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中“红学会”是抚顺一高中部分同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抚顺市学校中当时仅次于二高中“红旗”的名声。我曾参与该组织创立工作和领导了大部分“红学会”的活动。当时,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曾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付出过极大的心血。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里,我曾为自己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也有在遭受挫折失去斗争方向时内心那种迷茫困惑的复杂心境。但更多的是由两派恶斗和武斗引起我对这场运动的极大失望和无奈。 创立红学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进入冬季，一高中仍有不少在外串联和徒步长征的学生没回来。就是回抚的学生也经常不到校，校园内依然冷冷清清。一高中座落在抚顺河北东郊，离市区很远。我们连坐车带走一段需要四十多分钟才能到校，如果步行得一个小时。学校四周是稻田，只有教学楼和宿舍孤零零矗立在那，十分显眼而且有些冷清。 第二次串联回来后，我和王利先到一高中学生宿舍看看，那里己是混乱不堪，无人住的寝室里个个象街头被人翻过多次的垃圾箱。我留在宿舍里的用品，大多己丢失。我们又到了教学楼，除了门前新贴着几张改名的声明外（有一段兴起改名风，全改成“李卫红、张淑红、戴代红”什么的），从一楼到四楼，还是运动初期写的那些破损飘零的老大字报。偶见两三个同学也是匆匆过客。 不过，也有些变化，就是在教学楼的一些办公室的门上，倒新贴了不少各色造反派组织的标志，什么“风雷激”、“全无敌”、“延安兵团”、“造反团”等等，可大都锁着门，空无一人。有的落着班级的款，有的落着几个人的名，有的啥也没写，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什么派别观点。可前面都缀上了“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标签。我们班田文昌、赵文杰等也成立了一个小组织。我心想，看来是群雄崛起了。但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没有引起我更多的注意。因为我那时己经是抚顺“煤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骨干成员，自诩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对那些杂七杂八的小组织不屑一顾。我们从一楼一直走到四楼，四处查看，没发现我们心目中革命造反派组织，心中很是失望。 当我和王利从四楼转身要下楼时，无意中看见通向五楼（五楼只有一个大会议室和两个小办公室）楼梯缓步上竖立一块小黑板，上贴白纸，用墨笔写着“毛泽东思想学会”几个大字，下面小字是“马、李、潘当权派不得进入”。这一告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上了五楼，见一间办公室上了锁的门上贴着“毛泽东思想学会”，落名为赵青、董群，十月二十几号。我虽不太认识他们，但在心里一直视他们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大哥，且大有仰慕之心。于是我用钢笔在上面写道：后天上午我们来，共商大事。落款是“煤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王国恩。 过了两天，在学校我见到了赵青、董群，还有十几个同学。一阵寒喧和互相介绍，我才认识他们二人。赵青，三年四班学生，个子不高，蓬松的黑发下一张消瘦的青黑脸，戴一副黑框近视镜，下巴上有点稀稀拉拉胡子，显得老成了一点与学生年龄不相称。他其貌不扬，不善言谈，但表情严肃，十分沉稳。给我第一印象是有胆识谋略，带点绍兴师爷的味道。董群个子稍高一点，小白脸，戴浅框眼镜，说话随便，喜喜哈哈，倒象个花花公子。另外还有一年四班郭忠庆、王绍福、李福东，一年一班高永芳等人。这些人大多是班、团干部，有一定工作能力和号召影响力。 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有点志同道合，赵青就说，大家回去再发动一下各班的造反派。过几天我们一起研究创立“学会”的事。又过了几天，在赵青的召集和主持下，我和董群、郭忠庆等三十多名学生一起开会，主要讨论了两件事，一是红卫兵组织的名称；二是对外宣言（也就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赵青说，“毛泽东思想学会”源于毛主席年轻时成立的“新民学会”，意喻革命造反派新生力量。大家虽感名字不响亮，不那么合人意，但互不熟悉，又碍于赵青的面，谁也不好说反对意见。但我听来听去觉得这个名字太迂腐，既不响亮又叫不上口，但还不能起新的。可怎么办呢？仗着我有个煤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衔，我就大胆建议加一个红字，变成“毛泽东思想红学会”，多少染上了一层革命造反派的气色，叫起来也变得顺了口。大家一致赞同，赵青一看也挑不出毛病，只得随和同意。我随后提出红学会应立即参加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总部”，得到大家一致同意。而后让我和王利去市里红卫兵三总部办加入手续。 接着是讨论红学会创立宣言，除了那些革命口号外，对学校当权派的提法，必须清楚明确，符合政策，才能增强影响力，以迅速扩大组织。赵青、董群早在大字报中就把学校当权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按照党中央文件“十六条”中四类当权派的划分，全划到四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义分子中了。三类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当权派。所以，赵青在发言中就说学校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划到四类，给定了性。他这么讲，别人都不吱声，应该是有所不同看法。我看别人都不发言，就大胆讲了我的看法，一是从客观实际上和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我认为学校三个当权派还都属于三类，顶多书记马枫是四类。二是从考虑争取更多的学生支持红学会观点的角度出发，提出对马、李、潘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潘是二类半，李是三类，还要看以后运动发展和本人认识的情况再定。在当时越“左”越革命的形势下，要客观地分析问题和说实话是很困难的，尽管不少在场的同学心里同意我的观点，但嘴上却不说。我讲完后，赵青以绝对造反派的口吻否定说，这个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早就定了，他们是一丘之貉，都是四类，必须坚决打倒，斗倒斗臭。最后大家同意他的观点并由他起草公布了红学会创立宣言。 红学会正式成立后，由于有赵青和二年五班、一年四班等学校造反派的影响，有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总部的牌子，红学会迅速吸引了一批学生加入，在短短的几天就发展到六、七十人，成为全校最大的红卫兵组织。但由于赵青的极左的观点，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支持。为以后两大派的形成和对峙留下了隐患。 红学会组织迅速扩大，就需要推选领导人。赵青虽然已是红学会的实际领导人，但还要走一个过程。他就把红学会二十多名骨干集中到一起，推选领导人。大家决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五-六名红卫兵头头。结果，赵青、董群、我和郭忠庆、王绍福、高永芳当选，其中我和赵青是全票。赵青是自然的一把手，但后来他全靠吃写第一张造反大字报的造反派老本，专注参与市里夺权，从未管过在校红学会的事，也未对其他五人进行分工明确责任，放任自流谁能干啥就干啥。 由于我的关系，红学会不仅很快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赵青还很自然的和总部的头头一块参与市里造反派串联夺权成立“抚联”等活动，王利也在总部开展工作。 从此，赵青就以市里活动为主，很少回来开个会研究工作，就是市里有什么活动需要我们红学会参加他就通知我们。我们其他五个头头在校做红学会日常工作。赵青常不在校，有什么事大都是我牵头和郭忠庆研究，郭忠庆那个班手下人强马壮，但他光动嘴不动手。我由于平时就喜欢张罗和干具体事，所以一开始成立红学会组织，印袖标，做大旗，刻公章，找办公室，确定各班组织负责人、搞登记表扩大人员和在学校找黑材料、搞大批判等，都是我出头和协调组织落实，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董群东一趟西一趟游游逛逛，老不干具体事。倒是王绍福和高永芳实在，你安排啥就干啥挺任劳任怨的。时间一长，在红学会的骨干眼里，除了赵青，我好象就是另一个当家人了。 在红学会成立不久，以学校学生会、团委干部刘伯行、秦世家为首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我们称之为保皇派，后发展成为一高中“井岗山”兵团。红学会加入了抚联，井冈山加入了红工联，一高中学生组织形成了两个对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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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1 12: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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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2 08: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