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0

往事的沉淀

张淑荣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一班学生。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曾在北镇县化肥厂、抚矿机修厂、抚顺市妇联、抚顺市教委、抚顺十二中工作。当过人事员、工段党支部书记、小学校长、抚顺市托幼办副主任、抚顺市教委幼教处处长、十二中工会主席等职务。受过县、市、省级表彰。

年近七旬。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沉淀下来的都是金。我能在抚顺第一高中度过五年，是我的骄傲。初中三年我是在抚顺八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城边的学校。报考志愿时班主任告诉我们：“抚顺第一高中是省重点高中，要保送加考试。”我们班有一个智力非常好的同学，老师说他品行不行，没有让他报考这所学校。我们学校有六名同学报考这个学校都被录取了。
196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抚顺第一高中。入学前，我接到一个要参加学生干部培训班的通知。干训班办了三天，由团委书记许文祥主持，听了副校长潘士范的报告，还学习讨论了如何当好学生干部的有关文件。
迈进抚顺第一高中的大门，迎面是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会师井冈山的大幅油画。走廊墙壁上悬挂着中外名人的肖像和语录，笼罩着一种激励人们向上的气氛。入学第一天老师带领新生参观校园。教学楼外有一个游泳池，冬天用来做冰场。有同旱冰场共用的篮球场，学校的操场大极了，简直就像一个小体育场。校园西角是一片绿荫，高高的大杨树下是散落的石凳，供学生在那里朗读。学校和抚顺最大的公园只有一路之隔。然后依次参观了图书馆、阅览室、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大礼堂、阶梯教室，我第一次看到教室里还有阶梯，很是惊奇。每个教室的后面都有一块挂表，地板地面，我兴奋极了。
学校的环境和设施在当时是抚顺市各类学校中比较好的。有人说，迈进一高的大门就迈进大学校门的一半。我确信这一点是真的。（命运没有让我读上正规大学）站在校园里，我感到自己长大了，在寻求知识的道路上又登上了一个台阶。
抚顺第一高中素有“小清华”的美称，学生一入学就受到扎扎实实的文明教育和训练。学校制定了《学生守则十条》，教导处的老师每天都对各班学生进行检查指导，随时纠正个别学生偶尔出现的错误和不良行为，因而学校的秩序很好。学生文明程度高，求知欲望浓，起早贪黑奋发读书。遗憾的是，这个《十条》在“文革”期间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被批判而否定了。
下乡劳动是我们的必修课。学校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每学期安排两周劳动课，在我记忆中有两次下乡劳动印象比较深刻。一次是去抚顺县会元乡金花楼村劳动。在劳动中我见到了最粗大的大葱，后来知道这里的大葱是名牌啊。我们在那里听了贫苦农民的忆苦思甜报告。生产队给我们杀了一头羊为我们改善生活。另一次是去清原县北三家乡劳动。这次我是炊事员。整个炊事班有五个人，炊事班住在曲大娘家。有一位农民是炊事班的领导，他是一位快乐的人，我们叫他曾师傅。伙食搞得好极啦，半个月吃尽了各式各样的农家饭菜。什么龙虎斗（高粱米小米干饭）、蒸佛手、玉米面大饼子、小葱拌豆腐、水豆腐、猪肉炖粉条不限量。同学们特别高兴。要知道在那个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年代，那就是最美的美食啦！在乡下我们和农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临别，我们依依不舍，有好几个老大娘掉下了眼泪。劳动使我们增强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回学校后，我们还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和曲大娘的女儿肖玲通信多年。
学校十分注重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学校经常请有关人员给学生作报告。我记得曾经请过雷锋第一任班长于泉洋、抚顺军分区姜政委、市委副书记吕鸿安、中学党委书记郭绍芬等给我们作报告。同学们受到了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人民及革命传统和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最难忘的是1963年9月10日，我们刚入校那年，学校举办了校庆十周年活动。请来了许多领导和贵宾，还来了许多校友，他们都很热情，互相问候拥抱，握手……那场面特别感人。已经调出的校长郭民任如诗般的讲演激起了阵阵掌声。他把学校生活描绘得绘声绘色，把学校赞美得如诗如画，产生了磁石般的效应。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讲吸引了我，至今难忘。
1966年5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第一次听到三位中央领导的讲话，这三位领导是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也就是这一天中央发布了“516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使我美丽的理想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我们延期两年毕业，这两年不算学龄，不算工龄。
我们正待高考，我准备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或者大连日语学院。那时候毛主席总是说，要支援亚非拉，所以我想学习非洲语，去支援亚非拉。6月3日一个同学的大字报揭开了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对这件事叫“六•三”事件。“六•三”事件以后，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出现了，矛头指向两种人：一是校领导，二是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学校，当时叫“红色恐怖”。北京的红卫兵说：就是要造成一种“红色恐怖”。抚顺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让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运动，我被抽调到工作组工作。工作组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星期就被学生们撵出了校门。后来，中央“文革”小组说，工作组是刘少奇主张派的。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跟着刘少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年以后，中央说受到刘少奇牵连的人有几十万，我想这几十万人可能也包括我。学校里一时没有哪一个领导、哪一个教师敢于出来管事，一切都由学生来管理。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参加过工作组的几个同学作检查。因为我平时在班级威信比较高，在工作组期间我也没有伤害过其他人，所以第一次就顺利过关了。有的人多次都没有过关。我感谢我们班的同学通情达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互相谅解。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在这场革命中不能被同学谅解而得了精神病。

紧接着学生们成立了群众组织。组织的名字千奇百怪，有的叫红后代，有的叫红大刀，有的叫井冈山，有的叫红学会。两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几十个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人数最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红学会，一个是井冈山。解放军“支左”以后，学生们走向社会，分成两大派，一派叫拥军派，一派叫反军派。拥军派以红学会为代表，反军派以井冈山为代表。我父亲是解放军支持的“走资派”，我就参加了红学会成了拥军派。不过，我没有参加几天派别活动就闲呆在家了。这段时间，我在家看小说，读书，跟一位贾琛老师学日语，织毛衣。就这样青春年少的两年逝去了。这一段应该叫蹉跎岁月吧？
在这两年里我们这些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度日如年。是升学?是就业?整天打听着这样那样的消息，又总是打听不到。终于我们在1968年9月26日坐上了西去的列车，到辽宁省北镇县吴家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说到我的高中生活，我最感恩的是我的高一班主任李元珠老师。她个子不高，白皙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甜美的微笑。

我们班有一个朝鲜族的同学，他家生活很困难，又是继母。冬天已经很冷了他还没有棉衣。李老师就动员我们同学捐钱，她也捐了钱，给这个同学买了布，买了棉花，组织我们女生给这个同学做棉衣。记得足足做了一天，终于做成了，这个同学穿上还正合适。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她也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
她给我争取了助学金，让我完成了高中学业。开学第一个星期一我来晚了，一进门恰巧遇到了李老师，她问我：“你怎么迟到了？”一句话勾出了我满肚子的委屈，泪水哗哗地流。我对她说出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加上邻居们的谗言说：一个女孩读什么高中？妈妈不想让我继续念书了。李老师鼓励我继续念书，坚定信念。过了几天她为我申请了每月三元的助学金。那时候家里每人好像平均十元才能享受助学金，可是我家每人是十一元。是她的善良让我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后来听说她随丈夫去南京了。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在南京？现在她一定过得很好，因为好人一生平安嘛！
我在抚顺第一高中受的教育有益终生，它使我养成了勤奋向上的个性、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和尊重他人的良好品格，因而在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许，多次得到省市级的奖励。这些荣誉的获得是与我在高中时期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的。
我感谢谆谆教导我的老师，感谢信任支持我的同学们！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1

我的长征

张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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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那是一个非常的年月。我1966年高中毕业就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没有离开学校，而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参加文化革命。到了1967年年末，中央不知道怎么啦，号召我们长征，就是背着行李到全国各地串联，不再坐着火车串联。我们班几个同学组织了长征队，准备到北京、延安等地，我欣然同意。
我参加长征队一方面是同学相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我的父亲。父亲是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解放军后勤担架队的，参加过汾水战役，去过狼牙山、五台山。解放后在村里当干部。他想到关外挣一百元钱回家种地，就来到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矿，第一个月就挣了一百元，第二个月又挣了一百元，第三个月就调到市委党校学习，回来就提干当了党支部书记。他本来是当时人们说的“根红苗正”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却受到批判。他有五条“罪状”，说什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土皇上等莫须有的罪名，停止工作隔离检查。他回到家里，夜里睡不着，他问我：“你看我能被打成反革命吗？”我说：“不能，你要是被打成反革命，我就去北京告状去。睡吧，你没事。”其实，当时在我心里也没底，就想知道外地尤其是北京的情况怎么样?于是我决定到外地看看，到北京看看，决定去长征。
长征没走三五天，一天晚上我觉得胸前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一个包还在动。我吓得不知所措，叫醒同伴。她有经验，对我说：“你是胃痛。”我想起来了，我平时是不吃高粱米饭的，这几天一路天天吃高粱米饭，把我的胃吃坏啦。第二天开始要病号饭，每顿要两个馒头，炊事员说：“你们病号怎么这么能吃呀？”在那追求革命的年代，我真有点无奈。
因为是冬天，从家里走时我穿了一双二斤重的翻毛皮鞋，越走越累。同伴的脚渐渐都起泡了，我的脚竟然没有起泡。到了锦州我还是把它寄回了家。
我们走过一个大苇塘用了半天的时间，说这里的苇子特别好，造纸质量极佳，是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在秦皇岛我第一次看见紫心萝卜。在昌黎，老百姓用那么大的碗给我们盛饭，就像我们家的盆。
快到锦州的时候，我的体力有点吃不消了，正好前边的路是一条差道，几个同路马车要过，于是，我灵机一动坐上马车。这下子同学们对我这种投机取巧怕苦怕累的行为不满了。到了锦州我们召开了生活会，大家开诚布公地给我提出了意见。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年青人。
那年我们在北京市西城区委过的年。在西城区委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征队员大约有一百多人，三十晚上西城区委的人组织我们召开联欢会，会场就在男同学住的大礼堂。我们几个女生没有去。我们从门缝里看，一见里面很热闹，我的高兴劲儿就来了，随机写了一张纸条递了进去。纸条上写的是：某某同学会表演节目。主持人按着纸条上写的让那个同学表演节目，弄的那个同学很尴尬，我们几个女生在门外笑得直不起腰。年轻人的恶作剧就这么荒唐。
过了年有人还要步行前往延安，有人要步行回家。我颓唐了，实在不想苦自己了，我决定坐火车回家。其实大家也走累了，就这样我们乘火车回了家。反正那个年代红卫兵到哪里乘车、住宿、吃饭都不用花钱。
我们十一个人用了二十八天的时间，我用六分钟一华里的速度，背着二十多斤的行李从抚顺走到北京。一路在接待站吃饭，都是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塔山照的，为了缅怀革命烈士，我们是绕道去的。

当时觉得那么艰难，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挺幸福的。长征锻炼了我的意志，长征把我变得勇敢，长征是我人生路上的彩页。

龙行天下

脚步追随共和国，
而立求学成果多，
一高情形历历在，
文革长征有收获。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3 08:45
脚步追随共和国，
而立求学成果多，
一高情形历历在，

感谢龙行超版的认真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2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一）

门广服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级二班学生。1968年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吴家大队。曾任公社农业助理。1971年招工回城，入抚顺师范。1972年秋毕业，并留校任教。1977年考入抚顺石油学院，1982年毕业，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历任技术员、催化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副厂长等职务，1995年晋升高级工程师。2006年退休。目前，仍做炼油技术工作。

近二十年，每逢到9月26日前后，总是想起下乡的日子，多少次梦回吴家乡。每次乘火车经过北镇大地，总要向下乡的地方张望。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挥洒青春的日子恍如昨天。
下乡前夜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年。夏天抚顺开始发生武斗，第一高中同学大都失去了运动初期的激情；当时父亲在北京一机部工作，我是长子，需要帮妈妈照顾家人。这些因素，促使我不再去学校了。夜晚我参加街道组织的巡逻，白天无所事事。一贯珍惜时间的我们不甘虚度光阴，都想再学点什么。同学中，有人自学起制图，有人学手艺，有人自学其他知识，为日后走上社会做准备。
除化学外，以前我就对历史有兴趣。有哲人说：大千世界，横看是社会，竖看是历史。三年四班的陈国平和我是好友，他说废品收购站有很多书，是当破烂收去的，可以挑有用的买回来，一毛钱一斤，也可用家里的书本去换。我们跑了好几个收购站，在山堆似的旧书中寻觅，陈国平找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一类教材。我则找到许多马列著作、小说和历史书籍。
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国革命史》等著作，发现那时的欧洲人研究历史很具有科学精神。

中国人谈历史，总离不开帝王将相、宫廷秘史、农民起义一类，基本是“英雄史观”；再就是简单地判断对错，进步或反动。马克思等欧洲思想家则不然，对于历史沿革、重大政治事件、思想变动，多从经济上寻找原因。例如，蒸汽机的使用、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商品生产、就业、饥荒等方面，这些，都是很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的。他们的著作中，充满着科学和理性的光芒。
1968年春，我常和三年四班的赵青等好友在一起，住在学校宿舍。忘记是谁了，借给我们看一本内部小册子，是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候写的《读书笔记》，写于1961～1962年。我们如获至宝，曾抄录一大本。后来下乡，我参加工作组，搞“经济领域三两斗争”，还能想起这本书中的话，大意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苏联人强调机器、拖拉机站的作用，毛泽东强调“改造人和提高农民觉悟”。
读书思考虽有意义，但同学们的心思主要还是就业。1968年起，焦焕文、王奎参军走了，吴绍奇等三人去了贵州的三线工厂，周功煌早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同学中，谁家都不富裕，我们也有能力劳动，却不能挣钱养家，还需家里供养，很无奈。有不少人去背煤。我也去西露天矿大坑底下看了一次，但是我妈妈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偷煤。
8月中旬，工宣队开进学校，成立革委会不久，就得到消息——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也好，反正都去，总比在家里出来进去好。早些下乡，至少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当时，我被选为班里的临时排长，跟工宣队师傅一起，走访同学家。动员有理由留城的同学一起下乡。今天回想起来，有些内疚。
生产队和青年点
1968年9月26日，我们终于离开了抚顺第一高中，真正走上了社会，从此离开了家。
下乡那天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我们三年二班分配去吴家公社吴家大队。大队派六七辆大马车到青堆子车站接我们。暮色中，大车浩荡前行，离村好几里地，就听到锣鼓声。放眼望去，乡路两侧，穿着一水毛蓝色衣服的青年男女，呼着口号，跳起忠字舞，原来是在欢迎我们。到大队部时，院子里灯光闪烁，已经摆好十多张桌子。大队领导让我们先吃饭。我记得，每人从一小碗忆苦饭开头，接着，香喷喷的高粱米干饭就端了上来。菜是热乎乎的烧豆腐，带点肉末的。那饭菜的味道比家里的都好吃。
起初，我们住在老乡家。饭是队里派人做，柴草从队里取，国家给的安置费一百元钱由生产队会计管，现用现支。队里还专门派一个老贫农联系我们，他和队长告诉我们需要知道的情况。
河床高处有庄稼地，低处水流涓细，还有许多小埝，白天可以看到孩子们从埝里向外淘水，嬉闹着捉鱼虾。我们点儿就在泡子边上，周围树木婆娑可人，泡子里的水深有丈许，清澈旖旎。远处的闾山绰约可见，如果不是房子差些，这里的风光还是很秀美的。
同许多青年点一样，我们点也是同学自愿组合的。八个男生，有几个曾是班级干部。保民是书记，老潘是宣委，老霍是舍生主任，我是学委。我们都喜欢理工科，1977年恢复高考后，先后都考上了理工类大学。“文革”中，我们过从甚密，观点上都倾向辽联，即支持老干部宋任穷那一派的。我们生活上遇事一起合计，挑水、做饭轮班干。谁有个病，别人主动替换。这一点，连房东大婶都惊奇，说我们几个“总是商商量量地”。异地他乡，能有几个好友在一起，真是幸运的。
为了过冬，要储存白菜、萝卜，我们就自己挖菜窖。那里烧柴很难，经县里关照，同其他队知青一样，特许我们去国属大草甸子打草。有过经历的同学都知道，那需要赶早，天未亮就起炕，留一个体弱的同学在点里做晚饭，其余七人一并前去。坐大马车到草田就近八点了，我们干了大半天，中午吃块大饼子，就点咸菜，小憩后就又挥舞扇刀干起来。最后，车老板领我们装车，非常满，有七十多立方米。我们回到青年点，卸完车，太阳刚刚落山。留在点里的老金早把饭菜准备好了，如同迎接出征战士归来，大家还喝酒来庆贺。
这时，我刚刚有了女友。她有纯真可爱的样子，原来是一年一班的，“文革”时观点一致，正式交往是在下乡后。
下乡两个多月后，公社就组织了“吴家知青代表会”，介绍学农活的经验。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一是高台子大队的知青金明的经验介绍。他原是第一高中三年一班的，居然学会了沤麻的活儿，这是当地麻绳副业的第一个流程；二是我们吴家九队的同学讲他们打场的时候，怎样不怕吃苦，睡在场院，看护粮食。我们侧重怎样组织青年点的生活，例如怎样轮班做饭、收集柴草、储存白菜……那时，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接受再教育，还是干什么，都先要让自己有尊严地生存下来，把青年点的日子过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3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二）

门广服

多年后，学习英语单词economy，即中文“经济”，我理解它和“过日子”接近。Economy的词源是古希腊语——家庭组织生产与生活的法则的组合。青年点虽不是家庭，但是在农村是按一户看待的。我认为，学会劳动技能、组织好集体生活，就是青年点搞好了自己的经济。
我们的劳动和北镇高中见闻
以前在初中、高中时，下乡劳动也不少，收割、插秧、送粪、除草都干过。这时候我们二十出头年纪，血气方刚，在队里干活自然不在话下。刨玉米茬子的时候，霍灿奇与队里打头的比试速度。在场院打场，我可以扛起二百斤粮食。冬季挑粪，队长挑多少，我也能担多少。农民早上出工，需要队长敲钟，我们一般去得早，跟来得早的其他社员白白在队部院里等着，许久有些人才懒洋洋地到来，常常是七点敲钟，直到八点人才到齐。不过，外出包工的时候有所不同。
下乡不久，就有好心社员告诉我，他看到十四中来的初中生常闲逛，觉得这样过日子不行。他说，光靠上班挣队里的工分是不够的，农户的生活来源是多方面的，他劝我们搞积肥、养猪等。
冰冻时节，队里搞副业，到锦县羊圈子割苇子。这个事是个姓朱的社员联系的。我曾到他家拜访，的确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曾是县里的科长，被错定为右倾（早已摘帽）。农闲时，队长总派他去联系活儿，即外出包工。通过下乡初期的表现，队里看出我们干活上是把好手，同意让我们去。队里派了三个大车，二十来人出去，这是我第一次以农民工身份外出。羊圈子号称辽宁的南大荒，那里渺无人烟，苇子两米多高，寒风直打脸。在冰面上，大家抡起一丈长的大扇刀，苇子一倒一片。为了提高效率，按人头分片包工，懒洋洋的习惯一下子就不见了。十来天睡草棚，吃盐碱水煮的高粱米。完工时，除记工分外，有生以来头一次领到劳动所得——现金15元钱。我们几个回来时，特地在沟帮子站下车，兴冲冲地下饭店，去吃那里有名的灌汤包。
平时，在社会活动方面，队里让我们做些宣传工作。队里开会读报是我们的事，需要出墙报，也由我们包办。后来，大队逐渐注意到我们，常让我们去大队帮忙。我们点王保民去大队磨米作坊管事，老潘参加大队的宣传队，我到大队临时写材料，偶尔外调——“清队”总结。大队之所以用我，是因为清队的工作很敏感，需要和当地宗族没有瓜葛的人来干。
大队很赞赏我们点儿的青年的表现。范主任家春节杀猪时，专门请我们去他家。他和我们一起坐在热炕上，菜是大锅炖的猪肉、血豆腐、大白菜，喝的是闾山白酒。我们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多年后，我们回到那里，特地去看他，他仍然那般亲切。到1969年秋，公社成立民兵独立营，集中挖水渠。公社临时抽调我做营部秘书，工作是下沟渠里丈量尺寸。再就是做宣传鼓动，写板报，刷大标语。这些事，作为高中生，不算什么了不起。不过，短短十几天，公社武装部赵部长就注意到我，他欣赏我的工作热情。
工程结束的时候，县里召开民兵代表会。我们公社派了五个人去。有我一个，同行的还有三年三班的王希顺，会址在北镇县城里。春天时，满山花开，我和王保民同学曾徒步来此，登医巫闾山，访北镇庙，寄宿在当地青年点，全凭抚顺第一高中的学生证。这次到北镇高中，是下乡的另一收获。学校始建于1917年，是启蒙学堂风格，宽阔秀雅，松柏环绕，围墙有三米多高。我早听说过，1967年夏抚顺百余学生援助锦州的运动，途经此处稍事驻留。有本县青年告诉我，当时各公社民兵受上面调遣，乘大马车四方汇拢来，手持镐把一类，围住学生。抚顺的学生在墙里，乡民在墙外，对峙起来。民兵们当然不白来，每天县里有补助，还记工分。后来，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决定抚顺学生去向的时候，北镇县因为那个事件而拒绝接收抚顺四中、七中来的学生。
我漫步校园，思想当年场景，感叹青年的热血和无知。真是造化弄人，没那次学生“远征”辽西，四中、七中的学生不一定留在抚顺县。第一高中、二中的老三届或许不会去辽西。日后不少人去了南票煤矿、锦州的工厂、师范。
当公社助理和农民生活的观察
开会回来，由于农村政权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公社，做农业助理。我知道这一定是赵部长的推荐。找我谈话的是朱万贺副主任。他说：“你这样的年纪，（那时我23岁），就参加了政府，要珍惜这个机会。”待遇上，算在编制干部。当时，连正式干部，公社有17个，每月27元工资。不过，自己留15元，要交给大队12元，买300工分。当时公社一般干部也只40多块钱。
和我同时调入公社的还有任勉励、阎长林同学，他们分别是三年一班和五班的，一个做公安助理，一个管公社广播站的维修。那时，我的好友赵青（三年四班）已调到县政府工作了。1970年春，我女友也被抽去姚家小学当老师。
说是在公社做助理，其实每月在公社办公室没几天。连领导也一样，主要是在下面队里蹲点。1969年秋，那时农村“清队”已经结束，工作重点是学大寨。公社朱主任带我在合兴大队蹲点，住在老乡家。
按照“三同”要求，就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是吃派饭，由蹲点队指派，每餐去一家，给一毛钱，三两粮票。吃派饭规定不许吃肉、蛋和大米，但是豆腐等可以。一次，在李跃堂队长家，他儿子抓来河虾、小鱼、泥鳅，做的小鱼酱，配合水豆腐，很有风味，那鱼只有一寸许，一些小鱼，少量小虾，一汤匙大酱，炸锅后一起炖。吃起来十分鲜美。他说，鱼肚里的内脏不需要都挤出去，就下锅，那内脏当调味了。
蹲点，让我深入农村社会的底层，看到了农户是怎样过日子的：
自留地、土豆和苦菜。农村新粮比城里好吃许多。那新苞米磨的面，蒸出大饼子，可比面包好吃。不过，端午节过后，青黄不接，农户家剩的粮不多。这时，自留地里的土豆成熟了，先挖出来些。大地里有挖不尽的苦菜，采回来，一起蒸熟后，就大酱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留地大都种马铃薯了。有几次吃派饭，老乡也给我吃过这个。我见过几个困难户的孩子，脸上呈灰菜色，就是苦菜吃多了。我们下乡就遇到两次涝灾，村民能活下来，土豆、苦菜是救命的食物。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说起来，心里也是苦涩的。
我和一起蹲点的五七战士时常议论——什么时候，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烧柴是个大问题。每次经过乡路，秋冬的旷野上，总能看到背着花篓的老妇和孩子们，拿着耙子，在田间地头挠拾枯草。夏天河套里野草茂盛，村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割，晾晒到堤坝上几天。可是一大堆干草也烧不了几天。
建房子是农村大事，先要砌墙。但砌墙要有砖石，可是下洼甸子找不到一块石头。买砖石又要花钱，这儿的农民有自己的高招。——用泥土掺野草垛墙。这里的土壤是“湿了浓，干了硬，不湿不干拔不动”，用来垛墙，就是用了它“干了硬”的强度性质。至于横梁立柱的木料来源，有的用自家树木对付，主要的还是得买，这是建房的主要成本。
织土布做衣服。社员家大都有木头制作的织布机，带梭子的。织出一块块布，称土布。不只女人织，我见过男人也干，当然是在晚上。以当地产的棉花为原料，织成的布由大队染坊给染，收点费用，晾干后取回。再制成外衣、被褥外面料。
炕席、粮囤的围席也是自己编织。一次我去徐家青年点看望三年四班的张重辉，他正在编席子，他是跟农民学会了这个手艺。我问他，做这个干什么，他说是消遣。
食用油是棉籽油。这让我们惊讶，豆油平常舍不得，常吃棉籽油。公社的作坊给棉花脱籽，棉籽再榨油，那油的颜色发黑。我吃过农妇用它炒白菜，不怎么好吃。
酱油，很少去商店买，这里是来自豆制的大酱。房东大婶操作时，我们在一旁观看。大酱酿好后，她细心地把上层撇出来，捞去残渣，称为“清酱”，装在小缸里，要用许久。

龙行天下

下乡挥洒青春事，
点点滴滴回忆实，
小组团结互助好，
小伙成长成就高。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4 08:34
下乡挥洒青春事，
点点滴滴回忆实，
小组团结互助好，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4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三）

门广服

生产队长及其他
秋收后，结算完，冬季来临。农村多有队长“撂挑子”的现象，这时队里生产陷于瘫痪。什么学大寨、修水利都谈不上。因为农村经济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长若不干了，公社岂不架空。所以每临此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则全力“驺班子”。那段时间，我蹲点在合兴四队，社员大会、小会连续进行。高中时，我不擅长在众人面前讲话，这时不讲不行了。我记得，会议前我学政策，反复构思，说什么能引起社员兴趣，把队长扶起来。后来我回城，在师范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是得益于那时的历练。
我过去以为，社员谁不愿意当队长？实际我的视角是有局限的，只是从当城里的干部的角度来揣度。后来我注意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规定，觉得那上面，生产队长的义务不少，好处不多。“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我下乡那小队，队里还有会计、副队长，至少三个人，辛苦一年，总计补贴不过150～200元。
还有，队长白天与社员一起干活。晚间，队长还要盘算队里的活计，领着开会等，十分辛苦，家里的活多是顾不上的。农村密告信也多，队长得罪谁了，谁背后给他写两条扔到密告箱。大队、公社自然要下来查证。处理时，个别的还勒令进学习班。1970年夏在合兴大队，我是工作组成员，有人连续写匿名信，告队长侵吞了队里的木料、粮食。我们折腾了半月，但没有证人站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1996年，我曾回乡一次。先去胡家店找李跃堂，后去高台子见张少海，都是我蹲点队的老队长，一个还是公社号召学习的县劳动模范。前者积劳成疾，已经不在了。后者，也老态龙钟。见我面只是淌眼泪，已经不能说出话来。他们也就70岁上下啊！主观上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自己牺牲了许多。
城里的有些理论家们，今天对农村改革仍然说三道四，还想回到公社时期。我觉得他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不现实，属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试想，现在谁还愿意当生产队长啊？理论家们去当，没几时也会撂挑子的。
吃大锅饭和三角债
我在公社感受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维护集体经济，开展经济领域“三两斗争”。具体说，是谁挖社会主义墙脚，谁侵占集体财产，谁瞒产私分，要去斗争。
我所在小队距离公社很近，人口五百多，还有很强的诋性。社员私下跟我说：“村里什么秘密公社都知道，瞒产私分搞不了。”那些边远的村子，离公社二十来里。秋收后，队干部把粮食产量低估少报，完成征购后，社员可以私分一些。这样，瞒住了上边，自己的日子就好过得多。公社察觉到了，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看到毛主席1959年的一个讲话：“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1970年初冬，我在高台子大队蹲点，抓塑料大棚建设和高温积肥，碰上“吃大锅饭”的事。那是早晨五点多，正在睡梦中，突然大队派人找我们，一起去一队抓“吃大锅饭”的。原来有社员密报，说高台子一队在吃大锅饭。事实是，农民有起早打场的习惯，干完活的社员集体吃饭。我们匆匆来到那里，人影都不见了，只看见大锅边上几粒大米饭。我们心里边也不想深究——那么早干活，又那么冷，大伙儿一定都吃了，能怎样，于是也就算了。不过，这事若形成风气，都这么吃，可能会影响国家征购任务，所以还是要开会批评。
还有，就是“三角债”问题，就是部分社员欠队里钱，而队里欠另一部分社员的钱。卖完公粮，在年终分配的时候，工分挣得多的农户，扣除口粮、棉花、秸秆等的折价，结算后，有节余。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按照现金支付给他们，但是兑现时出了问题。原因是有一部分农户，当年挣的工分总值，不够他家领口粮、棉花的。按政策，为了基本生活需要，这些要按他家人头数领取，这就形成他欠队里的了。经济学上讲，就是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早就这样说过）。这个问题，在经营好的队，或者年景好的时候，不太突出。
例如我们下乡那年，我所在队当时一天挣10分，合9毛钱；1969年，夏天河流地过了水，减产，分值降为5毛，1970年9月下大雨，形成内涝，收成大减，工分值降到2毛。
挣工分多的农户，忙活一年，挣不到现金，自然怨声载道，称“替别人养活老婆孩子”。有算计的社员，就另找来钱道儿。比如我们另一个房东刘某，在队里挣够一定工分，就去草甸子打猎。他打下兔子、野鸡去卖。我们看到，当时他的妻儿活得就挺滋润。他也不是什么地富，抓阶级斗争也奈何不了他。
公社看到了三角债问题的严重性，怎么解决？以物抵债是一种选择。按那时的方法，先典型引路。1971年夏，在试点大队，我看到，自行车、座钟、缝纫机等摆到队部里，排成一大溜，那是拖欠集体钱款农户的东西。作价后，让债权人去选取，那场景细想是残酷的。我认识一个大队的一把手，因为家里人口多，也有拖欠问题，很难处理。至于家徒四壁的，谁也没什么办法，就一年年欠下去。——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怎么维持呢？
1971年9月，抚顺师范来北镇招生，我离开了北镇，带着遗憾，带着怀恋。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大学，圆了十二年前的梦。
1979年夏，我正在抚顺石油学院学习，我家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是吴家公社的朱主任。他们到抚顺出差，并特意来我家。我和妻子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吃饭的时候，朱主任告诉我，现在农户家家有余粮，再没有靠土豆苦菜救急的了。他说，他也奇怪——“为什么还是那些土地，怎么一承包粮食就多起来了？”后来，话题转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说，“这些年，知青呆够了，社员受够了，干部看够了”。
1997年晚秋，我和我妻子约老潘、老霍，一同回北镇吴家看看。青堆子到吴家路径依旧，但是乡路已不是土路，都铺设了沥青路面。路边原来大片河流地已经改为水田，水田还养了鸭子。许多漂亮的房子——“北京平”散落在路旁，那里公社旧址上没有了平房，代替的是四层楼房的乡政府。
乡党委王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指定要见的人。没两刻，我们下乡那个大队的孟书记、范主任，还有高台子的赵主任，原来公社的老同志，还有留乡的李岩同学，陆续前来，相见甚欢。听说我们想吃高粱米饭，乡长特意派人去集市买。因为本地不再种高粱了，改为水稻了。水豆腐、小鱼酱、炒鸡蛋，让我们大快朵颐，大家喝了许多酒。
乡长告诉我们，现在全乡为一万三千多人，比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少了七百多人。以往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菜园子，如今已经是连片的棚菜发展区；常闹水患的河流地，已经变成水田综合开发区。他们讲，这个得益于上游修了几个水库。乡里干部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会议少多了。乡里有通勤车中巴，干部可以如城里人一样上下班。
次日，我们去几个村里看望房东。发现他们的房子仍在原地，但是已经翻盖。泥土墙全变成砖石结构，室内北侧带廊道，又保暖，又可储藏蔬菜。饮水不再用人挑，改为水泵抽；烧柴用上液化气，秸秆制成颗粒等。房东说，他家的孩子有一个到城里就业了。还有，吴家乡的孩子不少考上了大学。
回来的路上，我们议论，虽然新的问题还会有，但现在那里的变化，下乡时是不可想象的。

龙行天下

队长都爱撂挑子，
吃大锅饭才润滋，
三角欠债乱得紧，
还是如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