,甚至能感到她的思想也比较“左”,而我的家庭出身相当不好。当我和她介绍这个问题,并说我爷爷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一直到死时,她先是一愣,一脸的惊讶,接下来就是沉默,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路。最后,她向我表示,这件事太意外了,她得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再定。
过了几天,她第二次到沟帮子见我,脸上的表情始终很尴尬、无奈,话也很少。
终于,她开口了说:“两家的出身距离太大,一点没想到,家长不同意。我也感到不太适合,我们还是当朋友处吧!”
我说:“你们的决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之前的所有推诿皆在于此。我理解你和家人的想法,咱俩是有缘无分,我不埋怨你,还得谢谢你对我的认同和一片情意。至于当朋友处,随缘吧!我祝你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理想伴侣!”
两年后,我在《锦州日报》社学习时,有一天傍晚,在市文化宫门前等人。李艳突然走到我面前。我十分惊讶,随口问了一句:“怎么这么巧碰到你?”她说:“我现在锦州师范学校当工人,下班路过,无意中看到你,就过来见个面。”
我们聊了一会儿。当我问到她结婚了没有,她说:“成家了,爱人是转业兵、党员,也是一名工人。”我问她:“生活过得好吗?”她无语,一脸无奈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我最后对她说:“人是容易理想化的,而生活永远是现实的,生活不会完全按照理想去过。只要有颗平常心,快乐和幸福就会伴你同行!”
她什么也没回答,眼里含着泪花匆匆向我告别,一路走远,再没回头。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为她祈祷。心想:“李艳,现实点,别在梦里生活。振作起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生活!”
我简单讲了我的初恋奇遇,它因“讲用会”而来,以无果甚至是苦果而告终,留给我的只有苦涩的回忆。
我在沟帮子搞“斗批改”大约有近二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和郑金鼎于1969年8月和1970年12月参加了两次“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俗称省“五讲”和“十二讲”)并在第五次讲用会上做了讲用。
我们的讲用录像曾经在辽宁电视台播放。我们的讲用事迹和录音分别在辽报辽台、锦报锦台、抚报抚台刊登和播放过。其中讲用材料还被编辑入书,在全省知青中广为传播。我们的讲用足迹在省、市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留痕,尤其在北镇县,我们到过全县二十四个公社讲用并传达省、市讲用会精神。
这是一段看似“辉煌”的经历,看似人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它来得容易,最终如流星闪电,稍纵即逝,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这也是客观必然的吧!
关于讲用材料内容真实性的问题,在同学们中也有不少反映,借此机会说明一下。
说句实在话,讲用稿中所讲的事例几乎全是真的。但如何认识和评论这些事例确实有虚假和过分的问题。“文革”中常见的所谓“拔高”、“上纲上线”、“高度认识”等虚假的宣传手段确实存在。在讲用稿经过一级又一级审查和改动后,我们确实无法阻止和抗衡这种行为的发生,想让讲用材料没有一点瑕疵和水分几乎是不客观、不可能的。
然而,讲用材料中有一句话确是假得离谱,令我懊悔不已。那就是讲用开头所说的“我俩都是两派头头”那句话。
在同学们中众所周知:我俩在“文大”期间在学校的两派组织中均未当过“头头”,充其量是派别中的骨干分子。我在“文革”中仅当过“煤都红色造反委员会”中的联络部长,而这一组织还是社会性质的学生组织。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呢?
前面提到,讲用稿开始是我写的、我讲的。无论在村里讲、公社讲,甚至县里讲,听众里都有很多我校同学,这句假话无论如何都不会讲出来。到市里后,市革委会派来罗、杨两位笔杆子帮我们修改材料。在决定由两人对讲后,他俩擅自决定加上了“我俩都是两派头头”这句话。
我当时看到后十分为难。明明是假的,怎么讲得出口?可一想到他俩是市里派来的笔杆子,我和郑金鼎就没好意思反驳。心想,仅此一句,假就假吧!由此铸成大错,后半生愧疚不已。借此机会,我向全省所有听过我们讲用、看过我们讲用材料的知识青年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忏悔。
现在,我们这代人已快步入“古稀”之年了。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种种经历,常会感慨万千。“文革”中,我们是被蒙骗的“斗士”,干了不少错事。“上山下乡”,我们是被驱赶的“羔羊”,遭了不少罪。而“讲用”,我们是被利用的“棋子”和“工具”,说了不少过头话。
我真诚地希望,当代青年能够以史为鉴,以我们的这段经历为鉴,实实在在做人,扎扎实实做事。成为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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