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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乡了,至于乡下的农村是什么模样,我一无所知,过去只是在电影《槐树庄》《李双双》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影片和小说中农村,在我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画卷,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圆的绚丽景观。 学校的领导已经向我们正式宣布过:我们学校全体同学都下到四川省洪雅县,距离成都市不算太远,只有两百来公里。工宣队的师傅们千篇累牍地传达着他们对洪雅的实地考察,说洪雅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新鲜,风景秀丽,全县有27个公社,其中有26个公社都已经安装了电话,洪雅县已经实现了电气化,真可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连续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连篇累牍地向全校同学做如此描绘与勾画、鼓动和宣传,已经把洪雅勾勒成人间天堂,描绘成世外桃源,给很多同学的心里造成这样一个误区,视乎我们这些知青,一旦下放到了洪雅,那就是一步登天,跨入了天堂。学校里的同学们不像是作为知青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反倒像是到天堂去享福一般。 在动员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每天我们都要到学校,按照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的统一安排,分班集中学习讨论。在学校里,每天都听着学校工宣队和军训团铺天盖地的反复宣传,看着教学大楼走廊的墙上贴满了志愿报名上山下乡的人员名单,我在内心深处不由泛起了阵阵疑团,洪雅既然有他们说得那么好,还用得他们下那么大的功夫去动员吗?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是六七级二班的同学,文革中曾担任过川大826战斗兵团32中分团的团长,外号人称兔儿团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全校各个学生组织通过协商推选参加校革委的学生代表。她的名字已经排列在全校上山下乡人员名单的第一个。 看到兔儿团长排在上山下乡名单的第一个,全校的同学们都在私下纷纷猜测议论着:这王玉芳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不论咋说,总还算是一个官儿。她能放弃校革委会的副主任职务,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是不是得到了上级的什么秘密指令或承诺。要么就是看破红尘不愿为官。否则她怎么会一无反顾地抛弃校革委副主任官职,下乡到农村当知青,做农民呢? 风雨欲来风满楼,在动员上山下乡的时间段,教学楼的走廊里,各年级各个班的教室里,操场上,两旁在这万年青的三合土小路上,能容纳人的每一个场所里,同学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议论着,交流有关上山下乡的新消息,互相交换各自的看法,无不担心我们这批知青的出路和未来。 这上山下乡会不会就像过去的反右、四清、社教运动一样,也就是一个运动。过个一年半载,等到这一运动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何况我们在学校已经五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初中书本课程还没有上完,学校还没给我们发初中毕业证呢。大概还不能算毕业离校,如果不能算毕业,还会不会有可能返回学校读书的那一天? 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着:既然动员会上,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领导们都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那毛主席肯定会有毛主席的的部署安排,咱们听话照办执行就是了。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就坚决响应,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去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有可能重返学校,回到教室里上课那一天。 反正是作为在校生,听老师的话,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总不会有什么错吧。我们全校有800多学生上山下乡。据说今年元月份,仅成都市区而言,就有十几万人首批上山下乡,今年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全国上山下乡的人数就更多了,起码要有上千万人,绝对不会是少数。应当相信今后国家一定会有个明确的说法。这绝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带头上山下乡,在我们的学校里,毕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管怎样,议论归议论,分析归分析,猜测了猜测,榜样的力量总还是无穷的。在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这个兔儿团长的榜样带动下,全校首批自愿上山下乡的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8%以上。七百多人即将奔赴洪雅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大好形势,在32中已经形成定局。 几天后,学校发出正式通知,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人员,把全校下乡知青的行李集中起来,统一送到火车北站的站台上,按照各自所要到达公社的顺序,提前逐件装进事前预定的知青专列的闷罐车厢。定于元月22日上午,全校首批下乡的700多名知青,在火车北站统一乘火车离开成都到夹江,然后从夹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洪雅各个公社,最后从各个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产队。 从小到大,长到十七八岁,我从来就没有离开父母,从来没离开过家,对外面的世界,在我的心中,充满着各种神奇的幻想,也真想离开家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啥样?。现在真的就要离开家,就要下乡了,什么时候再能回来?我不知道,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我更加不知道。年轻幼稚的我,也绝对想不到那么远,反正是要走了,就要离开家,到乡下种地去了,要走就早点走吧…… 我心焦火燎地呆在家里,站在窗台前,面对着雪白的墙壁,无聊地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板着指头算着天数,坐立不安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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