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8 18: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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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8 18:47 上传

（挺立在浙大玉泉校区第七教学楼前面的景苑景点内的“费巩亭”。此亭由1942届浙大校友、费巩女儿费莹如和浙江省建工集团共同捐资，由时任校长路甬祥亲笔提名。亭子正中立着费巩雕像，碑后篆刻有费巩生平的简介。亭子左右两侧有“ 肝胆照日月奇冤难雪”，“风范沐桃李浩气长存”的对联。编者拍摄）

湄潭朗月照钱塘 （2）

那天上午，史地系学生蔡钟瑞、陈益焜结伴来探病，费问及学生生活，陈说从湄潭回来的校车，今天没给学生运米，装载的都是院长主任，甚至某个秘书的家用之米，费很气愤。遵义这边的学生生活，他是知道的，师院开饭二十桌，每日菜金才三十八元，以两餐计，每桌不足一元，何家巷那边更惨，四十桌的菜钱仅三十元。“学生幸福竟无一人操心”，费慨叹之余，忽然觉得训导长一职对他来说，倒是有了些责无旁贷的意思。

第二天是个周日，费巩无心歇息，他一早就起身，伏案著笔，草拟了一份施政方针和一份就职演讲辞，决定出任训导长了。

一周后，也是个星期天，竺可桢来费巩的住处，他想次日就行公布，但费外出未遇。在费先前给竺的信里，定的日子是八月十二日，他还特别注明了“不欲提前”。为什么一定要是那一天，费未做解释，既然没能当面商洽，竺可桢也就不再勉强，他深知费的个性，答应了就好，不差这一个礼拜。到了周五，张其昀向他转达了费的意思，说就职日期可以通知全校各院处了。第二天，费巩又把就职演说稿重新写了一遍。下午，学校给他送了聘书：训导长及主任导师，有意思的是，既无期限，也无薪给。

费巩就这样上任了，在1940年的遵义浙江大学，这无疑是一件值得载入校史的大事。八月十二日上午，当费巩偕同事步入影院时，场内掌声如雷，充分表达了学生们对他的热情和信任。在竺可桢的一番简单介绍后，费走上讲台，条理分明地从声明、政策、立场、希望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态度和施政方针。费是留英学者，且以民主宪政为研究学科，对这一方式原本就不陌生，加之准备充分，更是驾轻就熟。演讲完毕，自然又是热烈掌声。见会场气氛活跃，竺可桢甚感欣慰，遂请工学院院长李熙谋致词。李的致词就一个意思：祝贺。但是他贺学校、贺同学，得一训导长极佳人才，却独独不贺费巩，因训导长最难为之，担此责任实在是一种牺牲。费以为此乃知音之言，语极得体。

从前的会都开得简约，战时的大学会议尤其，一小时的工夫，程序完毕。费巩估摸了一下与会人数，学生应该是全到了，过眼的教授，也有二三十人。在他看来，这还是从未有过的，算得上是空前盛会了。个中因由他是明白的，撑起这场面的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看他日后的作为。

费巩做训导长，确实给了浙大的师生们一个新鲜。第一张布告贴出时，大家所看到的末端具名是：政治学教授费巩兼摄训导长。这一点他其实在就职演说中已经表明了：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者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在学生看来，他这个训导长既可敬，又可亲，因为他说：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幸福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有时候却非常简单。1940年的遵义何家巷，是浙江大学最大的男生宿舍，在那个进深三栋的破落大院里，各院各系的学生们混杂居住，空间逼仄，臭虫肆虐，费巩说他要在物质生活上切实为学生解忧，就把除臭虫列入了衣食住行等六大项之一，颇得学生们的好感。能够免除臭虫之扰睡个好觉，真的也是一种幸福。费把他对学子的关爱，落在了最细微处。

费巩认为，他这个训导长，重要之工作有五条，除推行导师制、助学贷款的发放等项外，摆在第一条的，乃“学生生活之改善”。其时遵义、湄潭、永兴等处的浙大学生，夜间读书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烟大且光暗，费以为有害学生目力，自己掏钱去买了玻璃、铅皮等材料，亲手设计了一种烟气小，光亮足的简易植物油灯，让洋铁铺依样打制了八百多盏，分发给学生使用。费巩说，“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起先的打算，是两人合用一盏的，但费觉得使用中会有诸多不便，还是每人一盏，分发下去后，却“勉敷遵义及湄潭两地之用。永兴则只得仍任其用青岩旧用之灯，或益以宜山旧置之灯而乃为两人一盏”，费为此“益感责任之重”。

在浙江大学的校史记忆中，1940年的这种植物油灯，已然成为经典。当年在灯下夜读的学子们称之谓“费公灯”，感激中饱含着敬重，这盏灯照亮的不仅是简陋书桌上的一小片区域，更是远比天空和海洋宽阔的人心和思想。在费巩的支持下，学生们创办了一份《生活壁报》，出版方式十分奇特，无需编辑，也不设特约撰稿人，甚至连通常的抄写、补白、装饰也省略了。学生们有话要说，只须把写成的文字投入稿箱，由学生自治会定期张贴出去，大至天下纵横，小到个人生活，皆可发表，言论自由，文责自负。费巩的观点很明确，“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在他看来，训导长有责任培养自由的空气而非只是钳制学生的思想。很快，畅所欲言的《生活壁报》成了战时浙大学生们的一个民主论坛，学生们将之称为“费巩壁报”，成为费出长训导时期的又一经典。

既为训导长，对导师制的贯彻和完善，自是责无旁贷。浙江大学的导师制始于1937年秋，早于教育部训令前半年，如竺可桢所说，“以我个人所晓得施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教育部训令下达后，费巩写了《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一文，出任训导长后，他又作了一次《施行导师制之我见》的演讲，虽两者系同一主题，但显然因对象不同，前者是建设性的，后者是阐述性的，更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希望导师要教学生“以为人立品之道”，学校造就的人才，“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1940年的山城遵义，尽管时局和现实皆不尽人意，费巩在流亡中的浙江大学出长训导，却充满着理想主义，犹似夜空中的一轮朗月，清辉徐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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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宇 · 发表于 2014-1-12 06:33:00

物理学家程开甲是中国人的骄傲！

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2 1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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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子三烈士（第十四章）.jpg (26.13 KB, 下载次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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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 18:24 上传

（于子三 1924—1947，原名于泽西。山东牟平县初家镇前七夼村人，今属烟台市莱山区。爱国主义青年，出身于书香门第。1944年10月去贵州，考入流亡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受浙大“求是”学风熏陶和革命思想启迪，毅然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6年秋，加入浙江大学秘密进步团体“新潮社”，后担任该社浙大农学院分社社长。并随浙大迁回杭州，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代表，领导过全校学生抗议美军侮辱北大女生的抗暴斗争。1947年10月2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23岁。原书插图）

湄潭朗月照钱塘 （3）

钱塘春潮

二十年后的1961年底，竺可桢在他所写的一份《思想自传》中，曾经留下过这样的一段回忆：“费巩任训导长后处处掩护前进同学，为‘三青团’学生所不喜，教育部以其非国民党党员，示意要更换，使费巩不安于其位。”竺的这段文字表明，费出任浙大训导长，在当年是一个冒险。

事实上费巩的训导长生涯极其短暂，在任仅仅只有五个月。

竺可桢瞩意费巩出长训导，从一开始就是担风险的，费最初之不愿就任也是鉴于这一考虑。竺的坚持，在于1936年他应允长校浙大时，曾提过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用人自主。代表当局答复的陈布雷虽表示同意，却留了条尾巴，即“训导长需由党部之人出任”。竺要选择费，不可能不忌讳这条尾巴，但作为校长的从长计议，他还是决定破此“规矩”。在给费巩的聘书中，没有注明任期，这是多少有些微妙的，一则表明竺希望他长期为之，二则，也是对教育部是否干预保持警惕。知人善任的竺可桢要给费留下进退自如的余地。

事实上在任职一个多月之后，费的训导长身份还是未被官方认可。九月二十五日，他看到了教育部的训令，对浙大呈报费巩为主任导师，准予备案，但不提其训导长一职，仍催促学校送报训导长的姓名、履历，等于否决了竺可桢对费的聘任，并且还别有用心地加注了一条文字，说是要“依训导人员资格聘荐”，这个所谓的资格，当然就是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若在一般之人，也许当时就请辞了，但费巩不然。竺可桢之前竭力延聘其出任的用意，他心里是清楚的，那些类似警察侦探的党棍训导长，最是令学生们痛恨，以为藏污纳垢的训导室是阴暗之地，散发腐败之气，称其为“厕所”，竺要的是一个完全不同面貌的训导长，而他也有志于此，不能信誓旦旦地刚上台，稍遇干扰，就不攻自退，让学生们失望，既是有聘书的，他何惧之有？

但费巩终于还是辞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费辞去训导长的时间是1941年元月。

三年后，一个叫于子三的山东学生考入浙江大学时，其时他就读的农学院还流亡在贵州湄潭，两年后随浙大本部迁回杭州。这期间的于子三始终都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湄潭参加过慰问抗日前线的战地服务团，随后又加入了进步学生团体“新潮社”，担任农学院分社长，在杭州时，他领导了浙大学生自治会“抗暴委员会”组织的罢课游行，反蒋抗美。

浙大的这次示威活动，不是杭州本地的独立举止，而是全国性抗暴运动在杭州的表现，它缘起于1946年底发生的“沈崇事件”，按过去的说法，也就是“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案。这个事件经过六十多年岁月的冲刷，从追寻、探究到解密，已经有了另一种说法，说它是中共在反蒋斗争中的一个策略。持这一观点者旁征博引，立足于青年学生的心理层面分析当年的抗暴运动。事件的背景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但是在浙大罢课游行中表现激进的于子三，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盯梢。1947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于被秘密逮捕。

事情的经过颇似一部黑白电影。

那个时期的浙江大学，不仅有进步学生团体，也有国民党军统、中统发展的特务组织，“浙大学运小组”就属中统。其中农学院一个姓李的，被分工负责监视于子三。十月二十日那天，李偷拆了从上海寄给于的一封信。

信是已经毕业的浙大校友陈建新和黄世民写来的，说他们二十五日下午乘沪杭特快来杭州，让于子三去接站。陈、黄在校时也是农学院的，也都参加过新潮社，所以来杭的目的，一是给新潮社某社友贺新婚，二是趁便商议新潮社办农场的事。这封信是否有其它秘密，尚无资料可查，但是中统浙江调查室主任俞嘉庸从李某手里拿到后，却认定这是共党骨干分子在杭州秘密聚会的信号，随即把信件又“完好无损”地“寄”还给了于子三。

于子三顺利地接到了陈、黄二人。一出火车站，两辆黄包车就揽上来了。于子三也没多想，上车说了声“清泰旅馆”，车就匆忙而去。接下来，一切都和计划中的一样，他们在清泰旅馆见到了新婚夫妇，贺了喜，吃了饭，聊了事，东拉西扯地竟就到了深夜，回校太晚了，于便随陈和黄出清泰街，去了延龄路（今延安路）上的大同旅馆投宿。同行的还有另一位校友郦伯瑾。

那天他们住的是52号房间，隔壁的53号房间也住了客人，至于是在之前还是之后住下的，他们谁也没有注意。时间本已晚，不便吵扰，稍事洗漱，四人就都睡下了。没过几个小时，到次日凌晨的两点来钟，房门被敲开了，冲进来一伙人说是查夜的，却把他们给抓走了。

据说在于子三去火车站接陈建新和黄世民的时候，网已经布下了。两个黄包车夫是特务，大同旅馆53号房的客人是特务，在清泰旅馆周边来来往往，看着他们进来又出去的，也是特务。浙大地下党组织发现于子三被跟踪后，曾警告他不宜在校外留宿，没想到稍一疏忽，坏结果就出来了。

是日，得知消息的浙大地下党一方面在《浙大周刊》上发布告示，动员进步师生起来声援，一方面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营救机构，选派谈判代表，尽快地与竺可桢校长取得了联系。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确认于子三等四人为警察二分局所捕后，竺可桢即刻四处奔走，先后与民政厅长、警察局长、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及省政府秘书长等人紧急联系，均无结果。与此同时，浙大学生自治会集会决议，要求派代表探视和慰问四同学，要求无条件解除拘押，二十四小时内必须移送法院，等等，以抗议书的形式递交省政府，也无结果。

如此过了两天，浙大学生忍无可忍了，二十八日夜再次集会。学生自治会发布声明说，倘若次日，也就是二十九日，当局仍未释放于子三等人，浙大学生将从三十日起，连续罢课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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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5 1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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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5 19:28 上传

（老照片·校外暴徒冲进浙大校园殴打为于子三出殡的学生。原书插图）

湄潭朗月照钱塘 （4）

于子三等四人被捕后，被分散关押在保安司令部和警察局，一是防备激进学生劫狱，二则试图各个击破。但是三天来，审讯一无所获，尤其是被作为重点的于子三，几乎没有开过口。抓他们的人就有些急了，外界不断传来群情激愤的信息，也令当局挠头。1947年是个动荡的年份，国共两党势力变化诡谲，彼此间的较量十分微妙。十月二十九日，俞嘉庸率中统特务亲自审讯，释放于子三显然是不可能的，浙大的学生不是要罢课吗，那就给他们一个交代。

也就是在这一天，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向浙大校方承诺，说是当天晚上，最迟到次日，一定将于子三等学生移送法院。第二天就是三十日了，竺可桢上午给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打电话询问，雷说已经移送法院了，详情面告。竺当即驱车前往，见了沈鸿烈，方知雷是一派胡言，于子三已经死了，而且按沈的说法，于子三是死于“畏罪自杀”。

竺可桢心痛不已，作为校长，深为无能保护学生而自责，震惊和气愤之下立刻约了训导长、校医和学生自治会干部，赶往保安司令部。到了那里，发现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和法医也已经在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玻璃片，司令部的官员说，于子三就是用这块碎玻璃自杀的。竺可桢不信，责问玻璃片是从哪里来的，在押者又怎么会有自尽的机会？他要求立刻就见到于子三，可是几天来的奔波劳顿，竺已极度疲惫虚弱，当他真的走进停尸间，看到仰躺在门板上的于子三惨不忍睹的形状时，不禁当场晕厥。

事后，官方出具了一份尸检报告让竺可桢签字，竺拒绝了。他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于是另取一纸，写道：“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竺可桢，卅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夜十二时。”竺可桢知道，于子三这一死，浙大学生运动的风云再起，已是无可避免了。

学生的罢课是三十日开始的，上午集会，下午游行；到了三十一日，教授们也开始罢教了。浙江大学一旦有什么动静，杭州总会满城争说。游行的学生先是去法院，接着到保安司令部，要求亲见于子三的遗容。几经据理力争，对方总算让步，将尸体移至司令部门外的巷口，临时搭了一个竹棚，四周架设机枪，派以重兵围守。一夜过后，杭州城就整个儿戒严了。

和学生们一起前往保安司令部的，还有浙江大学训导长顾谷宜和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得知学生要示威游行，竺可桢担心矛盾激化，不利于问题解决，曾抱病劝阻，学生们执意为之。竺又给保安司令部打电话，请求允许学生上街，也被一口拒绝。遂委托顾、蔡二人随行，见机行事，以便保护学生。

与当局交涉无效，规劝学生亦不果，竺可桢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杭州戒严的当日他去了南京，打算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刚刚走出南京火车站，就接到杭州方面的消息，说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休止罢课”，为的是“遵从师长劝告，再给当局一个恢复法律尊严的机会”。竺可桢一时宽心，但既然来了，索性为于子三昭雪冤案、争取被捕学生获释再作努力，遂逐一走访了教育部长朱家骅、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青年部长陈雪屏、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等南京政府诸多高官，却无一收效。

但是浙大于子三事件和竺可桢的南京奔走，很快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等各路记者纷纷赶到竺的下榻处，并迅速将采访内容公诸报端，其中尤以《申报》的报道最为详尽，只是“竺称：使于生（子三）致死主要凶器与创口之真相均尚须调查，其死因或将成为千古疑案”一句中的“疑案”，与竺的原话并不一致，竺可桢说的是“奇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载的原话是这样的：“当《申报》馆人问我于子三是否自杀，我说他作为一个学生是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

从十月二十九日被害，到次年三月十四日下葬，整个于子三事件前后历时四个多月。这期间，除了浙大学生的罢课、示威游行、全国学联和各地众多大学的声援、国统区抗议当局暴行活动的此起彼伏外，杭州方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烈士出殡和公祭问题上的一波三折。

对当局来说，置放在省保安司令部的于子三遗体，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早在他遇害后的第四天，沈鸿烈就通知了竺可桢，限其几天内必须埋掉，被竺校长拒绝了。按照浙大学生自治会的安排，是要举行公祭的，并拟定了出殡路线，从学校出发，经膺白路、迎紫路、三元坊等杭州主要街道至凤凰山，沿途唱挽歌、呼口号、发传单，等等，形同又一次示威游行。这显然不可能被当局准许，几经交涉不成，浙大的学生们执意于1948年一月四日自行出殡。

但是三日晚十时许，大批军警突然封锁了浙大通往外界的道路，校园内也隐约可见不明身份者的出没。次日上午，设在校内“子三广场”举行的公祭大会刚刚开始，就见西门和北门冲进了不少人来，手持小旗，上书“请愿工人”，自称是什么“馄饨业工会”、“人力车工会”，却操着棍棒铁尺，见学生就打。一时间场面大乱，虽经学生们奋力反抗，将暴徒驱赶出校，终因伤者众多，治丧物品也遭毁坏，出殡计划不得已而搁置了。

于子三的真正安葬，是在两个月之后。三月十四日，三百余名学生代表遵照竺可桢提出的方案，不游行、不呼口号、不发传单、不经杭城闹市，由校方派车直接将灵柩送往凤凰山麓。一月底时，身心交瘁的竺可桢拒绝了当局要求开除三十余名所谓“共党学生”的指令，再次准备辞职，学生自治会得知后，起草《上校长书》，全校千余学生签名挽留，同意以这种温和的方式为于子三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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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18 1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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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8 17:00 上传

（老照片·浙大学生为于子三出殡时的场景。原书插图）

湄潭朗月照钱塘 （5）

魂兮归来

于子三出殡时，灵柩上覆有一面巨大挽幅，上书三个大字：“学生魂”。于子三死时二十二岁，尚未毕业，以他就读的园艺学业，原本更适合于西湖的风景园林，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生命终止在浙大，就永远是浙大的学生了。于子三在湄潭时是否听过费巩教授的课，不得而知，但以费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推测，想来于是一定知道的。费巩1945年元月离开浙大时，于子三在校已近半年，期间若是两人在校区相遇，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在浙大，费巩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教授，思维敏锐、性格刚直，遵循的是“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的人生信条，出任浙大训导长虽不足半年，已为当局视作异类，指责浙大任其摄行是“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再三再四地要求校长竺可桢予以撤换。

事实上费巩的教学与研究并无党派立场，着眼点在于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清理与改造，针砭时弊、寻求真理。被迫辞去浙大训导长后，费在学术上投入了更大精力，尤其是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针对蒋介石在这年春天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费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实现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论宪制制原则》、《容忍敌党与开放与论》、《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政治风气之转移》，等等，仗义执言、锋芒毕露。出于对其人身安全的忧虑，也有人曾提醒他说，是否可作些删改，但费巩仍坚持“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的信念，很干脆地回答：不可改！他根本没有警觉到，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自己早已经被国民党西南区党部实施了秘密监视。

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著名法学家张志让，1936年底曾为“七君子案”担任首席辩护律师，在法庭以长篇辩书逐一驳斥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爱国名士的诬陷指控，影响广泛。其民主精神之纯粹，向为费巩尊以业师，张亦视费巩为学界精英，向他发出了邀请，去复旦开设“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正好费有一年的假期，遂于1945年元月前往。但没想到从黔北到重庆，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费巩抵达重庆后不久，就突然失踪了，时间是三月五日的凌晨，地点为重庆千厮门码头，有一个叫邵全声的青年当时在场。邵过去也是浙大的学生，据说费前一天夜里就住在邵处，次日“晨三点即起，与邵至千厮门码头趸船。行李已放趸船储藏室，邵入储藏室取行李，回头已不见香曾。未几趸船门开，在轮上亦遍觅不见。……趸船与岸有短浮桥，但水深不过二三尺，不能溺人……”

事发当月，竺可桢校长适在重庆公干，十四日晚从于震天口中得知了费巩的失踪。竺可桢的第一反应是特务绑架：“除为特务机关所捕外无其他可能”。事实上在随后几个月里，无论浙大，重庆的社会各界，乃至中共方面，也都是以认定费巩遭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这种可能来实施营救的。

先是竺与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同谒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向其递交公函，要求彻查，并去监察院、行政院找人“托探香曾”，甚至还反映到了蒋介石侍从室那边，结果均一无所获；在遵义的浙大学生会得知消息后，则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敬告社会人士书》。学生们的推论更是直截了当，认为“费师平日讥讽时政，深为当局所忌恨”，故遭此暗算，明确呼吁“还我费师”；在新闻界所表现的关注姿态中，以《新华日报》为最，多次发表相关报道及评论；四月底，一份由训导长、外文系教授黄遵生起草、联合浙大众多教授签名的呼吁书，呈交给了教育部，“请限期澈查”。

民主教授费巩的失踪之谜，直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水落石出。尽管从得知消息的当时，竺就“猜香曾为特务所捕”，并且认为“香曾如被特务机关于闭禁，则性命殊可忧”，但在奔波营救的过程中，特务机关并不认帐，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说“中统”与“军统”最近都不抓政治犯，警察局检缉大队也说“已询中统局、军统局，谓均无其人”；两家特务机关则相互推诿，一方说费“为中央调查统计局所闭禁”，另一方却称“疑军统局所为”。竺可桢找了陈布雷，陈也表示“特务方面未捕香曾”，翁文灏让竺把此事报告给蒋介石。

四月二十二日，竺可桢自重庆回到遵义，离渝前仍不知费的下落，但卫戍司令部传讯了两人，一个就是邵全声，另一个姓谢，也是浙大学生，上一年底已遭开除。其时谢在铜梁，因被浙大处理事来重庆，费失踪次日突然离渝；邵全声是送费巩上船之人，许多说法均出自其口，细究起来亦不乏疑点。谢方面因“线索查无实据”，后来不了了之，邵却在用了刑后，“自供推香曾落水”，陈布雷也曾告之竺可桢，说邵全声已有供辞，谓香曾常骂他，故衔之，因起谋害之意，不过竺认为“其言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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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21 1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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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于子三墓.jpg (153.23 KB, 下载次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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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 17:22 上传

（于子三墓位于万松岭路凤凰山北麓（“万松书院”内）。墓为混凝土结构，呈半圆形，高1.8米，直径2.8米。占地440平方米。在墓碑上刻着乔石题写的“于子三烈士之墓”和围墙上刻有吴学谦的题词“学生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墓曾多次修葺。1996年又重修，现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石壁上“学生魂”雄浑的题词,我想得很多。作为狭义的解释，可能是指于子三不愧为“学生的榜样”或“学生界的精神领袖”；若从广义的角度出发，何尝不可理解为于子三代表着“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那末，什么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呢？编者拍摄）

湄潭朗月照钱塘 （6）

近一个月后的五月十七日，重庆卫戍司令部派少将高参沈醉、联络官潘景翔及美国侦探Schreibe到遵义、湄潭查访，说是邵全声的供词前后矛盾，“故不能不来校稽查邵之为人”，对于外界纷传费系特务机关所捕，沈等三人明显持回避态度，只是反复找人询问费巩与邵全声两人的关系，尤其可疑的是，沈醉还对竺可桢说，蒋介石对费巩失踪“极为关心”，《中央日报》、《大公报》也都登载了王缵绪对记者的谈话，说费是安全的，既然“香曾之下落不可知”，又何来安全可言？竺当然认为不可靠，至于另有重庆方面的来电说，“不久可以释放”，显然就更不可靠了，谁抓的？从哪里释放？

五月二十七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在何家巷教室举行“费巩怀念会”，竺可桢亲往参加，他心里明白，香曾是真的离开浙大了，再也回不来了，这位“十年相处之友人”究竟魂归何处，使他深感怅然。事实上1945年的费巩失踪案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结果，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折磨致死，尸体投入歌乐山集中营镪水池中灭迹。但这一说法也还只是“据传”，尚无确凿史料。当年来遵义、湄潭“稽查”的沈醉，就曾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写过一部《中美合作所内幕》，沈既介入过此案，怎么可能多年之后仍不在“内幕”中还原这一毁尸灭迹的真相昵？

费巩和于子三这一师一生，代表着浙江大学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前夕那一阶段的社会良知，费巩失踪和于子三被害，更是浙大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如果不是单纯从政治上去理解，它们所体现的，其实更在于“求是”精神的本质，竺可桢之倡导这一校训，显然是以科学为基准的，但于国民党势力对浙大的渗透，却也是一种挑战，故为当局所不容，以致二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竺可桢作为校长，在这两个事件中所表现的奔走、呼吁、斡旋和据理力争，也可以说是浙大在那一时期的民主自由的姿态。

于子三出殡的前一天，杭州下了一场雷雨，次日早晨才渐渐止住。这一天竺可桢没有去凤凰山墓地，由总务处事务主任陆子桐偕灵车先行，自己和总务长谢觉予留在学校等消息。随后的五辆车，载学生二百七十余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农学院各系的，一早就从华家池赶来大学路集中，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公共科目主任舒鸿及史地系教授顾谷宜等，另乘吉普前往。八点多出发，不到十一点就返回了，竺可桢得知，有警察局一沈姓局长“在场照料”，“秩序甚佳”，宣读祭文的据说是沈玄庐的公子（不知是老大沈剑龙还是其他的），“闻者泪下”，学生代表李浩生等也发表了演讲，车过赝白路后学生们唱起了挽歌。

时至1948年，费巩失踪已逾三年，仍是悬案，不仅没有结果，且渐为人所淡忘，这一年的形势，因全国解放的枪声四起，堪称“黎明前的黑暗”，和费巩失踪案发时的浙大相比，于子三事件的影响竟不乏负面反弹，中央社北平五月二十九日电称：本市农、工、商、学、自由职业各团体，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潜伏匪职业学生，鼓励风潮，应共匪军事暴动，非彻底肃清依法惩办不能安定秩序，巩固后方，请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记云云。国民党的新闻舆论虽然不可信，但是年八月十五日，教育部首席参事刘英士到浙大，急见竺可桢、训导长李浩培等人，说三天前总统府密令逮捕各校职业学生，其唯恐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派宪兵进校抓人，致肇事端，特来杭疏通，后竺去省府，中统浙江调查室主任俞嘉庸果然给了他一张捕人名单。

但国民党毕竟大势已去，十一月十二日夜，“抑郁不可终日”的党国要人陈布雷服毒自杀，十九日，其灵柩自沪抵杭，竺可桢、张其昀、王国松、郑晓沧及诸葛麒等浙大同仁亦往南星桥接站；次日上午，差不多还是同一拨子人，再加上苏步青等，前往凤凰山敷文书院，参加蒋百里将军的安葬典礼。说来陈布雷与蒋百里均为浙大校友，陈系浙江高等专科学校时期，蒋则更早，乃浙江大学源头之求是书院，与钱学森之父钱均夫同窗。短短两天的时间，竺可桢从蒋百里、陈布雷及至自己这十二年，为浙江大学这一路苍茫，百感交集。杭州的十一月正值秋色宜人，那天的阳光格外温煦，附近万松岭的松涛，声声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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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23 19:47:00

【编后语】

在这第十四章里，又让我们相识了一些科学人员和爱国人士——缪钺、路甬祥、于子三、郦伯瑾、顾谷宜、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黄遵生、陆子桐、谢觉予、诸葛麒、顾谷宜、刘英士以及国民党相关人员俞嘉庸、雷法章、王云五、陈雪屏、王缵绪、沈醉、沈玄庐。

在编辑这一节里，在搜索相关资料的同时，着重去了浙大玉泉校区和华家池校区，一则去拍摄费巩的亭、碑与于子三纪念碑、广场，二则也是为了让自己这个没进入大学校门的人，去呼吸一下校园的特有空气，去感染一下当大学生的那种氛围。其实，老浙大往日都是开车公干不知去了多少回，但从没像这一次那样一个人像是散步，像是在寻找，更像是在回味此书的精华，走遍了校园内的各个地方。这其中还特意去到了万松岭上，安葬在“万松书院”山坡上的的于子三墓地，去见证当年革命先烈的英雄足迹。

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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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23 19:48:00

附：54

邹韬奋（1895.11.5～1944.7.24），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中院，1919年由南洋公学上院机电工程科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那年去世，年仅48岁。其子邹家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资信业第一人。1945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中央常务委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0年被恢复名誉。卒于北京，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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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 发表于 2014-1-23 19:49:00

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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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宇 · 发表于 2014-1-24 20:43:00

沈醉这个人好像听说过！特务头头！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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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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