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 兔子念经/文
机会，能抓住它的人不多，因为没多少人能达到“睿智”的高度。 项羽是亡秦的大帅，韩信投奔他时，他想也没想这个钻过裤裆的人会给他带来机会。同样，亡秦的次大帅刘邦，起初也没拿正眼看一下韩信，幸亏睿智的萧何知道什么是机不可失，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连夜骑马追回了韩信，使相当于现在派出所所长的刘亭长建立了四百年的家天下。 共产党自与国民党交恶后，前十年的局面一直是国强共弱。可在张学良逆蒋之时，睿智的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机会，用不杀蒋换合作。接下来，他利用八年抗战的时间，把自己发展得兵强马壮，但总体实力仍不如蒋。 很快，第二次机会又被毛泽东抓住了：即锦州战役。此役得胜后，往下的局面就势如破竹了，建立了直至现在的共产党天下。 由上可见，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的东西，来了，你抓得住，是一个结果；抓不住，就是另一个结果。 而能不能抓住机会，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全国高三的学生每年都有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可偏偏这个孩子平时不努力，或努力，高考那几天偏偏又得病了---- 这两个条件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可孩子不具备，那机会自然就没有了。 日本人用不长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的命运当时有两种看法，一是我们还可以速胜；二是中国要速亡。当时才四十多岁的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对两种看法他都持否定看法。他认为中国既不会速胜，也不会速亡，要等五大条件的具备，中国才能胜利。当时，就是国民党那边的人，读了这本书，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分析是透彻的，在理的。后来，也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五大条件，日本战败了。 不讲前提，不讲条件，认为机会到处都是，随时会来的，是唯机会论，这样去干的，是机会主义者。大家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刮起的那场经商热潮吧？那几年几乎人人言商，因为大家对“商机无限”这句话深信不疑嘛。可是后来怎么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机”这东西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具备的，就赚到了钱。不具备的，不是越混越穷，就是瞎忙活了那么几年，啥也没捞到。 有些机会不处在常态中，并不是说所有的机会都不处在常态中。比如说，读书的机会、学习的机会、观察事物的机会、上网的机会、玩微信的机会等等，都处在常态中。有一份资料说，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是以色列人，其次是匈牙利人。说以色列人平均每人每年读64本书，那就是说一个月要读近6本书。如果这个统计是可靠的，那我就要汗颜了。因为我也算是手不释卷的人了，要达到这个读书量也够呛！所以，就是常态中的机会，你不努力去抓，也会丢掉许多。 处在常态中的机会，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也有一些说不上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读书、学习，练书法，锻炼身体，帮助别人，孝敬父母等等，肯定是积极的。 而利用一切机会去搓麻、喝酒、上歌厅、泡妞、玩电游、上网打嘴仗，那就肯定处在消极的状态中了。 我有几个学生兴趣爱好特别广泛，除了在我这里学习书法，还参加歌咏活动、驴游活动、票友活动、茶友活动、佛事活动等等，人家就好这口，参加这些活动能给他带来愉悦、乐呵等健康的情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书艺就提高不快，作为他的老师，我就有点为他着急了，我会说他：“你要再多拿出点时间来练习，要比现在这个样子强多了！” 如上所讲，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常态和短态的机会，在这些机会中，有那么几次属于影响我们一生的重大的机会。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平均下来，每个人一生能碰到七次影响自己命运的大机会，最初的那个机会，会因为太年轻而抓不住，最后的那个机会，因为太老，抓到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中间的那五次机会，有两次机会，因为你看不清楚，或犹豫不决，往往与你擦肩而过。因此，只有三次机会，你是看得清楚，也抓得到的。 毋庸置疑的是，全国1700万知青都在文革开始后二年，失去了继续在校读书的机会，而得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机会。 用牺牲1700万青少年上学的机会为代价，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什么事情比培养出一代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更重要？回答是反修防修，打倒一个名叫刘少奇的中国赫鲁晓夫，不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防止劳动人民再受阶级苦，再遭二茬罪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看来，牺牲1700万青少年上学的机会，一定会有一个使中国更加富足、更加强大的理由或是机会！ ---- 恐怕，当时上山下乡的这1700万青少年中的大多数，都是这样想的。 正当这1700万“知识青年”在中国最苦最累的农村牧区踏踏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牧“再教育”的第三年，坚决支持伟大领袖干掉“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那个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又跟伟大领袖翻了脸，而且离他而去，摔死了。 怎么回事？被1700万知识青年愿拿青春热血执行其每句话的伟大领袖竟然会用“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去炸掉前面的一个“定时炸弹”，然后这个被指定为是他接班人的“定时炸弹”又“自我爆炸”了？！ 他老人家身边怎么尽是“定时炸弹”？ 这1700万，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300万，就是台湾的人口数字，几个欧洲小国加起来，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实际上，这1700万仅仅是1968到1969年两年上山下乡的青少年，还没算上从1970年到1976年宣布文革结束期间，上山下乡的青少年数字。如果把这两个数字都加上，也就是把十年上山下乡的青少年数字加在一起，“知识青年”这个概念在数量上的外延，就更可观了。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68、69年那1700万上山下乡的青少年有什么机会的问题上来吧。当时，能主宰他们命运的人，给了他们这样两个机会：一个是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搞起来的机会；另一个就是号召他们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牧“再教育”的机会。 说老实话，这1700万青少年就像解放军战士一样，对两个号召都义无返顾地响应了，想错过，也错过不了有关他们一生命运的这两次机会。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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