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三）

谢忠

自主创业励精图治
进入21世纪，我的孩子也随着出国潮到国外去留学深造。我们把多年来所有的积蓄和从亲属东挪西借来的钱都拿出来，才凑够出国机票和第一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第二学期的学费、生活费便没有了着落。我了解留学生在国外的难处，在我出国考察时问到留学生是否想家，得到的答复是“累得没时间想”。我很奇怪，留学生告诉我：大都市的房租非常贵，自费留学生一般都在远郊区租房。早晨五点多起床，乘两个多小时地铁赶到学校，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上课学习。然后赶到打工的地方，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多打工。从打工地方到住处又要乘两个多小时地铁，赶到住处已是半夜零点多。在床上只有凌晨一点到五点共4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我问长期这么做，身体能受得了吗？留学生告诉我：不管地铁人多挤，被逼出来了随拥挤人群东摇西晃站着睡觉的本事……我对孩子说：“老爸替你打工，你只要好好学习，完成父辈想去而无法实现的出国梦，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定支持他的女人。我虽然并未成功，但是创业初期的每个成功的行为都离不开我爱人的支持。我的爱人吴云光当时是望花保险公司的经理，为了孩子也为了丈夫的事业，随我一同“下海”。按照保险公司当时的规定，买断工龄给了十一万元。我俩商定，留下一万元作“过河钱”以备生病救命急需，拿出十万元做创业资金。我说：“如果创业成功，孩子的留学费用便有了着落；如果创业失败，咱们全家都得过苦日子。”我爱人鼓励我：“是金子一定能发光，你能代表中国出国考察，凭真本事创业，一定能成功。即使不成功，咱们一起渡过难关。我爸常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个要饭的，就要帮着拿打狗棍。”孙中山说过：“革命有的人是先知先觉，有的人是后知后觉，有的人是不知不觉。”为了解决孩子出国留学费用的现实压力，我真的是被“逼上梁山”。在我自主创业的初期也是困难重重。我们来到沈阳闯荡，没有经营场所，沈阳“国际高新技术孵化器”免费提供了二年的经营场所和电话。缺少启动资金，国家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无偿提供了五万元资金。这些现在对于我们企业已经无足轻重，但在刚起步阶段，真如同“及时雨”、“雪中炭”。
市场经济的关键是解决需求，战略选项不能发生错误，俗话讲“女怕嫁错郎，男怕找错行”。通过调研分析，我认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业绩是城镇化进程非常快。高速公路网要覆盖地级市，村村要通普通公路，机动车每年以二位数增长，而管理者交通警察的数量基本维持不变，急速发展的交通需求与落后的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商机。邓小平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根据我二十多年的经验，出路只有一条，向科技要警力，向科技要效率。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不熟不作”，我就选择我最熟悉的交通科技这个行业来作。当时各地都要求上视频监控管理交通，有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中间有一条大河，视频监控铺设光缆要绕很远的距离，每一个监控点铺设光缆和摄像机设备等需要二十七八万元。我想起在日本考察时，东京一处河两岸的视频监控没铺设光缆，而是通过河两边的天线用微波无线方式把图像传输到对岸。当时我还问日本友人：“微波一般不都是军队上使用吗？”日本友人说：“日本是战败国，不容许有军队，高科技技术可以民用。”经请示有关部门，中国改革开放后，微波也开辟了民用频段，只是一般人不懂，很少有人使用。我采用美国的派尔高球形摄像机、日本的微波技术，又运用无线控制高速球变焦变倍和成功开发的计算机图像抓拍技术，只用了原预算20%多一点的资金便解决了问题，效果非常理想，用户非常满意。用户的上级部门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周边的城市都来观摩，要求签合同。很快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北等省份推广开来，掘到了“第一桶金”。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操作难度很大，高空作业危险性很大。我从十层、八层高楼外面的简易铁梯（俗称“拔拘子”）往楼顶爬去安装天线，根本不敢往下看，吓得腿肚子直哆嗦，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爱人在楼下悬着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担心、害怕、焦虑、着急、烦躁，五味俱全，我在楼顶干活，她在楼下流泪……
掘到了“第一桶金”，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我就秉持日本的发展经验：“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转”。从视频监控微波传输系统开始，违停抓拍系统、移动电子警察系统、交通事故自动绘图系统、闯红灯自动拍照系统、卡口测速系统……逐步发展、积累、壮大。市场经济的规律还有一条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科技型企业既要强调技术创新，走在科技前沿；又要掌握多项核心技术作为自己的看家本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递增，交通安全形势严峻。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十多万人、伤几十万人，伤亡人数相当于每二年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十次事故九次快”，加强超速管理是遏制交通事故的有效手段，而加强超速管理的关键需要测速雷达，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能生产测速雷达。在一次深圳科技展览会上，我们结识了俄罗斯生产测速雷达的厂商老总。他们想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我们想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双方一拍即合。我们立即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开始引进和代理。在剖析美国和俄罗斯雷达的基础上，我们从雷达部件到控制电路和编制软件，一步步科研攻关，最终开发出美国和俄罗斯所不具有的新功能雷达。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测速雷达的国家。目前，北从黑龙江的黑河，南到海南岛的三亚，东从吉林的珲春，西到新疆的乌恰，我们公司的产品遍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辽宁省各条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都遍布我们公司的产品。测速雷达的广泛应用，对于遏制超速行驶违法行为、压缩交通事故、减少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经济发达的省份（如辽宁省）要求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每十公里设置雷达测速系统，一般普通的省份（如吉林省）要求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每二十公里设置雷达测速系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成长为拥有多项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多项科技成果、多项国家资质、知名“火花”商标和多项软件著作权、产品和工程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科技中型企业，我们公司被评为“中国（东北）地区最具投资价值的十强企业”。

抓住机会选择人生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面临着许多选择，人生的路上如何选择非常关键，往往决定你的成败。尤其在转折时期，一次正确的选择甚至可以改变你今后的人生路。有的同学对我说：“你总是选择与一般人不同的人生路。”在农村插队时，我选择科学种田；参加工作后，我选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学日语、学英语、念夜大、函大、在职研究生；进入21世纪，五十来岁了，我选择自主科技创业，既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又能体现自身价值，工作年限得到无限期延长。正如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所说：“人生中关键几步一定要选对走好。”选择了正确的人生路，发挥知识和科技的潜能，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开辟出一片辉煌的新天地。
虽然命运有时会捉弄我们，我们也经常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只要认准一个正确的方向，挖掘和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锲而不舍，努力拼搏，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龙行天下

夫妻勇敢下海闯，
再依科技成大项，
机会总给准备者，
必须认准此方向。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12 14:57
夫妻勇敢下海闯，
再依科技成大项，
机会总给准备者，

谢忠的成功是他努力拼搏，做好准备的结果，他不愧是勇闯 商海的佼佼者。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五

登天揽月上山下乡

丁文超
原抚顺一高中二五班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1971年回城进师范。1972年~1986年五中教师，1986年~1990年市教育科研所。1990年~2007年市教育局，至退休。

1969年底，我被借调到公社搞档案彻查工作。
一天下午去厕所。在公社后院，看到在刚下完雪的小道旁，两行低矮的灌木丛中，一张被风吹动的手掌大小的一块报纸，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看了一眼，那是《参考消息》的一角，立刻想到那可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参考消息》在当时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县团级的人才能看到。公社只有一份，只有革委会主任才有权看，而且看后要收齐上缴的。在当时，物资、文化生活极为匮乏的时代，知青很少能看到报纸，更别说《参考消息》了。我如获至宝，回头瞅了瞅没人，便迅速捡了出来，揉成一团放在兜里。出了厕所后，没回办公室而直奔宿舍，急忙打开报纸。那是《参考消息》的一角，找不到日期。但一眼看到了一条只有一百多字的新闻，标题是《人类登上月球》。看到标题我大吃一惊：人类登上月球！太不可思议了。急切地往下看，大意是说，九月几号（忘记了），美国飞船“阿波罗号”成功登上月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宇航员在月球上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步。”我马上翻开桌上的“皇历”头，知道今天是12月25日，这天也真巧是我的生日。
9月份的消息，12月份我才知道，而且是在我生日这天捡来的消息。人类登上月球，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才知道！我想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当时就知道了，可我们名为知识青年，却只能从偶尔捡来的消息中知道了它。那些不识字、没有消息来源的亿万农民，不知何时才能知道？唯物主义者们到底怕什么？这不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绝好证明吗？为什么不让广大人民知道？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为了证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不能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所以不能让人民知道，要让人们相信：“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宇宙真理”。用千百万知青的青春为他们信仰的主义去做无谓抵挡。知识是无用的，突出政治是首要的。
知青经过一年多的农村生活，大部分人闯过了劳动关和生活关，外表上知青已逐渐农民化了，但思想上却发生了根本变化。“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已成知青们要极力摆脱的噩梦。知青思想变得徘徊、迷茫、无助。面对“只有愿望，没有希望”的现实，他们只得埋头苦做。
知青们终于回城了。但知青的磨难并没有得以喘息。一个个新的考验又出现在他们面前：就业、成家、发展成为知青们新的生活目标。他们用自己逝去的青春继续拼搏，一切从头开始，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实现着自我价值。
从1969年到1989年，我们这一代又碰到了一个更加绝望的打击。我们从小被培养形成的信仰、主义遭到了灭顶的摧毁。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明灯的熄灭、东欧的巨变、“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昙花一现。对此，人类发展的特殊时代，那些自称坚定的继承者们、信徒们没人出来解释。
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这一代受到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还能相信谁？我们从小的幻想、成年后的理想，怎么都变成了“妄想”！如今我们已经跨入了老年时代，对此无能为力了，唯一的是我们产生了思想。“欧洲的那个幽灵”去哪儿了？它对我们伤害还会回来吗？我想“回来”只能是“痴心妄想”。
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科学上的人类登月和现在的互联网。历史的记忆就是反人类的“文化大革命”和“欧洲幽灵”的灭亡。
2015年4月20日

龙行天下

一生记忆数件惊，
人类登月网络兴，
还有文革大混乱，
再加苏联解体行。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13 09:07
一生记忆数件惊，
人类登月网络兴，
还有文革大混乱，

丁文超同学勤于思考，文章寓意深刻。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六

难忘四海（一）

丁宝志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五班学生。先插队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两年后转到山东诸城老家。1971年当了乡村教师。八十年代初调到诸城市教育局任教育督导室主任、聘为潍坊市人民政府督学。

从1968年9月26日来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小黑鱼沟村，到1970年8月21日离开，我在这里一共生活了666天。是来这里插队的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五班36名同学中最早离开的一个。离开那天，差不多全体同学到青堆子火车站送我。一辆破牛车上装着我简单的行李，大家跟在车后慢慢地走着，说着道别的话，心里都酸酸的。从此，我离别了同学们，只身一人回到了我山东诸城的老家，因为听说那里对知识青年照顾得好，将来安排工作也容易。
回到山东老家，还是一样的下地劳动，对这里的环境也逐渐适应了。但对远方同学们的想念却越来越强烈。经常一个人静静地沉思。同时，对那个生活不到两年的辽西小村的思念也与日俱增。每次回东北，当火车经过青堆子火车站，我都站在车窗前专注地向外远望；即便是深夜，也会提前准备，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在漆黑的田野里快速地搜寻着往日的树林、河流和高压线塔。
黑鱼沟村位于北镇县的最东端，东面隔黑鱼沟与盘锦垦区相望。全村四十多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生产条件较差。

在村里安顿下不到十天，我们迎来了下乡后的第一个秋收季节。这里的秋收主要是收割高粱。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潜入一望无际的红高粱的海洋，很快全身衣服就被露水打湿。收庄稼是个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起初队里劳动力每人把八垄，生产组长安排我们把四垄，还是不跟趟。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层层血泡，左手也被高粱秸和高粱叶划得伤痕累累。大家咬着牙坚持，没有谁叫苦叫累。逐渐地，我们掌握了收割的窍门儿，速度和质量都提高了不少，最后多数同学都能和社员们一样干活了。一季秋收过后，同学们身上再也看不到城里学生那种矜持和娇气。
我们下乡后，最初是安排在老乡家里住。我、丁文超、苏长凡、佟小群四个人安排在赵九荣大爷家的西屋。赵大爷一家对我们特别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1968年10月的一天，我跟车到赵家屯去送棉花，棉花很多，我坐在高高的棉花包上，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随着牛车的摇晃打着瞌睡。在下一个陡坡时，牛车失去了平衡，翻了个底朝天，我被整个压在了车与棉花包底下。当赶车的和路人把我救出来以后，我的左腿已经站不起来，膝盖钻心地疼痛。回到住处以后，膝盖已经肿得老高。赵大娘把盛在大碗里的白酒点着火，用手蘸着往我的膝盖上抹。火苗在她的手上蹿动，她伏着身子，紧皱着眉头，一边安慰我，一边快速地按摩。这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体验到的，分明是一种母爱。她一连给我按摩了三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各十分钟左右。她还把家里稍好点的饭菜端给我吃。几天后，我拄着棍子能行走了，大娘还要每天检查一次，嘱咐我别累着。赵大娘对我的恩情，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2000年8月，我在回东北时，特地从赵家屯站下火车，来到黑鱼沟，打算去看望大娘一家时，村里人告诉我：大娘大爷早已去世，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我站在当年大娘家的门外，心里难过了好久。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新党章的高潮。到处弥漫着准备打仗的紧张气氛。入冬以后，地里的活干完了，知识青年们也宽松了起来。有一天大队长振龙把我叫到大队部，严肃地对我说：为了认真贯彻“九大”革命路线，从中央到农村，要大张旗鼓地开展阶级教育运动。公社党委已经开了大会，要求各个大队都要组织力量写村史、家史，开展忆苦思甜，提高社员的阶级觉悟。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你是知识青年里文学水平最高的，决定把写村史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从今天起，你就脱产专门写村史。接着，振龙给我提供了几个典型家庭，让我先搞调查，掌握材料。
第二天，我首先来到了一队贫农赵海廷家。赵海廷年龄四十四岁，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孩子。由于孩子多，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宽裕。赵海廷给我讲了他家在旧社会的遭遇：他的父亲从十四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扛活，一直扛了二十多年。有一年，父亲得了病，眼睛瞎了一只，扛活就没人要了。从此领着十三岁的赵海廷到处要饭。有一天，地主诬赖他父亲偷了地主地里的庄稼，用扎枪把他父亲腿肚子都打开了花。一年后，父亲便含冤死去。父亲死后，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外村地主家扛活。繁重的劳动，挨打受骂，还吃不饱。不到半年，就得病死了。哥哥死后，家里的生活更没有着落。在十冬腊月的风雪中，海廷的小妹妹又连饿加冻死去了。这样，海廷一家在短短一百零二天死了三口。讲到这里，不仅赵海廷呜呜地哭，他的孩子和母亲也都哭出了声。我受到了感染，眼泪也不住地流下来。此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对赵海廷家旧社会的遭遇感到同情难过；另一方面，看到他家也是家徒四壁，孩子和老人衣着单薄地蜷缩在炕上的现状，胸中涌起的怜悯之情。晚上，我把白天的见闻和感想说给同屋的同学听，大家都唏嘘良久。此后，我又逐户走访了贫农李长生、赵臣、王子丰、孙庭文等二十多个家庭。他们每一家都有一本苦难史、血泪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走访，我不但得到了写村史的详细资料，更重要的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状。
那些日子，我边调查边写草稿，思想高度集中。有时夜里睡不着，有了什么想法，就起来趴在箱子上写。经过十多个日夜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村史初稿。在一个下雪的下午，振龙让我在大队党支部会上念一念。叫干部们提提意见。我在会上饱含感情地念了一遍，大家听了以后，齐声说好。振龙非常高兴，表扬我为四海大队做了巨大的贡献。还说我的思想觉悟高，写作水平高等。并决定让我从第二天晚上开始轮流到三个生产队去宣讲，对社员进行阶级教育。
第二天晚饭后，我先来到第二生产队的队部，这里已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贴着不忘阶级斗争的标语口号。会议开始，二队队长赵海元先领着学习毛主席语录，提出要求。我在念村史的时候，会场鸦雀无声，我念得也很投入。但不时被口号声打断，把我吓一大跳。当晚，因时间关系，我只念了村史的一半，第二天晚上全部念完。
隔了两天以后，我又到第一生产队，用了两个晚上把村史念了一遍。但不知什么原因，第三生产队一直没有安排去。在宣讲村史的同时，我还把村史刻版油印成二十多本。除了上交给公社几本，各生产队、知青点、小学校等都分到了两本。

这次历时二十多天的经历，是我来到四海大队以后思想上受到教育最深刻的一次。从接触的农民身上，我学习了他们很多优点。更深层地了解了农村和农民。这个收获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完成这项工作，给我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在社员群众中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有一天，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顾俊杰把我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悄悄说：“顾百勤让我给你说个事儿。他看你能干活儿，会写，会说，将来不用干农业也能挣出碗饭来。想把他女儿嫁给你。”这席话让我大吃一惊，赶忙拒绝：“不行不行，我将来可能不会在这个村子呆一辈子。”好歹把这门亲事给辞了。

龙行天下

四海大队近两年，
房东如母暖心田，
村史起草受教育，
推掉村民结亲缘。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14 08:24
四海大队近两年，
房东如母暖心田，
村史起草受教育，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0

我这一辈子（一）

王洪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五班学生。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回抚顺后，先在市图书馆工作，后调到市计委《抚顺经济》编辑部工作。

往事钩沉，凝思构想，先填一首《念奴娇•浑河》作为开篇：
浑河西流曲回折，煤城百年风雪。回首他年泪热时，校园学子求识。读书认真，博览不倦，涌动青春血。报国心诚勤勉，圆台清汤少。“文革”雷炸，大学梦没。动乱间，北镇黑沟锄落。请罪批斗，多刑全向我。阴损到家，此生逆境，怎奈河浑砂多！
悲苦少年
我从小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从打记事儿起没见过我的那个妈。按理说我是老大，却把我四岁时送到爷爷奶奶的小山沟里。这是位于抚顺县的一个小村庄。山峦起伏，流水潺潺，绿树成荫，蛙声一片。无论是朝霞旭日，或是夕阳炊烟；不管是玩在打谷场，或是斗蛐蛐、抓蝈蝈，童话般的日日夜夜。在那里度过了幸福快乐的金色童年。读书朗朗，吃饭香香。直到小学二年级才返回到市里。转学到市中心小学，即现在的实验小学，苦难便随之而来。父亲伪满国高毕业，在文化宫（后叫图书馆）做事；母亲学的是牙科医生，她从一见面就歧视、刁难、虐待我。恐惧、害怕，偷偷地流泪。真不知道学生时代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分灶吃饭，没进里屋、上过桌。在外屋过道上住。单薄的被褥，天冷时只好到厨房、厕所，靠着暖气包。我记忆里就没有穿过新衣服，全是捡父亲穿下的大衣服。连小学毕业照的衣服都打着补丁。总是挨打受骂，还吃不饱。好歹上了高中住宿，每月九块钱的伙食费，还得到图书馆父亲那去要。到了礼拜天，时常在宿舍同家在外地的同学一起过。到浑河边洗澡，捉小鱼，拔老乡菜地的蔬菜，用土制电炉整点菜汤。那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好好读书，长大求前途，过上好日子，不再受气。
初涉“文革”
时光荏苒，到了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历经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在北京，我几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到“新北大”观看了“七人大字报”，且见到了摇着大扇子的聂元梓；清华园里聆听了文质彬彬、穿着白上衣、带镜子的蒯大富的演讲。他是红卫兵三司的总司令。那天晚上，我很兴奋，和老付在清华的一间教室里盖着草垫子过了一宿。之后，又兴起“走红军长征之路”的热潮。若不是手里没钱，我险些参加。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打破了我的大学梦。大串联还没有结束，我又踏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因为爷爷是小地主成分，父亲划为走资派，加之北京谭氏“血统论”嚣张盛极，“文革”气氛弥漫全国。想到未来，前途渺茫。加之电影《军垦战歌》震撼心灵。很多家里有问题的同学相约赴疆，当一名军垦战士，把青春献给西部边疆，以求得解脱超生。我从家中拿出十三元钱，又炒了一小袋苞米面炒面，一个茶缸。背一个书包，千里迢迢，周折十来天，来到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在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化工厂落了户。时年才十七岁。
在兵团安顿后不久，正准备在大西北过一辈子，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这些人回原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办法，只好穿着一身绿棉衣，回到了抚顺，回到了学校。
作为一名学子，在经过一阵狂热之后，我进入冷静思索，担忧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心里经常感到郁闷。有一天，我们坐在寝室聊天，与田、付两位同学在感奋之余，动手刻印了一份《空虚报》，内容多是对时局表达不满。印出后，分发到各教室。过后害了怕：如若被拿做反动实据，大祸则要临头。
干在西部
抚顺一高中大多数学生都在校住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在学校内开展运动。后来效仿北京，停课、上街，到工厂矿山。起先，我在宿舍里没动。后来，多位同学对我宣传、鼓动。那些穷苦百姓、工人成为我支持的对象。我加入了“井冈山兵团”，负责宣传和编《井冈山报》的工作。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刻钢板，印宣传材料，写标语，并来往于北京、抚顺之间。形势紧急时，我们在北京呼吁、宣传。幸亏我手中有点钱，才不至于被饿死。那时卖《井冈山报》、喝馄饨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革”进入派性武斗时期，我从传单上看到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有关“文攻武卫”的讲话，决心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一天，我看了一份红工联总部提供的黄楼支左负责人王力在抚联的讲话，怒从心头起，文思泉涌，像写作文一样，按着“九评”的气度和口吻，挥笔一气呵成，写了批判军分区支左的一篇文章《抚顺军分区在支左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没想到很快，全市各大广播站成天播放。红工联总司令、西露天矿选煤段出身的武振良在大会上说:“王洪的水平是最高的。”然而，就是这篇文章，害了我后半生。局势稍微安定，军分区就点名批斗我，定的罪名为“反军武斗急先锋”，参加各级学习班，拉着我到各个会场批斗，逼我写检举揭发红工联头头的罪行。其实我只是个参加运动的学生，对头头们的事什么也不知道。
魂断四海
1968年9月，我随二年五班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人还没到，材料早已过去了。下乡不久，大队便召开了批斗我的大会。我被按跪在板凳上，贫下中农的大镐把抡向我，身穿的一件棉袄上面血迹斑斑。我不服：这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落后的习俗、愚昧无知的低贱所为能给我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些什么呢？！
大队教育不了我。一辆独轮车，几捆高粱秸，一小袋高粱米，一把咸盐把我送到了公社“群专”。地点在公社院后厢房里，和当地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押在一起，每天照例的请罪：“我有罪，罪该万死。”向左转“坦白从宽”，向右转“抗拒从严”。长时间的关押，终日吃不饱。没有菜，吃饭只是就几粒咸盐。造成营养不良。偶尔有同监的人剩下些残汤剩饭，便抢来充饥。我曾在放风时越墙逃跑。对面就是火车站。眼看就要抓到火车门了，又被人抓回，一顿毒打，用三角带横抡，奄奄一息。
放回大队后，我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整天昏昏沉沉。单独住在青年点伙房里。有一天，我想回抚顺，在火车站上车时，南辕北辙，坐错了车，到了锦州。在那里身无分文，又得了重感冒，几天没吃饭，发着高烧。躺在锦州火车站角落的地上，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四海大队下放户高木匠到锦州买刨刃子，偶尔发现了我，把我带回大队。否则，恐怕早已客死他乡。
那段日子里，我的思想极度痛苦。想到干脆自杀，一了百了。一个中午，我走进了村里一个没人深的水塘。就在水已淹到胸膛的时候，同学丁宝志发现了我，跳下水塘，死命把我拖上了岸。
怕我死在四海屯，大队派同学丁文超等几个人送我回抚顺。随之送到抚顺精神病院。这是活人的监狱，日夜和些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再正常的人也得发疯！虽然免去高压批斗之苦，却给我后半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在精神病院，我忘不了李春华和刘金石夫妇，这两位大夫对我又同情又关心。经常从家里带给我吃的。每到开支，就领我到饭馆改善一下。我帮医院出黑板报，干零活。后来到医院农场潘家店收苞米。在这里，主治医生同我谈话说：“你不住精神病院，就要同郭大可等一样住监狱。”我暂且拿医院当做食宿之地，体验人生，品味炎凉。父亲在“五七”干校挨整，母亲与之分开后到宽甸子医疗队，老二下乡在黑山，老三随父亲在干校。房子被他人强占，有这么个管吃住的地方，苟且偷生罢了。
林彪事件之后不久，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重返市图书馆工作，我出院到了台沟一队，永远离开北镇四海小黑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父亲即将提拔重用之际，他率队到元帅林农场，不幸溺水身亡。时值1973年7月31日下午三时许，后给定为因公死亡。我回城参加工作，在二轻局轻工轧材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