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3

向明与我（七）

顾继志

行吟拾遗



行吟拾遗

西江月重逢
相识风华正茂，重逢如许白发。
十年浩劫成永恨，停筋欲语又罢。
莫道盛年将尽，身手重展不差。
闻鸡起舞当发奋，志在光我中华。

勾沉
昨日偶翻旧时日记，发现1974年末从大连乘国产客轮“长征”号赴沪。其排水量7000吨，号称当时国内航线最大客船。途中有感，戏成一律，可窥彼时水平与心情。
昨宵辽东月，今日大海风。迢迢三千里，悠悠卅六钟。
风浪不足畏，云水增豪情。中流暗自嗟，光华在吾生。

诮答诗友
未谙音律喜打油，我以我诗写我口。
舒却块垒烦闷事，管它春秋不春秋。

读史
纵观千年华夏史，不尽谜团滚滚来。
翻手为云覆手雨，任人涂抹小女孩。

六十有感
六十悄然至，对镜半白头。阿世折傲骨，媚俗添心愁。
俯仰有天地，褒贬无春秋。洒脱一夫子，云海泛扁舟。

和词一首

朋友邀我进入一诗词群，偶见一词友小词情真意切，
凄凄惨惨，不揣浅陋，奉和一阕。
海誓陨，天无绝人路。每忆佳妙销魂处，已成旧梦难再度。莫问他在何处。
曾被痴情欺，执迷多不悟。落花流水情去也，枉抛鲛珠无数。
暂将此情，细掰扯，藏心处。走出迷津渡。

读资中筠自选集有感
纵观天下风云起，忧世感时不尽思。
风骨士女今尚在，何人记取木兰辞？

赠向明
今日“小年”，思念向明，聊抒胸臆。
行年六六一孤僧，花开二度惜未红。
我劝天公开慧眼，赐得岭南一片晴。

遥忆董大兼怀往事
何时洞烛花月夜，吾等自来宴新婚。
天意从来高难问，久文翻作玉环魂。

杂感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仅为小兄弟。
乐观向上强筋骨，抑或米寿还可期。

戏赠长厚
京城一别若许年，又因腰疾续前缘。
君自阎罗门前过，棒回阳世曲乱弹。
舞文弄墨聊自娱，壮怀长啸多不甘。
蓬眼斜睨鸡鸭狗，勤扶老妻踱青山。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6-17 10:24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2

向明与我（六）

患难之时见真情，
老来友谊义更深，
报端报导真实事，
一颗真实友谊心。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6-17 10:24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3

向明与我（七）

随时感慨即时吟，
不同体裁丰富新，
真心表述心中意，
最是联络交友情。

拥抱快乐

文章写的真棒！谢谢知青淘吧知友。

知青淘吧

拥抱快乐 发表于 2016-6-17 20:35
文章写的真棒！谢谢知青淘吧知友。

这些文字都是我的老同学们写的，文章确实很棒。谢谢拥抱快乐版主的支持。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4

一段颇为奇特的“知青”经历

——忆我是如何成为省“活学活用”的知青典型的（一）

汪义英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六班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辽宁省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1971年6月任北镇县文化局干部。1973年8月调任抚顺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干部。2004年7月退休。

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两年多了。全国一千六百万左右“停课闹革命”的初、高中毕业生何去何从的问题摆在了每个学生及他们的家庭面前，也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1968年下半年始，各省、市已开始组织这些学生上山下乡。十二月份，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全国有数千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在边疆、农村接受了怎样的再教育，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前些年文艺界、新闻界有所披露，近些年是越来越少了。
在这里，我向大家讲述我在上山下乡历程中的一段经历，为知青这段历史再添一朵小小的花絮。
我是原辽宁省抚顺市一高中二年级的学生。1968年8月下乡到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按正常安排，一个班的同学都会集中安排到一个村。但由于“文革”中派性的影响，我们班有十人（包括我）被剥离出来安排到六屯村，其余三十多人分配到相距三里的前陆村。
六屯村是当时的省农业学大寨先进村，掌权的一派是和我们对立的派别。分到六屯的还有我校另两个班八十多名知青，其中多数同学属对立派别的。
显然，对我们的这种安排是不正常的，是派性的表现。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事实完全验证了我们的猜度。我们班十人被分到了六屯村的七个生产队，我被分到了第三小队。下乡仅二个月后，我们这一派有两个同学被挂牌批斗。我和其他几名同学被勒令办学习班，检查交待“文革”的所谓问题。此后，派性争斗由城市带到了农村，由学校带到了六屯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明显处于劣势。
这样的日子熬了有半年多。1969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把克服派性、加强团结的问题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程。
为落实“九大”精神，六屯村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对派性，加强团结的活动，在知青中也有较强反映。
四月下旬的一天，天降小雨，俗称“雨休日”。我们生产队十几名知青在青年点开会，落实“九大”精神，解决团结问题。恰逢县知青办主任孙万富同志来村办事，顺便到我们点听会。
会上，我陈述了知青中种种派性的表现及危害，表达了增强团结、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愿望。由于我是受害人，情绪比较激动，讲得也挺生动，得到了孙主任的首肯。
会后，孙主任把我找到村部，肯定了我的发言，让我形成材料，到公社知青会上讲。
在公社讲完不久，恰逢县里召开“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又到县里去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969年5月，锦州市革委会决定召开“锦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讲用会”，我被确定为大会讲用的人选。
距大会召开前十天左右，我被召到市革委会准备讲用材料，同去的还有县知青办孙主任。为了保证讲用质量和效果，市革委会宣传组指派罗、杨二位“笔杆子”帮我整理材料。
看完我写的材料后，他们认为写得挺好，但提出一个建议，认为我这个讲用是讲两派知青共同落实“九大”精神、共同解决团结问题。一派的讲不如两派的都讲，一个人讲不如两个人对讲，这样更具有说服力。
他们建议把材料内容分开，由两派知青各选一个代表，同时登台讲用为好，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当然同意市里的决定。
再选另一个讲用代表时，孙主任让我提名。我想了一会后，提议让郑金鼎同学来讲。我对孙主任介绍说，郑金鼎虽然派性较强，但很理性。无论学毛著还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都很认真求实，看问题深远，办事公正，文字基础和口才都很好。特别对“九大”精神理解较深，是一个不二的人选。
孙主任同意我的提议后，又上报县、市领导同意，确定由我和郑金鼎同台对讲。题目定为《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继续革命》。
郑金鼎来锦州后，经过几天的演练，1969年六月份的一天，“锦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在市文化宫开幕了。
全市七县的知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知青管理先进单位的代表，市、县领导和知青管理部门的领导近八百人参加和出席了讲用会。在会上发言的有知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和知青管理先进单位的领导等十余人。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在众多发言中，我们的讲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概是讲用形式比较奇特的原因，当我们开始讲用时，会场鸦雀无声，代表们都在侧耳倾听。每当讲到动情处时，全场数次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
特别讲到下乡后过第一个春节前，我们村全体知青率先在全县提出了“春节不回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倡议。全村百余名知青都表示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而我想到，我母亲病亡后一个月，我和二弟都下乡，父亲身体有病，领六个孩子在家。最小的两个妹妹才五六岁，这个年能过好吗？
虽说不能向村里提出回家过年的请求，但我十分惦念家，心情焦虑，寝食难安。
郑金鼎发现了我的情绪变化，询问原由后向村领导反映，破例允许我回家过年。当讲到这里，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些女知青代表流出了同情和激动的眼泪。一些代表站起来鼓掌叫好，整个会场沸腾了。
讲用结束后，好几名代表跑上台，给我们佩戴毛主席像章。台下又一次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此情此景深深地嵌入我的心灵，今生今世难以忘怀。我也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我想，我们根本没做什么，只不过讲了下乡后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何德何能受到如此的欢呼和拥戴。
在经历了漫漫人生之路后，我认识到：当时的知青代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文革”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使他们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听了我俩的讲用，毛主席关于“团结”的号召有一定的感染力，更主要的是人心总是向善的，追求真、善、美是人的本性，一遇到合适的场景就会迸发出来。
代表们中间不乏同样的经历和体会，极易引起思想的共鸣和情感的冲动。他们听到的最动情之处，恰恰是我们俩最动情的经历。我俩讲得情真意切，他们听得也是弦合琴鸣，表现出那种激情四射的感人场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写到此，似乎“锦州讲用”的效果和反映也不过如此了吧！然而，过了二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瞠目结舌、终生难忘！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5

一段颇为奇特的“知青”经历

——忆我是如何成为省“活学活用”的知青典型的（二）

汪义英

这是一段与讲用会有关的爱情故事，虽然短促，也不乏奇特。它匆匆而来，凄然而去。尽管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也能反映出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畸形心态和爱情观念。
锦州讲用后回到县里，我和郑金鼎同时被县革委会抽到县里组织的“沟帮子镇斗批改工作队”搞运动。
有一天，趁休息日，我回到六屯。我们小队一位六、七十岁的韩大爷急匆匆找到我，直接问我：“你咋才回来呀！你在抚顺有‘家小’没？”我回答：“没有。”他接着说：“邻村有个在锦州和你一起开会的女知青李艳（化名），家里条件好，人也长得好，现在村里小学当老师。她家几次托人找我，要和你处对象，你找个时间，和她见见面。”
我一听就懵了，这是哪跟哪呀！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事。临下乡前，父亲一再嘱咐我，不要在农村处对象，影响回城。于是我就和韩大爷讲：“我家里困难，暂时不能考虑这事。”
又过了一阵子，我再回队里，韩大爷又找到我说：“你家的情况，人家了解，不嫌弃。她们家有房子有地，她爸在市里当大官，啥都准备好了。人家托人说好几次了，你总得去看一眼，对人家有个交待吧！”
面对此情此景，我犹豫了。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些言情小说中的曲折爱情故事。心想，这事怎么让我遇上了呢？我想了一下，对韩大爷说：“这事我自己做不了主，得和父亲商量一下。”
这以后，我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讲了这件事。父亲回信说，你可以去看看，行不行给人家一个答复。
这件事一来二去拖了二、三个月。等我再回六屯时，韩大爷又来找我。我告诉他父亲答应让我去看看。韩大爷高兴地说：“好！我马上联系安排。”
当晚，韩大爷通知我，联系好了，明天上午让你去。韩大爷走后，我一寻思，我咋去呀！连个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无奈，找到同学借了一件九成新的两面服。还有二个同学要陪我去，顺便逛逛沟帮子。
第二天早晨，我们借了三台自行车，没用一个小时就赶到了李艳住的村。找到她家后，我们一看，是两大间新的红砖青瓦房，前后园子都挺大。刚到大门口，就有二、三个人迎了出来。我对同学说：“你们俩先在外面等等，我进去看看再说。”
走到房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和身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迎了出来，不用问就是李艳和她妈妈了。李艳一米六多的个头，体态匀称，长瓜脸，五官端正，给我的印象挺好。
进屋后，李艳一一介绍屋里的六七个客人，都是她妈的娘家长辈，其中她舅负责接待我。
关于我的情况，他们基本没问，主要由她舅介绍了她家的情况。
李艳的父亲是锦州市革委会的干部。李艳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到绥中县。为了照顾她，妈妈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弟弟走“五•七”道路回了老家，县里拨款给盖了三间房。李艳转回老家在小学当民办老师。她舅舅一再表示她们在这呆不长，很快会回锦州的，你们暂时回不去也不要紧，这房子、地都留给你们，将来的生活没问题。
关于我和家里的情况，他们表示都知道，不用我介绍，全家都认可我。
唠了有半个多小时后，我对他们说：“今天是初次见面，印象挺好，以后相处再进一步了解。外面还有二个同学等我，准备上沟帮子，我这就走了。”
当说到要走时，屋里人都上来劝我吃完饭走。我一想初次见面怎好端人家饭碗，就一边谢辞一边往外走。当走到外屋时，李艳追上来挽留，我一看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一软就答应留下来了。于是我到外面和两个同学打声招呼，让他们先走了。
我留在他家吃了一顿饭，答应相处一段再定。这以后，我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
不久，她上沟帮子看我。头一次，我们先聊了一些在锦州开讲用会的事。她表示不怕我家里困难，将来和我一起照顾老人和弟妹，令我十分感动。
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不能隐瞒，她是革命家庭出身，甚至能感到她的思想也比较“左”，而我的家庭出身相当不好。当我和她介绍这个问题，并说我爷爷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一直到死时，她先是一愣，一脸的惊讶，接下来就是沉默，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路。最后，她向我表示，这件事太意外了，她得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再定。
过了几天，她第二次到沟帮子见我，脸上的表情始终很尴尬、无奈，话也很少。
终于，她开口了说：“两家的出身距离太大，一点没想到，家长不同意。我也感到不太适合，我们还是当朋友处吧！”
我说：“你们的决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之前的所有推诿皆在于此。我理解你和家人的想法，咱俩是有缘无分，我不埋怨你，还得谢谢你对我的认同和一片情意。至于当朋友处，随缘吧！我祝你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理想伴侣！”
两年后，我在《锦州日报》社学习时，有一天傍晚，在市文化宫门前等人。李艳突然走到我面前。我十分惊讶，随口问了一句：“怎么这么巧碰到你？”她说：“我现在锦州师范学校当工人，下班路过，无意中看到你，就过来见个面。”
我们聊了一会儿。当我问到她结婚了没有，她说：“成家了，爱人是转业兵、党员，也是一名工人。”我问她：“生活过得好吗？”她无语，一脸无奈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我最后对她说：“人是容易理想化的，而生活永远是现实的，生活不会完全按照理想去过。只要有颗平常心，快乐和幸福就会伴你同行！”
她什么也没回答，眼里含着泪花匆匆向我告别，一路走远，再没回头。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为她祈祷。心想：“李艳，现实点，别在梦里生活。振作起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生活！”
我简单讲了我的初恋奇遇，它因“讲用会”而来，以无果甚至是苦果而告终，留给我的只有苦涩的回忆。
我在沟帮子搞“斗批改”大约有近二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和郑金鼎于1969年8月和1970年12月参加了两次“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俗称省“五讲”和“十二讲”）并在第五次讲用会上做了讲用。
我们的讲用录像曾经在辽宁电视台播放。我们的讲用事迹和录音分别在辽报辽台、锦报锦台、抚报抚台刊登和播放过。其中讲用材料还被编辑入书，在全省知青中广为传播。我们的讲用足迹在省、市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留痕，尤其在北镇县，我们到过全县二十四个公社讲用并传达省、市讲用会精神。
这是一段看似“辉煌”的经历，看似人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它来得容易，最终如流星闪电，稍纵即逝，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这也是客观必然的吧！
关于讲用材料内容真实性的问题，在同学们中也有不少反映，借此机会说明一下。
说句实在话，讲用稿中所讲的事例几乎全是真的。但如何认识和评论这些事例确实有虚假和过分的问题。“文革”中常见的所谓“拔高”、“上纲上线”、“高度认识”等虚假的宣传手段确实存在。在讲用稿经过一级又一级审查和改动后，我们确实无法阻止和抗衡这种行为的发生，想让讲用材料没有一点瑕疵和水分几乎是不客观、不可能的。
然而，讲用材料中有一句话确是假得离谱，令我懊悔不已。那就是讲用开头所说的“我俩都是两派头头”那句话。
在同学们中众所周知：我俩在“文大”期间在学校的两派组织中均未当过“头头”，充其量是派别中的骨干分子。我在“文革”中仅当过“煤都红色造反委员会”中的联络部长，而这一组织还是社会性质的学生组织。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呢？
前面提到，讲用稿开始是我写的、我讲的。无论在村里讲、公社讲，甚至县里讲，听众里都有很多我校同学，这句假话无论如何都不会讲出来。到市里后，市革委会派来罗、杨两位笔杆子帮我们修改材料。在决定由两人对讲后，他俩擅自决定加上了“我俩都是两派头头”这句话。
我当时看到后十分为难。明明是假的，怎么讲得出口？可一想到他俩是市里派来的笔杆子，我和郑金鼎就没好意思反驳。心想，仅此一句，假就假吧！由此铸成大错，后半生愧疚不已。借此机会，我向全省所有听过我们讲用、看过我们讲用材料的知识青年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忏悔。
现在，我们这代人已快步入“古稀”之年了。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种种经历，常会感慨万千。“文革”中，我们是被蒙骗的“斗士”，干了不少错事。“上山下乡”，我们是被驱赶的“羔羊”，遭了不少罪。而“讲用”，我们是被利用的“棋子”和“工具”，说了不少过头话。
我真诚地希望，当代青年能够以史为鉴，以我们的这段经历为鉴，实实在在做人，扎扎实实做事。成为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栋梁之材。

龙行天下

上级发现发言好，
一路推到省级高，
引来姻缘仅一段，
内容被迫唱高调。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19 09:12
上级发现发言好，
一路推到省级高，
引来姻缘仅一段，

谢谢龙行超版的理解和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6

任勉励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一班学生，校学生会学习部长。1968年下乡在北镇县吴家公社高台子大队八家二队插队，1971年9月回城进抚顺师范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团市委、市政府政策研究室、轻工局、经贸委工作。曾任学校部长、处长、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获全国轻工系统集体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等。

1963年1月我随家从陕北佳县来到辽宁抚顺。同年九月，我幸运地考入了辽宁省十所重点高中之一的抚顺第一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名师云集，人才济济。学苗全市择优录取，升学率颇高，有着“抚顺小清华”的美称。高中三年的时光，名师教诲，环境熏陶，学长榜样的激励，加之个人的努力，我出色地完成了高中的学业，1966年毕业前夕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正当我怀揣梦想全力备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取消，大学停办，我的大学梦破灭了。但一高中的光环，高中三年的学识，培育的品德，养成的习惯，陪伴我一路走来，并使我受益终生。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我的恩师。高中三年恩师众多，在这里，我感谢我的三位班主任李元珠、汪家华、薛喜元老师。是他们教会我为人做事、修养品格、树立理想，使我人生有了方向；也感谢我的科任老师谢一平、张绍文、高士义、王旭明、周淑华、孙振宇老师，是他们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使我对各学科产生了兴趣，并教给我学习方法，培养我的学习习惯。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既不是班主任也不是科任的朱焕文老师，是他曲折的人生使我懂得了坚守，学会了坚强。
我进一高中时，朱焕文老师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在总务处做杂务。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学校里不让我们叫他老师，也不让称他同志，只让我们对他直呼其名。
我和朱焕文老师第一次接触是我们入校一个月后参加北沟农场劳动。十一期间，学校派我们班几名同学到农场看花生。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吃不饱肚子。朱焕文老师每天都给我们看花生的同学送些小地瓜让我们煮了吃。地瓜小得出奇，大家戏称“去了两头没有中间”。但就是这些小地瓜填饱肚子，我们也非常满足。那年的国庆节先下雨后转雪，天气特别冷。不知什么原因，朱焕文老师两天没有来。头一天挨饿，我们忍住了。第二天我们几个半大小子饿得心慌。不知是谁提议：“咱们拔点花生煮着吃吧！”几个人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去农场拔了些花生，又和附近的住户要了一点咸盐，煮了一锅花生，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第三天，朱焕文老师来了，我们既怕他看穿了问起此事，更怕他向学校领导汇报。之后的几天，我们一直忐忑不安，直到回校后学校领导对我们看农场提出表扬之后，我们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在我高中三年的学习期间，朱焕文老师就是一个“百事通，样样行”的万能修理工。水管子坏了，下水堵了，电灯坏了，门窗坏了，桌椅坏了……学校里的许多大事小事、急事难事都找朱焕文老师。朱焕文老师每天就是这样随叫随到，忙忙碌碌、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难题。

1966年的“文革”再次使朱焕文老师陷入逆境。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候下，6月3日学生贴出打倒校领导的大字报。不知是哪位同学随之写出了一张“朱焕文笑了”的大字报。朱焕文老师的厄运再次降临，接踵而来的是关牛棚，挂牌批斗，劳动改造。直至我们下乡插队离开母校。
1978年朱焕文老师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登上了抚顺师专的讲台。渊博的知识，超群的口才，学者名师的风范，很快得到了师生的赞同、社会的认可。不久，他离开了讲台，调入抚顺市政协机关从事领导工作。
毕业后，我再次见朱焕文老师，是在他刚调任市政协秘书长不久。那年我爱人要参加党政电大自学考试，要准备一篇题为“机遇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的作文。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总觉得心里没底，为此我敲开了朱焕文老师的家门。朱老师的爱人付莲芬（抚顺二中高级语文教师）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家里的衣橱、书柜、桌子是朱老师做的，还告诉我朱老师砌墙刷房、砌炉子盘炕、种地种菜、操持家务样样在行。我看着朱老师身处逆境时的这些作品，看着满书架的藏书，看着历经二十多年坎坷却风采依旧的朱焕文老师，我感动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被他的身处逆境自强不息、坚守信念永不放弃的意志和品格折服了。朱老师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画龙点睛的指点，使我顿开茅塞。朱老师的切身经历不正是对我要请教问题的最好的诠释吗？我妻子按着朱老师的指点做了准备。结果这次中文考试她得了八十九分，其中满分四十分的作文她得了三十八分。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朱焕文老师，我和我老伴感激的心都难以平静。正是受恩师的言传身教和多彩人生的启迪，我才能置身蹉跎岁月不消沉，面对困难不低头，抓住机遇不放手，人生的路走得无悔、走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