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权的无奈和法制建设 清晨杂想之二 当今的中国早已是法制社会，本文说的“法权”是我下乡时经历的一件事，那时中国社会的法制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71年是我下乡的第三年，那年我被调到了67团司令部通讯股做机要通讯员。当时还有一名机要通讯员是北京知青叫康永发，我们两人轮流去师部交换机要文件，他回我去，我回他去，除生病或有其它要事外，从不间断。送机要的路线是每次乘团部大客车，有时也搭乘团部汽车连的解放牌货车，到拉哈镇后改乘火车，到达双山后，再换乘大客到五师师部通讯科机要室交换文件。由于当时火车车次少，到达师部后，当天一般是赶不回去的，就在师部招待所住一宿，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原路返回团部。也有因赶不上火车在拉哈师部物资转运站或拉哈镇里住一宿的时候。因为汽车从团部到拉哈镇要经过一条诺敏河，车辆到河边要开上轮渡过江，很费时费力，这也是有时赶不上火车的原因之一。特别是每年开江和封江的时节，轮渡不通时，就得绕道齐齐哈尔再乘火车去师部，这样时间还得增加1至2天。尽管整年在外奔波，但年少的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风光，因为我承担着重要的工作，还能借此领略北国城乡的自然风光，增长见识，真是美差！因此我从没感到辛苦和劳累，而且还练就了不论坐什么车都能小睡休息的本领。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当时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风光的背后还悲凉。1972年封江后的一段日子，一次我从师部交换文件到齐齐哈尔师部转运站住宿，准备第二天乘团部大客返回。那天不知什么原因转运站客满，虽说我和那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很熟，但也没有容身之地了。我只好到附近去找旅店，没想到找了几家都客满，好容易找到一家有房间的，却被告知要到火车站站前旅客接待站登记后才能住店。没法子，我又跑到了火车站领了一张他们开的介绍信，这时离我下火车已过了两个多小时，天早已黑了下来，我看表已是晚7时多，就赶紧找饭店去喂饱肚子。等我费劲找到了介绍信上指定的旅店，才知道是一家较偏僻的小旅社，再看表已是晚8点多，心想只好住下了，否则明早就赶不上回团部的大客了。我在办理住宿手续时服务员还说了一句，“你怎么住到这了？这住的都是农村来的”我笑着答，“我也是农村的，是车站登记处介绍我来的”简单的洗漱后，我就上床了，还好，房间虽小，还很干净，早来的一个人已在另一张床上睡下了，我就在靠门的一张床上睡下。 就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猛地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醒，门外有人大声说“开门，查夜的”我睡得正好呢，想等同屋的人开门，可那人一直没动静，外边的人不耐烦地大声叫道“快开门，干什么呢？”我只好坐起来穿棉衣，准备开门，门敲得更猛了，我赶紧穿上棉裤打开门，只见门口站了六七个人，一边向里走，一边斥责我“怎么才开门？干什么呢？”我不假思索地说“天冷，我得穿好衣服啊”“嘿！你还有理了，干什么的？”我自豪地拿出红塑料皮的证件递给问话的人说“这有证件，自己看”这时我才看清他们大多数穿的是黄军装，有两人穿的是蓝警服，都没有领章帽徽。那人拿过我的证件仔细的看了一会说“你这证件不好使”。我生气的说“怎么不好使？这是兵团司令部发的，上边有沈阳军区的钢印和兵团司令部的大印。你们是干什么的，把证件让我看看”。“嘿！这小子还真横，你不能在这住，谁让你到这住的？”另一个人冲我瞪着眼说。我答道“是站前登记处介绍我来的，我也不愿意住这，我们办事处没地方了”。“不行，你的证件不好使，我们得审查你”，先前的那个人又说。“凭什么审查，不让住，我回师部办事处去”。我怕与他们纠缠不起，影响明天赶路，还是走为上策。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带好帽子，穿好鞋，背上黄背包就走了。当时他们也没拦我，又去审查里边那个人。 当我出旅社时看了一下表，已是午夜11点40分了，。我走出小胡同，街上已看不到公交车了，我只好步行，我想二十多分钟能到。可就在我走了不到五分钟，就听到后边有摩托车声，车上还有人喊，“前边那小子站住”，不一会两辆摩托车就急刹车停在我身旁，下车的正是刚才的那几个人，其中一人冲我说“跟我们回去接受审查”。我说“凭什么？证件你们看了，你们这是耍法权＂。我不知怎么把从报纸上学来的词说了出来，而那几个人不容分说地上来扭住我的两个胳膊，要押我上车，我一边挣扎反抗，一边大喊“快来人啊！公安局无故抓国家工作人员了”。当时虽然街上行人很少，不一会还是围来一些人看热闹。那几个人见状说，“这小子给公安局造谣，破坏公检法的形象，必须带回去审查。”就这样几个三四十岁的大汉就把一个21岁的青年押解上车，呼啸着开走了。 不多久，摩托车在一幢楼房前停下，我看见门边的大牌子上写着“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几个人把我押进一间很大的办公室，看到并排的一些办公桌，我脑子闪出了一个想法，待他们松开我以后，我立刻解开背包，把机要文件统统倒在办公桌上，一些文件盖着机密、秘密的红方戳。然后，我又把持枪介绍信和一只“五四”手枪也放到桌子上，对他们说“你们审查把，我的任务耽误了，你们负责，这些文件你们送吧”。几个人见状，面面相持了一会后，其中一人出去了一会回来对我说“你跟我来，我们军管会领导要见你”。我跟他来到一间较大的单人办公室，一位50多岁的军人坐在大办公桌前微笑地对我说“小伙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发生了误会，让你受惊了，我们的同志执行任务毛糙，你呢，态度、语气也硬了点。这样吧，今后我们都注意，我让他们用车把你送回旅社，你还住那，时间也不早了，你明天还有任务，早点回去休息吧。”我本来还想说几句，又觉得没必要了，也可能是见到军人，想到了团部的现役军人领导，有了一些亲切感，就点头同意了他的意见。 回到旅社后已是午夜1点多了，接待我的服务员见到我说“你还真行，从这被带走的还没有被送回来的呢”。 再躺到床上，我几乎半夜没怎么睡着，一直处于气愤之中。“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因为我顶撞了他们，反抗了他们，让他们失了面子，他们是故意折腾我一回，这就是当时的法权，我面对他们只能是无奈，只因我特殊的任务，我还是幸运的，如果是换上郊区的农民又会是如何？ 回到团部忍了又忍，还是把事情向参谋长汇报了，希望他能向上反映一下，参谋长听了也很气愤，也只有无奈的摇了摇头。后来我常想起这件事，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错，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对待这样的事，只能是自己学乖点，对待执法人员的审查，答话要温柔，特别是不能顶撞。出门在外一定要别惹事，可遇到那样的事谁又能躲得了呢？只能是说好话吧，别让自己受罪才是上策。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有幸看到了祖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但我们依然还要不断地努力，因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国”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啊！ 2013年3月28日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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