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三 1924—1947, 原名于泽西。山东牟平县初家镇前七夼村人,今属烟台市莱山区。爱国主义青年,出身于书香门第。1944年10月去贵州,考入流亡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受浙大“求是”学风熏陶和革命思想启迪,毅然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6年秋,加入浙江大学秘密进步团体“新潮社”,后担任该社浙大农学院分社社长。并随浙大迁回杭州,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代表,领导过全校学生抗议美军侮辱北大女生的抗暴斗争。1947年10月2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23岁。原书插图)
湄潭朗月照钱塘 (3)
钱塘春潮
二十年后的1961年底,竺可桢在他所写的一份《思想自传》中,曾经留下过这样的一段回忆:“费巩任训导长后处处掩护前进同学,为‘三青团’学生所不喜,教育部以其非国民党党员,示意要更换,使费巩不安于其位。”竺的这段文字表明,费出任浙大训导长,在当年是一个冒险。
事实上费巩的训导长生涯极其短暂,在任仅仅只有五个月。
竺可桢瞩意费巩出长训导,从一开始就是担风险的,费最初之不愿就任也是鉴于这一考虑。竺的坚持,在于1936年他应允长校浙大时,曾提过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用人自主。代表当局答复的陈布雷虽表示同意,却留了条尾巴,即“训导长需由党部之人出任”。竺要选择费,不可能不忌讳这条尾巴,但作为校长的从长计议,他还是决定破此“规矩”。在给费巩的聘书中,没有注明任期,这是多少有些微妙的,一则表明竺希望他长期为之,二则,也是对教育部是否干预保持警惕。知人善任的竺可桢要给费留下进退自如的余地。
事实上在任职一个多月之后,费的训导长身份还是未被官方认可。九月二十五日,他看到了教育部的训令,对浙大呈报费巩为主任导师,准予备案,但不提其训导长一职,仍催促学校送报训导长的姓名、履历,等于否决了竺可桢对费的聘任,并且还别有用心地加注了一条文字,说是要“依训导人员资格聘荐”,这个所谓的资格,当然就是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若在一般之人,也许当时就请辞了,但费巩不然。竺可桢之前竭力延聘其出任的用意,他心里是清楚的,那些类似警察侦探的党棍训导长,最是令学生们痛恨,以为藏污纳垢的训导室是阴暗之地,散发腐败之气,称其为“厕所”,竺要的是一个完全不同面貌的训导长,而他也有志于此,不能信誓旦旦地刚上台,稍遇干扰,就不攻自退,让学生们失望,既是有聘书的,他何惧之有?
但费巩终于还是辞职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费辞去训导长的时间是1941年元月。
三年后,一个叫于子三的山东学生考入浙江大学时,其时他就读的农学院还流亡在贵州湄潭,两年后随浙大本部迁回杭州。这期间的于子三始终都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湄潭参加过慰问抗日前线的战地服务团,随后又加入了进步学生团体“新潮社”,担任农学院分社长,在杭州时,他领导了浙大学生自治会“抗暴委员会”组织的罢课游行,反蒋抗美。
浙大的这次示威活动,不是杭州本地的独立举止,而是全国性抗暴运动在杭州的表现,它缘起于1946年底发生的“沈崇事件”,按过去的说法,也就是“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案。这个事件经过六十多年岁月的冲刷,从追寻、探究到解密,已经有了另一种说法,说它是中共在反蒋斗争中的一个策略。持这一观点者旁征博引,立足于青年学生的心理层面分析当年的抗暴运动。事件的背景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但是在浙大罢课游行中表现激进的于子三,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盯梢。1947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于被秘密逮捕。
事情的经过颇似一部黑白电影。
那个时期的浙江大学,不仅有进步学生团体,也有国民党军统、中统发展的特务组织,“浙大学运小组”就属中统。其中农学院一个姓李的,被分工负责监视于子三。十月二十日那天,李偷拆了从上海寄给于的一封信。
信是已经毕业的浙大校友陈建新和黄世民写来的,说他们二十五日下午乘沪杭特快来杭州,让于子三去接站。陈、黄在校时也是农学院的,也都参加过新潮社,所以来杭的目的,一是给新潮社某社友贺新婚,二是趁便商议新潮社办农场的事。这封信是否有其它秘密,尚无资料可查,但是中统浙江调查室主任俞嘉庸从李某手里拿到后,却认定这是共党骨干分子在杭州秘密聚会的信号,随即把信件又“完好无损”地“寄”还给了于子三。
于子三顺利地接到了陈、黄二人。一出火车站,两辆黄包车就揽上来了。于子三也没多想,上车说了声“清泰旅馆”,车就匆忙而去。接下来,一切都和计划中的一样,他们在清泰旅馆见到了新婚夫妇,贺了喜,吃了饭,聊了事,东拉西扯地竟就到了深夜,回校太晚了,于便随陈和黄出清泰街,去了延龄路(今延安路)上的大同旅馆投宿。同行的还有另一位校友郦伯瑾。
那天他们住的是52号房间,隔壁的53号房间也住了客人,至于是在之前还是之后住下的,他们谁也没有注意。时间本已晚,不便吵扰,稍事洗漱,四人就都睡下了。没过几个小时,到次日凌晨的两点来钟,房门被敲开了,冲进来一伙人说是查夜的,却把他们给抓走了。
据说在于子三去火车站接陈建新和黄世民的时候,网已经布下了。两个黄包车夫是特务,大同旅馆53号房的客人是特务,在清泰旅馆周边来来往往,看着他们进来又出去的,也是特务。浙大地下党组织发现于子三被跟踪后,曾警告他不宜在校外留宿,没想到稍一疏忽,坏结果就出来了。
是日,得知消息的浙大地下党一方面在《浙大周刊》上发布告示,动员进步师生起来声援,一方面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营救机构,选派谈判代表,尽快地与竺可桢校长取得了联系。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确认于子三等四人为警察二分局所捕后,竺可桢即刻四处奔走,先后与民政厅长、警察局长、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及省政府秘书长等人紧急联系,均无结果。与此同时,浙大学生自治会集会决议,要求派代表探视和慰问四同学,要求无条件解除拘押,二十四小时内必须移送法院,等等,以抗议书的形式递交省政府,也无结果。
如此过了两天,浙大学生忍无可忍了,二十八日夜再次集会。学生自治会发布声明说,倘若次日,也就是二十九日,当局仍未释放于子三等人,浙大学生将从三十日起,连续罢课三天。
(老照片·于子三烈士遗体、遗像。 原书插图)
(待续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