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当工人

石建华

                            一次团支部扩大会议的激烈争论
      一九七三年冬天，一次正常的团支部换届改选，围绕着新一届团支部候选人名单的确定，以民主集中制为主题，在团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的起因应当是从七一年的冬天开始。当时车间党支部的副书记，也就是林副指导员，按照当时车间党支部委员会的内部分工，由他负责主管车间的青年教育工作，据他自己说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把车间原来的团支部书记改任为团支部副书记，由他自己亲自兼任车间的团支部书记，以体现车间党支部对青年工作的重视。把团支部的支部委员由三个增加到五个。
      他这样做，并没有经过车间党支部研究，也没有经过团支部大会讨论，便在车间大会上直接宣布。当时车间里二十多名团员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谁也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也就都默认了。
      事情到了七三年冬天，按照上级团委的要求，车间团支部新一届团支部的换届改选工作开始了。在团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一开始，我们车间的林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首先提出了一个新一届团支部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在这个名单里，把上一届团支部五个支委中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四个委员名单全部撤掉，另外提了四个人的名单。当林副指导员在这次会议上阐述完他的意见之后，就立刻要求大家马上进行举手表决。参加会议的人员将近二十个人，很荣幸，这其中也有我一个。
      开始大家谁都也不愿意说什么，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这个沉默不语的背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着什么，迫于人们当时大环境下的的某种政治压力，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发言，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所有到会的人都在等，等待发言着的最好时机。
      当时我坐在会议室的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一个团员正在和我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我记不得了。这时候，林副指导员突然点到了和我小声说话的那位团员的名字，要他马上表态。是否同意会议上刚刚提出的（包括林副指导员在内的）五个同志为新一届团支部委员候选人。
      那位团员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大声说道：“第一：你是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第二：你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你都可以说了算。是命令，我服从；是支部决定，我没意见，再说你都已经定都定了的事情，还要我们讨个啥论嘛？，只要你高兴，想怎么定都行，完事就在车间开大会宣布一下，我们听到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开会。何必这样既费马达又费电，还要瞎耽误功夫。”这句话在会场上顿时引起了人们一阵的窃窃私语，大家纷纷交头接耳起来，会议上出现了一阵开小会的嗡嗡声，这嗡嗡嗡的议论声越来越大，但一直没有人在会上正式发言。
      会场继续保持着无人正式发言的场面，可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很不正常了。就在这时候，林副指导员突然点到了我的名字：“石建华，你刚才不是还在下面说得那么起劲吗？现在要你发言，你怎么就不说了。你有啥子话，就请你还是在会上讲嘛。”
      我下意识地站起来，望了望到会的全体成员，向大家点了点头，开口说道：“各位同志们，说句老实话，在这个会上，我原来根本不打算发表任何意见，最初的原始想法和刚才那位发言者的意见完全一致。反正整个团支部都是你林副指导员的，想怎么办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这个团支部换届的事本身就没有那么复杂。也不用开什么扩大会，动员讨论选举等过程也都是多余的。既然每个团员在选举中都有被选举的权利。领导愿意怎么决定都行，我们服从就是了。但是刚才林副指导员在会上点了我的名字，既然要我发言，我就不妨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过我想先请问一下在座的领导，是要我说真话好呢，还是说假话好。要说假话呢，没意见，领导怎么决定，我们服从，不须再讨论了。要说真话呢，我不敢。我真还有那么点儿胆小怕事，因为没有胆量，害怕被扣帽子和打棍子。在这里我只想向各位领导提出一个请求。在今天这个会上，作为一个团员，能不能在共青团的会议上自由地发表意见，领导上能不能做到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发言者，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领导如果能答应这一点，我就发表个人意见，如果不行我就不发言了。”说完扭过头看了看林副指导员。又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我就坐了下来，团支部副书记大声地抢先回答说：“我认为可以，林副指导员，你的意见如何？”林副指导员看了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小声地表示着自己的主张：既然有团员要求在共青团的会议上要发表不同意见，就没有理由不让人家讲话，这也是人家应该有的权利。
      林副指导员似乎觉察到：在这个会场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今天的做法，公开表示出不满意。他更担心的是：他有可能控制不了今天的会场气氛。于是对我点了点头，开口说道：“你的要求我同意了，请你继续发言。还是说真话吧。”
      我又站起身来，尽量控制着激动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放慢了说话的语气：“我在这儿先声明一句，这可是你要我说真话的。共青团的一个组织原则，叫做民主集中制。每一个团员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说实在的，我认为：只要在我们车间团支部的全体成员里。凡是自己的同志，由谁来当选这个团支部委员，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但有些事情总得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让我们支部的全体团员弄个明白。上届团支部除了你林副指导员以外的其他四个支部委员，他们的工作到底出现什么重大的错误？为什么除了你林副指导员一个人以外，其他的四个支部委员在这次换届候选人名单中通通地消失了？说实话，我永远也不再想弄明白。本届团支部后来增加的那两个支部委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支部的全体团员统统都不知情。不知情就不知情，就让我们糊涂一回就糊涂一回吧，难得糊涂嘛。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现在又要把那四个支部委员全部赶下去，总得要有个原因嘛？他们到底是不是触犯了哪家的什么天条，或者是出了什么政治问题，团支部委员会面临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总得给支部的全体团员有个说法嘛。是不是需要让我们再糊涂一回呢？须要我们再糊涂一回也行，但总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你做为团支部的领导人，既然实在不愿意把这些情况在支部大会上说清楚，那何必还要我们这些人在这儿劳神费事地开个什么会吗？还真不如你在车间开大会直接宣布就行了。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永远也不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这难道在我们三连，革命工作就必须得这样做吗？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一辈子永远糊涂到底。何必还要我们来参加这个会呢？”林副指导员接过我的话说：“我想说明一下情况，这四个同志我打算另行安排他们的工作。”我立刻打断他的话头：“这是共青团的会议，按照团章的规定，团支部候选人的名单，应当由到会的全体共青团员民主选举产生。不应当由团支部书记直接任命。”
      林副指导员立刻打断了我的话：“肯定地说组织原则还是要讲民主集中制。大家可以提候选人，最后还是要领导定。选出来的不一定就当得到支部委员，没有选上的也不见得就不能当支部委员，有民主还得有集中嘛。”
      我立刻加重了语气，大声反驳道：“难道说这就是你的民主集中制？那就是说，我们全体团员推选出来的支部委员你都可以不承认，最后都还必须得依你的。我的理解对吗？”
      林副指导员依然微笑着回答：“你说得也太直白了。不过结果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共青团最终还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你就可以代表共产党吗？” 我迫不急待大声喊了出来
       这一下犹如喷发的火山，终于把大家积压在心里的火全都点着了。很多人纷纷挺身站起来抢先发言。他们对林副指导员的上述插话已经大为不满：“太不像话了！”在会上，大家都征对林副指导员主持车间共青团工作几年来，那一系列自以为是压制民主的做法，纷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提意见的同志们在发言中，有充满激情的，有善言相劝的，有充满讽刺挖苦的，发言的方式多种多样。
      会议从中午1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晚上7点，整整进行了六个小时。作为主持会议的林副指导员曾经三番五次地提出要散会，都遭到了大家的严词拒绝，很多人都提出要求：“共青团的会议就应当体现既有严肃认真，又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车间几年来的共青团组织生活，就从来就没有这样开过会，好不容易把会开到这个份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应当让大家讲，把话痛痛快快地讲明白。”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经过充分认真地讨论，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最终确定了新一届车间团支部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大家才兴高采烈意犹未尽地离开会场。
      这时我回头看了看林副指导员，他的脸上依然保持着以往那神秘的微笑，正在向大家点头示意。
      在我身后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席俏皮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他今天算是遇到起了，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来打算挺好的会今天居然会开成这个样子。虽然他现在的脸色还是保持着那样微笑，但我看起来他比哭还难看。”

石建华

                                     谁把刺刀弄坏了
      1974年年初，总公司要举行文艺汇演，各单位都要组织节目。我们厂里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天天排练节目。我当时也被抽调到宣传队。
      当时有一个节目叫群口词，是宣传批林批孔的。节目里需要六支步枪，但演出是不可能为演节目就动用真枪实弹，而且用真枪也太重，管理起来也挺麻烦，演出和排练拿着都感觉使用真枪也不太现实。有人提出了建议：“石头就是模型工，天天都在做木模，做几支木枪应该说是没问题的。”
      当时负责文艺宣传队的厂团委书记立马找到我说：“你马上回车间去做六支步枪，六把刺刀，做好以后刷上颜色。”我有些为难地说道：“我也没有步枪的样子，怕做得不像。”厂团委书记笑了：“你也太书呆子气了，演节目的时候又会有谁上台来检查你做的步枪像不像？只要人们能远远地看着有那么点儿像就行。”我自嘲地笑着说：“我就是太笨，脑袋就是转不过来弯来。”
      回到车间里，我找来一些废木料，锯成步枪大致的毛坯，再把木料刨光后用扁刀平铲等工具进行划线、抠出凹槽、转眼，挖洞，打磨修补，再修饰修饰一下，六支步枪的基本模样很快就做好了，在这木制的步枪身上分别涂上褐黄色和黑色的调和漆，再订上两三尺来长从设备包装箱上拆下来的废旧纺织带，大老远一看，还像是那么回事。
      枪是做好了，刺刀又怎么办呢？我在厂里的围墙边找来一些废竹片，宰成了一尺来长，一寸宽的竹胚子，用刀慢慢削，反复打磨。找油漆工师傅要了一点银白色的银粉漆刷在竹片上，再找电工师傅要一卷黑色绝缘布，把刷上银粉漆的竹片刺刀绑在步枪的枪管前下边，用黑色绝缘布绑好。一切弄好以后，背着做好的六支步枪回到厂宣传队的排练室。
      经过十多天的排练，节目终于公演了，由于这个对口词的节目被安排到后面，演出后台里的秩序不是一般化地乱，不知道是哪位弟兄感觉到站累了，一时找不到地方坐着休息，顺手抓过一支我做的木制步枪，放在一个箩筐上面，坐了一会儿他可能又有事离开了，这支木制步枪也没有及时归回原处。后台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也说不清到底是谁把这支箩筐上木制步枪上的竹刺刀碰松动了那么一点。这个情况谁也没有发觉。
      该上对口词的节目了，这时候，舞台前面响起了悠扬动听的女高音报幕员的声音：“下一个节目，对口词，由机修厂队演出。”我们那六个勇士端着木制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台，伴随着节目不断地进行，在他们强有力动作的舞动下，工夫不大一会儿，那支有问题的木制步枪开始现丑了。
      银白色的刺刀随着步枪不断改变运动方向而忽左忽右乱晃，在舞台的强烈灯光下特别显眼。引得舞台下上千名观众突然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哄笑。舞台上的六位演员弟兄一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个都楞在台上，不知道这个节目是该继续演下去，还是该马上下舞台，他们都傻楞楞地站在舞台上不知所措。我们的厂团委书记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在台下急得对着舞台上的演员们大声喊道：“别楞在那儿了，继续演出。”这帮人好容易从慌乱中，把情绪镇定下来，继续表演，当然以后的节目也就继续进行。
      在演出结束以后回厂的路上，厂团委书记把我好一顿好批评，我当时的确感到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不应该在我啊，于是便挺直身体拉开嗓门向厂团委书记大声地喊着冤枉，逗得大家把腰都笑弯了。

石建华

                                    一张大字报
      全国性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报纸、广播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很多工厂的大门内外又重新立起了大批判专栏。在我们厂部门口的大批判专栏除了从报纸上抄下来的两篇社论外，一点儿也看不到是在搞运动。车间里很多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被总公司和厂部机关的处科（室）抽调走了。车间里还在工人岗位的技术工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厂里已经呈现出有可能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局面。我和车间模型工段的几个共青团员看到这些，心里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忧国忧民的想法。
      那段时间，报上经常出现所谓反潮流的人物和事迹给我们一种启发。我们天天都在一起议论着这些事情，突然间竟然萌发了一种大胆的想法。六个共青团员凑在一起，在业余时间议论了几个晚上。结合厂里给我们车间的任务完成情况，车间里技术工人不断地被抽调出去搞其他与生产无关的工作，调离生产岗位的人愈来愈多，厂部机关越来越臃肿，已经出现人浮于事的情况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以后，写出了近两千多字的大字报。标题为：〈致厂领导的一张大字报〉
      文章大致有这么几条主要内容，请求厂领导正视厂里的严重形势，以批林批孔为动力迅速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生产的被动局面，要求迅速改革厂部机关科室的工作作风，要求机关各有关科室认真为基层服务，促进车间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最后表示我们愿意在厂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做好本职工作，争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大字报的最后落款为五冶机修厂三连模型工段部分共青团员。
      当我们在厂里中午休息的时候，凑在一起，用毛笔把大字报抄好，趁着午休时间，外面人少的时候，就把这份大字报贴在厂部旁边篮球场前端的大批判专栏上。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们的心情不但没有感觉到轻松，反倒增添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恐惧感。
也不知道厂里的那些领导们是怎么看待这张大字报的，我们给厂领导写大字报，万一把厂里的那些领导惹火了，把我们全抓起来通通打成反革命又该怎么办？
我们几个在厂部门口贴大字报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人看见吧？想到最后落款又写的是模型工段部分共青团员，心里又感觉到非常坦然，好像别人又查不出来。大字报写都写了，而且都已经贴到厂部门口了。再说我们写的又都是实际情况，丝毫没有上纲上线扣帽子，毕竟也没有著名，你们愿意查就查去吧。就算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是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算是真正地感觉到；什么是如坐针毯、惶惶不可终日，体验到度日如年的含义是什么了。
      我们就这样在心惊胆颤中渡过了一天又一天，在这非常难熬的这些天里，除了工段长向我们正常分配工作以外，包括厂里，甚至就连车间里领导和干部，谁也没有到模型工段里来找过我们，反倒是听别人说起厂部机关和总公司已经有不少的人都看过了，还有人在大批判专栏前给大字报拍了照片的。这一下我们几个共青团员的心里更发毛了，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光，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算完结。一旦看见外面有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到车间里来办事，我们的心里就特别紧张，总怕与自己有关，又有谁能知道他们是不是上级派来收拾我们的呢？
      又过了几天，我正在车间里上班，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工段长杨师傅接起电话，回答了两句话后，转身喊了一声：“小石头，厂党委刘书记，要你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一听到这句话，顷刻间，我感到就像中了一颗重磅炸弹，战战兢兢地小声回答一句“知道了。”
      在一起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共青团员，忽拉一下子把我围在中间，刹时间气氛顿时紧张得凝固起来。那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关键时刻已经到了，我们怎么办？”可也真是，这段时间，我们光顾得上担惊受怕了，从来没有在一起认真商量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有事儿来了，我也乱了章法，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在那个年月，厂党委书记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可我看到那几个人比我还紧张，也只能故作镇定大着胆子安慰道：“镇定，先生们，镇定，女士们，大家要镇定、不要慌，不要乱。伙计们，遇事要沉着点，大家都听我说几句；既然是厂党委的刘书记先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这就说明你们的目标还没有暴露。那就由我先去探探风头。不要紧张，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怕也没有用，脑袋掉了也不就是碗口大的疤吗？大家尽管放心，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不管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以后再做商量。如果说，一旦我今天回不来，那问题就严重了，你们各位就好自为之吧。我这就走了。各位同志们，再见。”话语未落，就和几个伙伴一一握手告别，扭转身体，摆开一副壮士一去不复回的架式，向着厂部机关大踏步地走去。   
      到了厂党委书记的办公室，站在门口喊了声：“报告”里面有人应声答道：“进来。”我胆颤心惊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看见办公室里除了党委刘书记以外，还有厂团委书记，总公司的团委书记，以及厂政工科的负责人。刘书记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微笑着对我说：“你小子自己干的好事自己知道吗？”
      这时候我内心深处早已乱了方寸，但在表面上依然故作镇静，假装很坦然地微笑着平静地回答：“知道知道，我很清楚，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已经到这间办公室来了，就没有打算回去，任凭你们怎样处置都行。我毫无怨言。”谁知道我的话刚一落音，除了我之外，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笑了，他们几位这一笑，把我笑得心里更加没底了。
总公司的团委书记这时候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拧开那支握在手里的钢笔帽，微笑着语气和善地对我点了点头，“写那张大字报的动机和想法，你能不能详细地说一说？”
他的问话倒是非常轻言细语，而我却感觉到是五雷轰顶，在从车间工段到厂部机关的这一路上，我在头脑中刚刚才设置好的一道思想防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只感觉到我的身体在万丈深渊里不停地一直往下落，就是老落不到底，为了力求在思想防线上能找到一个借以平衡的支撑点，此时此刻的我，已经无法顾及到那么多了。
      于是我把心一横，在办公室中间挺直了身体激动地大声地回答：“不错，我不否认，那张大字报的确就是我写的，我既然敢把它写出来，贴在厂部的大批判专栏上，这就说明，我已经考虑到后果了。领导上要怎么处理我就都行，随你们的便，开除、逮捕、判刑、坐牢都无所谓。反正你们要处理就处理我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不过，我倒想说的是，既然要谈这件事，最好还是应该到隔壁的保卫科去谈，到那儿还更妥当一些，如果在隔壁谈这件事，我的心里多少还有点儿底。在这间办公室谈论这件事，我心里的确是没有一点儿底。说实话，现在我连一点儿感觉都找不着了。”
      这时候的刘书记笑得更厉害了，一支香烟从他手里的都滑落到地下，他用一只手捡着刚才笑掉在地下的那支香烟，一边笑着对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你们快别老逗他了，看都把这孩子都吓成啥样了，已经开始说胡话了。你们再逗他，他这浑小子中午恐怕连饭都吃不成了，你们也该说说你们的意见了。”
总公司的团委书记这时候收住了笑容，严肃地说：“大字报我们已经都看过了，基本印象感觉都还可以，既谈了你对当前运动和生产形势的担心，又中肯地向厂领导提出了应当改进的意见，美中不足的是有些话仿佛还没有说深说透，还有些问题应当上升到的理性高度还没有达到。就事论事多一些，建议你再修改修改就更好了。总公司团委准备在全公司范围内发出号召，要全公司的青年团员们都要向你学习。”
听到这里，长时间积压在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顿时烟消云散了，此刻的我就感到无比轻松和高兴，从嘴里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一句大实话，把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逗笑了：“别、别、别，要表扬也不应该只表扬我一个人，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写的。要表扬大家都得受表扬。”
      厂里的政工科长语气平缓地说：“我们早就知道不是你一个人写的。但是肯定有你。而且我们敢肯定地说：你就是主谋。这就是为什么要你今天到这间办公室来的原因。”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们怎么知道写这张大字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分人。”厂团委书记忍不住笑：“这还用得着问吗？第一，这张大字报的落款是三连模型工段部分共青团员，而不是写你的名字。根据我们对你的了解，如果是你写的，你肯定会在结尾落款上大大方方地直接写下你的名字，因为你历来是敢做敢为的人；第二，你刚才一进门，就已经不打自招地提出了要求，要处理就处理你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就更加映证了你为人处事的人品，同时也证实了写这张大字报的人绝非是你一个人之所为；第三，你的文章经常在厂里宣传栏上出现，大字报中的很多词语结构的方式都和你的文章用语风格太相似了。你肯定是执笔人。不过我们都很佩服你，直到现在你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参加写这张大字报的究竟有哪些人。”
总公司的团委书记这时候很风趣地插话说：“总公司团委准备在全公司范围内发出号召，要全公司的青年团员们向你们学习。你总得给我们一个实情啊。我们谅你也不会把别人的功劳都贪为己有吧？”这时候的厂党委刘书记对我笑着大声说道：“小石头，你还楞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点去把你那几个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都找到这儿来，我们要见见他们，表扬他们，行不行？”“这当然可以。有坏事我一个人兜着，有好事应当是大家的。”我高兴地回答道，转身一蹦高，跳着就跑出了厂党委书记办公室，一路小跑回到车间。
      车间里，和我一起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共青团员还在为我担心，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他们自己担心，谁能知道我会不会出卖他们呀。是啊，我去厂党委书记办公室，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消息，在当时的政治运动的大环境下，又有谁不为自己的命运担惊受怕呢？所以当我刚一跨进车间，他们立刻把我围上了：“情况怎么样？”我异常兴奋地回答：“没怎么样，如果真有啥事，我可就真的回不来了。”接着我把在厂党委书记办公室的所见所闻向大家简短地叙述了一番，最后说：“你们几个必须马上跟我一起去厂党委书记办公室。总公司团委、厂团委领导和刘书记要亲自接见你们，表扬你们，快去，马上就去。”
      当我们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这里的人更多了，车间里的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党支部全体委员、工会主席、团支部委员等都到了。总公司、厂团委书记、厂党委刘书记当着众人把我们几个人好一顿表扬，并做了很高的评价，号召全厂职工和共青团员们要向我们学习，发扬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无畏地反潮流革命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抓革命、促生产等等。
      我们三连的林副指导员从这时候起，每次总结工作，总把这件事作为他所领导下团支部和工会取得的成绩，成天挂在嘴边喋喋不休地到处反复宣传。走到哪儿就宣传到哪儿。我也不知道这点儿成绩，什么时候怎么都变成他的了。
      这种人也可以算作是人，当初我们写大字报贴出去好多天，他是看到了的，据他后来自己说的：他看了还绝不止一遍，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表态支持我们呢？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也不见他能主动跟我们说上一字半句表示鼓励的话呀。哪怕是和我们对面点个头，打个手势都算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了。

石建华

                            校外辅导员
      1974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三连的林副指导员打电话，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推门进去后，他让我坐下，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他是如何从内心支持我们写那张大字报的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请问林副指导员，你现在找我的目的除了夸奖我之外，还有什么事？”他思索了一下，说：“是这么回事，总公司团委来电话”刚说到这儿，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便拿起电话：“是我，我是老林，我正在和他谈这件事，他就站在我面前，我们正在谈。”说完便放好电话。“我们继续接着谈。”林副指导员加重了语气对我说“总公司团委安排你到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你是否愿意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如果你同意，就立刻和你们工段的杨师傅做汇报，把你在手的工作安排一下，明天到总公司团委报到，由他们带你去学校。”当时，我已经向车间党支部交了入党申请，据有人转告我说党支部正在考验我，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时候顶他，再说我也知道要我去担任校外辅导员，何况我也明白，这决不是他林副指导员一个人的意见，要是顶了他，不仅直接得罪了林副指导员，更得罪了总公司团委和厂里的领导。的确也不值得。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去担任校外辅导员。
      第二天，我到了总公司团委办公室，总公司团委书记接见了我，简单地交换了情况，就派人把我带到了与总公司街对面的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站在这所小学校的门口，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便迫不及待地对着与陪我一道来的总公司团委干事高兴地说：“这个学校我太熟悉了，一点儿也不陌生。”那位同志说：“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学校是我的母校，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读过书，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在这个学校度过的。”正说着话，我们来到了学校当时革命领导小组的办公室。陪我一道来的同志把我介绍给学校当时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我，我也上下打量着他。突然我们一齐紧紧了握住对方的手，异常兴奋地同时喊起来：“原来是你呀。”对方是当时教我的图画课和自然课的老师，当然老师也认得我，拉着我的手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说：“大家都来认识一下，这是我们学校新聘请的校外辅导员，曾经也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的学生。当年我还给他上过图画课和自然课。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之间我们的学生又来到学校当起校外辅导员了。”
      接着这位负责人和我进一步谈起工作安排，其实工作很简单，主要目的是学校为了不让学生们放暑假期间到处乱跑，怕孩子们暑假期间到处惹事，由我们这些学生家长的单位派人把各自单位的职工子弟管起来，组织他们开展一些有益的假期课外活动。让家长们能安心工作。
       又过了一天，按照学校的安排，我来到了学校，参加了学校召开的校外辅导员聘任大会。会场上，几百名学生坐满了整个操场。老师们都在各自所在班级的队列里。主席台前坐了一排人，基本上都是学校聘请来的校外辅导员，人很多，我只记得除了我们五冶总公司的三个共青团员以外，还有四川新华印刷厂、四川省地质局、林业厅、西南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其中还有几名解放军战士。
      大会开始了，伴随着强劲有力地红小兵队鼓声，嘹亮的红小兵号声在校园的上空回荡着，星星火炬那鲜红的红小兵队旗在灿烂地阳光照耀下迎风招展，一个红小兵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系在我的脖子上。我的目光扫视着主席台上和台下以及整个操场的全貌，我面对着曾经非常熟悉的校园、操场和一间间教室的门窗，鲜艳的红领巾已经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悠扬嘹亮歌声在学校的操场此起彼伏，把我的思路带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面对着几百双少年儿童满怀希望的目光，我突然感觉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在这个暑假的假期里，我和五冶总公司团委派遣的另外两个团员，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校外辅导员的一个小组，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五冶总公司在人民北路地区所有在校的小学生成立了暑假儿童活动站。组织两三百个孩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暑假活动。先后组织孩子们到四川省大邑县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到城北体育场游泳池游泳以增强孩子的身体健康，组织听老红军讲诉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事迹的报告，对广大的少年儿童进行必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先后发展了12名儿童加入少先队。定期抽查了一些贪玩儿的孩子的暑假作业完成情况。我们这个校外辅导员小组的工作得到了五冶总公司团委和人民北路小学领导的一致好评，同时在得到广大学生家长们的有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预定的基本任务。

石建华

                                      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
      1974年7月下旬，我们三连的林副指导员打电话，把我喊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又对我滔滔不绝地对我进行夸奖，说我工作如何如此地敢于负责任，坚持原则，如何具有大无畏地反潮流革命精神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找我来不是专门为表扬我的吧？有什么事你就下达命令吧，别让我再打哑谜、猜谜语了。”林副指导员微笑着对我说：“刚才接到厂部的通知，由二连和三连各抽调一名同志参加总公司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学习。厂党委决定让你参加。你的意见呢？是否愿意去？”
      当时我的确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人家提起了说是厂党委的决定，我想既然是厂党委决定要我去，我个人就是胆子再大，恐怕也不敢直接去硬顶厂党委呀，看来我也只能有服从的份儿了。所以我向林副指导员点了点头，表示服从领导决定，便回到车间，向工段长杨师傅汇报了，杨师傅听说是厂党委的决定，要我去参加总公司举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学习，也不再说什么，把我在手的图纸收了回去，交给其他人去完成。第二天我就到牛市口的五冶总公司批林批孔学习班报到了。
      当我赶到批林批孔学习班报到的时候，手续极其简单，连按常规登记的手续也免掉了，直接就安排到机关后勤小组学习。这个小组的组长竟然是我父亲多年的老熟人。
      他看到我来报到参加学习，先楞了一下，然后就笑了。用手指着我对所有在场的人风趣地说：“你们大家都看到啦，咱们这个学习班人员扩大了，不光有领导干部，有机关干部，还有工人阶级，现在把小孩子都派来了，真可谓人才辈出啊。”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居然还振振有词地自鸣得意道：“别看我年龄比你们都小，可革命是不分先后啊。”
      组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带到空无一人的会议室，悄悄地问：“是谁派你到这儿来参加学习班学习的？说实话。”
      我不解地反问道：“我是厂党委派来参加学习的。有什么问题吗？”
      组长又问：“你到这儿来参加这个学习班学习，你父亲知道吗？”
      我说：“我跟我爸爸说过了。”
      组长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周围小声地问：“那你父亲是什么意见？”
      我同样小声回答：“他的话说了很多，总的基本意见概括地说就是七个字：只带耳朵不张嘴。”
      组长点了点头，笑着说：“不愧是老家伙，高，高。实在是高。不过话又说回来，小石头，你也是真不该来呀，你可能是上当了，恐怕是被别人拉壮丁了。”
      我不解地问：“怎么会是这样？”
      组长仍然还是那样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四周，继续小声地说：“这个学习班的人员成份太复杂，很多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他们想通过这次学习班夺总公司的权，当然这次学习班里也有好人，而且好人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是不会让这些造反派的计划得逞的，正在进行斗争，但是这里的人际关系太复杂。造反派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也正因为他们的人员数量少，才要求总公司党委在这个学习班增加工人的数量，总公司党委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才勉强同意，在这个学习班里增加工人的数量，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你才被派到学习班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具有反潮流精神的年轻工人，来达到扩充他们阵营实力的目的。你可千万不要上当。我们知道你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五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最好你别介入。”
      组长的一席话当时的确把我给说楞了。是啊，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能在五冶要当什么官儿，更没有想到过要夺什么人的权。只想到当好工人，说得大一点，将来接好革命的班，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学习班，看来我真是不该来参加，那就干脆回厂吧。
      想到这儿，我就跟组长说：“我现在马上就回厂里，这个学习班我不参加了。”
      组长这时候严肃地说：“晚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在这儿已经报到了，包括总公司党委委员在内的学习班大多数成员都看见你来了，不参加也算参加了。你在这个时候一旦离开，有人会给你扣帽子，说你对抗总公司党委！那么大的帽子你犯不上戴，你也戴不起。跟谁斗也不能和总公司党委斗吧。不过，我倒认为，可以按你父亲给你说的基本办法，只带耳朵不张嘴。”
      我问组长：“那我具体的应该怎么做。”
      组长不愧就是组长，他马上就回答我：“既然你已经来了，来了就得用来了的办法，每天早上，你早点来，把开水打好，把办公室的地打扫了，桌子凳子都擦干净，然后上午在小组里呆上半个小时，以后你愿意上哪儿玩儿，随你便，看电影，逛马路，转公园，溜商场，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就是千万别回厂里，让别人看到不好。下午下班以前提前40分钟左右赶回来，在组里点个卯就行。但是如果要开大会，你就必须要参加。在会上如果需要表态，你千万不要抢先发言，尽可能的不发言，实在是必须每个人都要表态的时候，就按绝大多数的意见行事。听明白没有？”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说：“我记住了。”
      果然，在学习班长达20多天的学习，我就按照组长给我说的办法实施，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大家对我的评论都不错，都说这个孩子很好，又勤快，又听话，不讨人嫌，不论是哪方面的人都愿意和我打堆堆，都能说上一两句话，我严格按照我父亲跟我说的办法，只带耳朵不张嘴，效果总体不错。他们对我总的看法印象都挺好。
      造反派在这次学习班的预期目标没能实现。我也学到了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与人奋斗的一些处事经验。也结识了不少分管工程施工和管材料及财务专业方面的干部和机关处室及工程公司的领导，为我今后从事专业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石建华

                                            我的大弟弟下乡了
      1974年8月，成都市又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潮，我的大弟弟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他下乡的地点是四川省西昌地区冕宁县，距离成都市有一千多公里的大山区，光坐火车都得十多个小时。
      虽然当时国家对上山下乡有了新的政策，家里排行是老大的可以不下乡，但是他在家里排行毕竟不是老大，小弟弟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而且我这个当哥哥的又在成都市上班，天天上下班都经过总公司门口，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总公司的大院里，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谁也无法隐瞒。
      我的父亲在总公司机关领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登记表，我的大弟弟看到我在农村当知青，没有花费什么事，仿佛父母没有操多大的心，两年之内，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是个没有什么的本事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不是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渡吗？他的脑袋比我要灵的多，肯定能比我更早一些回来，也就毫不犹豫地填完了登记表，由父亲代他交到总公司的有关部门。
      我弟弟很快办完了下乡的手续，就等出发了。在这几天里，天天在家里心不在焉地，做什么事都显得那样无奈和懒心无肠。犹如度日如年，经常哼着一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我当知青时的一个凄凉小调。在家里面转来转去。我看到这些，心理也很不好受，此时此刻我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和我当初离开家当知青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也时不时地也劝慰他几句，可他立马就给我顶回来：“你当知青已经回都回来了，当然也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其实这时候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得进去的。我也就不再提起下乡的话题了。
      几天以后，我们的大院里来了好几辆大客车。来送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出发了，我们全家都到院子里等着送我弟弟上车，我把弟弟的行李装上车安顿好，下车找到大弟弟，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和他交代着什么，小弟弟拉着他二哥的手，舍不得离开。我和大弟弟拉了拉手告诉他，行李所放的位置。说了句：“抽空多来信，农闲时就回来吧。只要好好地在队上表现，总会有机会很快就回来的。”我弟弟点了点头就上车了。
      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全都上车了，这几辆大客车缓慢地驶出了大院，全院子所有的人都跟出了大院，来到了总公司的大门以外，看着这几辆大客车，缓缓地离开了我们，驶向了远方。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当知青的孩子走了，他们带走了亲人们的期盼，留给了亲人们无穷的思念。等待这些知识青年们将来的命运是什么？这种沉重地思想负担就像一座大山压在人们的心上，令人们在今后的几十年都无法抹去。
      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和我弟弟一个公社的知青都先后调离了农村，那个生产队的六个知青已经走了四个，我父亲和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商量了好长时间，我父亲最后决定利用到西昌出差办事的机会，找到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的老朋友想想办法，到了西昌以后，征得那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多方协助，经过朋友托朋友，熟人托熟人，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在西昌太和铁矿为我弟弟弄到一个开电铲的招工指标。
      接受方的商调手续办好之后。我父亲连忙从西昌赶到冕宁，独自走了几十里乡村盘山简便公路，找到我大弟弟所在的生产队，把招工的事情告诉我的大弟弟。尽管当时这个工作岗位在西昌太和铁矿，是个开电铲的司机，但毕竟不是再当知青了，起码也算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再靠工分吃饭了。
十多天后，我的大弟弟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临走那天，生产队里的最后一个知青用手推车，把我的大弟弟的行李一直推到火车站，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后，他们就分手了。我的大弟弟算是离开农村，不再是知青了。
      那个生产队里最后剩下的那个知青，推着那辆手推车独自回到生产队这一路上，不知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把车推回生产队的。
      当他回到生产队的知青住房，望着那偌大的房子，当年挤满了一起下放来的知青，人声鼎沸，而现如今就剩下他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心里又是啥滋味？很难想象，他又在何时才能离开那个生产队呢？

石建华

                               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只好和工段长杨师傅简单汇报说明了情况，就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到了学校，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学校的大办公室。校领导迅速把我领进了大办公室里的一间小套间办公室，无须说半句客套话，他们万分焦急而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件大事。
      原来学校里有几个在校学生突然失踪了，有一些学生说我的小弟弟石喆可能知道他们的去向，但是他们从我弟弟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什么也不说，只好把我喊回来，要我做我弟弟的思想工作。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家里玩儿。我就把学校老师跟我说的事情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下，问他是否知道那几个学生的去向。果然，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他说：“这是他们之间事先商量好的秘密，决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只好反复动员他，从家长找不到孩子心情如何焦虑等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不说。只说是为朋友讲义气，任何时候决不出卖朋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晚上，那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纷纷找到我们家来，向我弟弟打听那几个学生的大致方向。大概是那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问他，我小弟弟实在是推托不过去了。才说出那几个人从西门走了，原来打算是上西昌，又是我小弟弟为他们在地图上用（学生专用的）塑料三角板计算出来，出西门往西的方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我想我的小弟弟可能是把地图上的比例关系搞错了，计算结果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从西昌到成都的距离只有20公里，20公里等于40华里，按每小时8华里的步行平均速度计算，就可以徒步在5小时之内赶到西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他们非要到西昌去呢？因为是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个淘气，受到任课老师的严厉批评，任课老师还说要课后的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家访。这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家访以后肯定要挨打，所以他们就准备出走。他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西昌工作，所以就决定到西昌去打游击。要上山当红军游击队，要同学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再打回来。他们具体怎么走的，真正的目的地是什么，走哪条路线，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些游击队员娃娃们也真是太淘气了。
      第二天，我找到当时警备区当兵的老朋友，他在摩托连当连长，二话没说，他就专门给我调派了一辆摩托车，一个解放军战士开着摩托车，在这一天，我就坐在摩托车旁边的偏挎斗里，和这位解放军战士一块儿，跑遍了成都市东西城区所有的派出所和大街小巷，整整奔波了一天，一点儿线索都没有。
      当天晚上，那几个学生的家长到我们家来打听消息，我们没有得到这几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新信息，也无法向家长们提供这几个学生的任何线索。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走了这几位学生家长，嘴里不停地说着大话安慰着他们，但是我心里的确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又过去了，早上七点左右，我刚要拉开房门准备去上班，正好房门响了，房门外面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顺手打开房门，发现两个十来岁陌生的男孩子站着门口，
      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这几天要找的那些孩子其中的两个。马上用两只手分别抓住把他们各自的一只胳膊，赶紧把他们拉进房门，生怕他们又飞了，经过我们短暂地盘问，这两个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出了另一条消息：楼下篮球场上还有三个，我赶紧跑下楼把那三个男孩子都带回我们家里，随口向我父亲说了一句：“人都交给你了，你帮我看着他们，要看住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我马上到学校去找老师。”说罢立刻跑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到人民北路小学。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简单地交换了情况，他们赶紧分头到这几个学生家里通知学生家长，告诉他们：“学生都找到了。要他们到学校来接孩子。”  
      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家，我父亲已经到楼下的机关食堂买些馒头和稀饭让给这些孩子吃，这些小游击队员可真是饿坏了，四斤粮的馒头不够他们五个人吃，吃完饭以后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把他们都带到学校，把他们交给了各位家长……
      事后经过询问，我大致了解了这些孩子两天来的基本经过：
这五个孩子前天下午还在学校上课，打第一遍铃的时候他们还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里，打第二遍铃的时候这几个小家伙就一起逃出了教室，他们溜出学校大门以后，真的就往西门车站出发，一路上他们经过万担仓粮库、白马寺街、西北桥，到达西门车站，再从西门车站继续沿着向西面的方向，途中经过营门口、茶店子，一直向西沿着公路边步行走到土桥。的确有些走不动了，于是他们站在土桥场的街口四处观望。此刻他们看见一辆机动三轮车停在街边，便不由分说都爬了上去。不一会儿机动三轮车的司机回来了，他也没有问一问车上的这几个人要到哪儿，二话不说就把车开走了，但是这车并没有继续向西行驶，而是调转车头往进城方向急速行驶，一直开到市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前才停车。
这一趟这几个孩子算是白跑了。但他们实在不甘心这次行动就这样失败。于是便在人民南路广场旁边的回民饭店里，他们每个人吃上一碗面条，然后继续出发。这一次不走西面，改走了朝南的方向，他们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路线，这样一来无论是谁，任何人都已经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了。
      这几个孩子沿着人民南路广场朝南面一直步行走下去，在当接近火车南站的时候，他们没有进入火车南站，而是下意识地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一个乡村竹林里蹲了一个晚上。事后我特意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躲在火车南站附近的竹林里过夜，他们的回答是担心和害怕有人会找到他们，同时更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节省钱。
      真冤枉啊，那天晚上我和那个解放军战士的确也还真去过火车南站，还真的就在车站内外反复找过他们好几次啊。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孩子竟然会蹲在那个乡村竹林里挨饿受冷，在那里度过整整一夜呢？      
      第二天天刚亮，孩子们就赶到了公路旁边，路边正好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悄悄地钻进了这辆后车箱盖着棚布的卡车，司机发动卡车的时候没有发觉，便顺着公路一直向西南方向开去，当卡车刚进入到双流县境内的一个小集镇，大概是司机想下车去买东西，他在关车门的时候以习惯性的动作往车后扫视了一眼，正是这一回头便看见了汽车尾部的车箱棚布被掀开了一角，整整齐齐地露出一排五个孩子的小脑袋，这一下可把这个司机气坏了，他大声地怒吼着把这几个孩子统统都赶下了卡车。这几个孩子只得继续沿着公路漫无边际，毫无目标地往前走。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他们才走到双流县城，在县城边上吃了一顿饭，饭后一算帐，所有的钱（他们出发的时候五个人所有的钱全部加起来不超过两块五角钱，在外面已经坚持两天了）都掏干净了，仍然凑不够饭钱，小饭馆里跑堂的伙计急了，便当场强行收缴了他们其中两个人的书包当饭钱才算放他们走。
      下午，他们已经是饥寒交迫，又困又累，实在坚持不住，都不想走了，就在县城边上一个背静街道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家小旅店，只登记了一个床位，五个孩子挤在一个床上休息，这些异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旅店服务员的怀疑，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请来了负责维护片区治安的民警，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民警通过询问很快就查清楚了这五个孩子的基本情况，马上把他们带到公路边，拦住了一辆军车。请解放军帮忙，把这五个孩子送回成都市区。
      这位解放军司机大概也是一个马大哈。当把汽车开到成都进入市区以后，就把车上的这五个孩子给忘了，军车一直开进成都军区司令部。停车以后，一个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满脸严肃地问这个司机：“车上拉的什么？”司机回答：“什么也没有，是空车。”干部模样的人立即反驳道：“什么空车，我是在问，车上的那几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司机回答：“我确实给忘了，对了。是有几个孩子。”于是他把途经双流县境内，民警要他把几个孩子带回成都的事情叙述了一番。干部模样的人对这位司机说：“反正你也没有吃饭，就把这几个孩子带着一块儿到食堂吃饭去吧，吃完饭把他们都送回家。”这位司机向着车上的几个孩子摆了摆手，把他们带到部队的机关食堂，这一下，几个孩子终于亮开肚子狼吞虎咽地吃上了两天以来的第一顿象样的饭。饭后，这位解放军的司机要开车送他们回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家就在附近不远，可以自己回家，谢谢解放军了。”  
      离开了成都军区以后，这几个小游击队员仍然不死心，还想继续走。但又确实是走不动，就来到了当时府南河边万福桥头的金华街内中国西南建筑工程设计院，混在该单位放学回家的学生人群中间走进了大门，悄悄地溜进了设计院大楼的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成都三月的夜晚是寒冷的，地下室里的气温就更冷。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等到了七点钟，估计我们该上班的都走了，他们这才来到我们家，想找我小弟弟搞点吃的东西，打算吃饭以后再出发，未曾想到刚一敲门就全部当了我的俘虏。
      不管怎么样，小学校里的这几个游击队员总算是返回大本营了。

雾梦

石建华 发表于 2016-1-25 13:53
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 ...

      拜读后，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您的记忆力真好每个章节的始末、原委都是描写的那样细致清晰。这些孩子们真是不知轻重、不知深浅，多亏了您，那些家长才能心安~

龙行天下

小伙处处出成绩，
自然拥有奇经历，
且听细细诉说来，
真的热闹又有趣。

石建华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1-26 09:32
小伙处处出成绩，
自然拥有奇经历，
且听细细诉说来，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一辈子灰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