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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在当年房东(那位民兵排长)、当年的生产队长和公社杨社长家里,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几个晚上。和生产队里的其他社员畅所欲言地聊着天。他们中间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了,他们的子女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去了。这些人在家里守护着孙儿孙女们,享受着天伦之乐。 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感慨万千。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那位当年的民兵排长,头发已经斑白了。它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那年子,你离开生产队以后,你的那把锄头,就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艰苦嘛,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后来你就离开我们这里儿了。那帮自贡知青,可就没有你那么幸运。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啊,就说当年你留下的那把铁锄头,五斤重的。你走的时候,我给你称过。剩下了四斤半。自贡知青接着用。拿把锄头被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得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们大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八的年底、七九年年初,才抽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能按月拿工资吃商品粮了嘛。”
现在生产队里的人口与我当年在生产队的时候相比较,整整增加了三倍。这儿有很多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了。根据国家建设和封山育林的需要,原来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和住房全部由国家统一调配在山下的河沟对面。每家每户都在住上了国家统一分配的二层楼的小楼房,每家每户的建筑面积完全相同,外表样式完全一致的小楼房,全部都是176平方米。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包括闭路电视),都用上了自来水,大部分都使用了液化天燃气,只有少数的人家还在用柴灶做饭烧水(这当然与生活习惯和经济实力有关)。
当然也有很多的熟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中包括当年在生产队里的副队长、喂牛的五保户狗娃子祖孙俩,当年有特务嫌疑后来平反的王福坤,教给我拌谷种和点谷子的那位老人家。还有经常为我夜间举着马灯照路的肖大爷等等。这些令我感到非常后悔,我回来得太晚了。永远不能再看到他们,这的确是我终身的遗憾。
经过广泛地接触,和乡亲们聊天,了解到有一户老社员,他曾经在我第一次耕田的时候帮助我给牛套犁扣,教我如何使唤牛的那个老社员,他当时家里的小猪得病死了,因为家里非常困难,分给他的新房子就连内墙上保护红砖墙面的水泥砂浆面层上没有做任何刷白处理,就直接搬进去住了,他舍不得用自来水,仍然坚持每天从几十米外远处的井里挑水来做饭洗衣服,舍不得用煤和天然气作燃料来烧水做饭,锅灶里仍然烧着干谷草和街面上拾捡来的干树枝和枯树叶,为了抚养他们的孙子,他们经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实在没有钱再去买小猪来喂。
看到这里我很难过,马上掏出两百元钱给他,要他自己抽时间到街上去买两只小猪来喂,那二位老人不停地对我说着那些非常感谢的话语。我匆忙打断了他们的话,不忍心让他们继续说下去,但是我的心情也很不好受。我回城工作三十多年,工作忙也就一直没有回来看看乡亲们,心里经常感觉到非常有愧于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但我的确在内心深处是经常想念他们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第二故乡的每一个乡亲。
当年的队长家里,在这几年喂养了两百多只鸭子,白天就赶到在门前不远的冬水田里放养。我漫步在贯穿生产队冬水田的混泥土路面的公路上,远远望过去,可以看到,一片片白茫茫的鸭群在冬水水田的面上飞奔嘻戏着,在水面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雪白色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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