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共和国同龄人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顾英奇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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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以菩萨心肠对待刘少奇、邓小平
http://mzd.szhgh.com/xuexi/2016-12-20/126901.html

文革初期的乱（包括武斗）到底是谁搞起来的？从毛主席1967年2月1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个大概。
毛主席在信中说：“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顽石今天摘录《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的部分内容，请大家一起来分析。

从《年谱》1966年10月23日的记载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起了“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刘、邓实际上是初期文革的主要领导者，不如此，谈何“指导”？
尽管《毛泽东年谱》的编委在“路线错误”前加上了“所谓”一词，但刘、邓自己承认指导文革犯了路线错误毫无疑问。
文革初期就是文革最乱的一段时间，后来中央在邓小平主持下将文革定性为“动乱”、“浩劫”的主要依据应该也是这一段时间。到底是谁搞乱了文革？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
自己把文革搞乱，却将帽子扣到毛主席头上，实在是高明啊！！

再有，毛主席怎样对待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是往死里整，还是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毛主席对刘少奇、邓小平做了哪些苦口婆心的规劝？顽石节选的这几段也大抵能回答上述问题。
看完这几段，诸位也可以进一步想一想，后来的邓小平又是如何对待毛主席和他的家人的？
特别要补充一句，《毛泽东年谱》不是毛主席生前编纂的，它出版于2013年12月。
也就是说，《年谱》不可能美化毛主席。

以下是《毛泽东年谱》中的节选内容：
（1966年）9月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
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秋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
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
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
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坏人。
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
王明路线使我们党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了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
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
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10月22日  （毛泽东）阅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10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
……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结果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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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同龄人

这篇报道有事实有人物，时间地点都有确凿记载，真实可信！无声的所谓材料都是美国五毛党的拿手戏“编纂”。
他的真实目的处处显现出来。
王光美的话，在这里一句顶一万句，不夸张。

共和国同龄人

赔我一个王实味！他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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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我一个王实味”---封培定

在“革命圣地”延安身为特别研究员，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津贴四块半，比毛泽东只少半块，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穿和领袖一样服装的王实味，1948年被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头”的罪名杀害于撤退途中。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说要“赔我一个王实味”。
延安整风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不少，为什么一个王实味被杀会使领袖发这么大的脾气？
王实味，原名叔翰。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
在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1926年20岁的王实味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家庭经济困难，在北大上了两年学便辍学的他，在当时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翻译的作品，深得诗人徐志摩和评论家陈西滢等人的好评，作品被收入“新文艺丛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提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才27岁。
1937年，已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的王实味，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满怀激情和理想，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放弃已有的名利，投奔延安。
在延安，王实味用自己所长，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理论著作，是当时延安党内为数不多的年轻的知识分子，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
王实味把他的热情、才华带到延安，也把他的书生气带到延安。
如果王实味埋头翻译“马列”，或者实在忍不住了，搞点“顺风顺水”的文艺创作消遣消遣，那凭他1926年入党的资格，凭他当时身居特别研究员的地位，凭他在文学界、翻译界的水平和声望，在党内坐把稳当的交椅是不成问题的。
可他偏要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写那些针砭时弊，批评时政，锋芒毕露，不合时宜的杂文，引起延安轰动，造成不小的影响，惹得领袖和一些人很不高兴。
接受北大教育，深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王实味在文章中强调，政治家改造的是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的是人的灵魂。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作为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真诚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有人性色彩的。因此，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缺乏人性温暖，一味残酷斗争的阴暗面；批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批评斯大林粗暴、残忍，没有人性；直言不讳的公开反对包括自己在内享受特权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批判王实味的“红色沙皇”周扬，四十多年后也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了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可惜王实味听不见了；硬扣给王实味头上的三顶帽子几十年后陆续被摘，可惜王实味也看不到了。
王实味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1942年3月2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有些短文则贴在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在延安引起不小的轰动，看的人很多，像赶庙会一样。连领袖深夜都提着马灯到南门看《矢与的》壁报上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简直成了“革命圣地”的明星。三年过后，在“七大”会上，毛泽东对此还耿耿于怀：“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王实味被杀害十五年后的1962年，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层会议上还提到王实味。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王实味写信，找他谈话，指出文章的错误。
他对这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竟然置之不理，仍狂狷桀骜，不苟俗流，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坚持他的批判精神和人性观点。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在所难免。很快，一场批判的浪潮便铺天盖地向王实味涌来。
对他这个钦点的“托派”、“反党分子”，有雪苇等熟悉同事的揭发，有丁玲等文坛同行的批判，也有亲密朋友的落井下石。唯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的萧军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怒吼：“让他说话。”
王实味被杀害以后，对他的批判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直到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还在再批判特辑上刊载了王实味当年在延安发表的《野百合花》。
1942年被批判后仍口无遮栏、我行我素的王实味，1943年被捕，失去自由，在公共场合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这时，“国统区”有报纸报道，说王实味已被共产党处决。西安甚至为王实味召开了追悼会。
一次，中外记者访问延安。这正好是揭穿国民党谣言的机会。毛泽东说，让王实味出来，让他们见见。
于是，延安中央社会部按领袖的意图，精心策划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王实味面对中外记者说：“我是个托派，我犯了错误，应该枪毙。但是毛泽东不希望我死，让我工作。”

王实味的“死而复生”，让中外记者们惊诧不已。但还是有敏锐的记者，如新民晚报的赵超构等，看出王实味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不太自然，处境可能不佳。
但无论如何，王实味在延安没有死，就足以让国民党的宣传棋输一着。
中外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王实味被送回延安中央社会部的看守所。王实味躺在床上，紧握双拳，恨恨的说：“今天我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我不是托派，我不是特务！”
能让不情愿的王实味“为了党的利益”完成了一场成功的表演，足见“导演”功力之深。
在延安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毛泽东用王实味这枚“棋子”，将了国民党一军，将了蒋介石一军, 将得对方无话可说。
1948年，在撤退转移途中，押送王实味的人觉得这个“反党分子”影响和拖累转移，请示中央社会部“就地正法”。
上面同意后，在撤退到山西兴县时，就把年仅41岁的王实味杀害。
这时候，要是国民党再用处决王实味大做文章，再举行一次王实味的追悼会，将共产党一军，将毛泽东一军，共产党如何应对？毛泽东如何应对？在哪里去再找一个王实味？失去王实味这枚国共两党较量的重要“棋子”，使延安处于被动地位，难怪毛泽东要大发雷霆，多次说“赔我一个王实味” ！

作者不是寸光就是犬儒，毛爷爷众怒下留实味，对付的不仅是国民党！
“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毛爷爷态度很明确！
赔我一个王实味！他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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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1-25 22:23
是谁杀害了王实味？！_长工张清义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59d1e0102vt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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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头不是割韭菜，赔我一个王实味”

毛泽东大发雷霆，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王实味被捕后，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对王实味不要杀。
王实味在延安度过了四年的监禁生活。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诉...

无声

常看 发表于 2018-11-26 16:25
延安农民  骂毛泽东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3_12/27/32521984_0.shtm ...

楼上好象不是在纪念刘少奇吧？先是转来批刘的文章，现在转的也非纪念刘少奇的文章，大家都看出来了，主楼转帖就别有用心，这是对习近平纪念刘少奇的公开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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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农民  骂毛泽东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3_12/27/32521984_0.shtml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
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
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

方外山庄

可悲！政治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