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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朱跃明 ——兵团记忆 文/雷午寨主

2020-3-27 21:35| 发布者: 千帆过| 查看: 133| 评论: 0|原作者: 雷午寨主

摘要: 想起朱跃明 ——兵团记忆 在芒市见到老蔡,就自然想起老朱,老朱是山西人,与老蔡年纪相仿,但他比老蔡优越的是,他不是“解放兵”而是正儿八经的“老八路”,虽然在部队与老蔡是一样的职务,但到了农场,他们的待 ...
想起朱跃明

——兵团记忆

    在芒市见到老蔡,就自然想起老朱,老朱是山西人,与老蔡年纪相仿,但他比老蔡优越的是,他不是“解放兵”而是正儿八经的“老八路”,虽然在部队与老蔡是一样的职务,但到了农场,他们的待遇就不一样了,“文革”前,老朱是“工会主席”是仅次于场长的位置。
    69年中,我们到了之后,他们都在连队劳动,等待分配。老朱最好认,谁都看过电影《小兵张嘎》,里面那个吃西瓜不给钱的翻译官,老朱就酷似他,所以,我们最早就认识了他。他比老蔡的文化水平还低,认识的字,也就是扫盲时期认识的那几个,可是他戴了一副眼镜,挺唬人的。
    到农场第二年,要改成兵团了,没有工会了,老朱往哪儿安排成了问题,正好小学毕业的学生没法子进城读书,干脆就在学校办初中班,反正教师的资源挺多,高中、中专资历的知青有的是。老朱就有了位置——学校“校长”,本来学校没有这个职务,以前就是段老师在代管。
    我和老朱的交集,是这个学校归哪个部门管理?我所在的是宣传办公室,营里给改成了宣教办公室,一下子教育一摊子事儿,就成了我们的事儿。办公室那几位,根本不想管这个事儿,都是知青,谁也不好惹。正好,我回连队当“文书”又正式调回了办公室,没人管的差事,就交给了我。可我一样要下连队、写通讯、刻钢板、印简报。跟大伙儿说了几次,无果。只好把这个事儿担了起来。开始还好,有事没事去学校看看,还散散心,我就是在办公室坐不住,营部附近的单位,我都去过:榨油,我去抬过花生,拎过油桶;打铁,我拉过风箱、抡过大锤;木工房,我解(读音gai)过板子、拉过锯子、推过刨子;砖窑,我摔过砖坯、装过窑、出过窑砖;……反正自己呆不住的性格,加上“干事”的身份,去哪里都可以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路。去学校也就是看看校园、从窗户外看看讲课,到办公室和老师聊聊天,除了几个老教师,其他老师都是知青,也都聊得来。
    问题出在71年,知青到了探亲的时候,学校一多半的老师都要回家,老四川、北京的、昆明的全赶到了一年,老朱慌了,就来找我,这时,我才想明白,怪不得没人接这个事儿,原来他们都想到了这一天。
    我也没辙,探亲假必须批,但学校教学不能停,只有拖、到放假时间再批。我和老朱商量,把老师按照请假顺序、家里情况排了一下队,让大家分成暑假和寒假,分别回去,临时请假的空缺,那就只好我去代课了。这下子,我又多了一个事儿,还得备课,好在我在学校上学时,成绩还好,看看书,就捡了回来,数学、物理、化学都还盯的过去,小学的课,更是连备课都不用。
    这样一下来,我和老朱就走的更近了,有事没事,他的几个儿子就来我宿舍喊我到他家玩儿。
    老朱是山西人,我祖籍也是。但我从没回过老家,也不知道离的远不远,反正是老乡。这样,又近了一步,老朱走到哪里,都跟人家讲“我那小老乡如何如何”说的就是我。老朱家里爱人是云南人,他们是在部队结的婚,被他从昆明带到了边疆,由于不是昆明人,还好没那么多事儿,为人挺随和的,我要喊她“阿姨”,她不准,让我喊她“大姐”,他们有三个“秃小子”,没女孩,老大当时已经上了“初中班”、老二智力有问题,没上学、老三上小学。老朱和大姐就是想要个女孩,但没有如愿。比起连队里的谭开银生了六朵“金花”也没有生出儿子,也是没办法。
    我和老朱的交集,多是学校的老师要探亲,缺人讲课。只要他一来,我就知道“又要去学校了”!
    就在我临走前的那一年,老朱身体突然不好了,多次去团部卫生队住院。每次回来都是急急忙忙的,没回来几天,就又住院了。我几次看他,他都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我还没回老家呐!几十年了,一直没回去看看,也不知家里还有谁。”也是,四十年代出来,到了七十年代,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家还剩谁,也不清楚,家里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活,牵肠挂肚的,真是不好过。我也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只好劝他“好好养病,好一点儿,就回山西老家!这次不能犹豫了,一定要回去看看。”看来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我问了医生,他就是心脏出了问题,现在看,就是多发性心梗,心脏供血不足。当时还没有装支架一说,只有靠药物来维持。就这样,他的病好好坏坏,一直拖到76年春天,他转院到芒市师部医院,说是有上海来的医生,可以做手术。而且,师部条件也好一些,加上原来的场长当上了农垦分局的局长,对以前在一起的老战友更是照顾的周全一些。我们听到消息,为老朱感到高兴。
    就在我们以为他病情就会好转的时候,一天晚上,师部医院突然打电话来,说是老朱“不好了”,让营里派人带着孩子和棺材去师部医院。营里(农场的分场)得到消息,一面让基建队赶紧制作寿材,一面商量让谁去师部。正好,我在等“病退”函,在家里闲着,又是老朱的“老乡”,就安排我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加上一口赶制出来的寿材,由团部的救护车送往芒市。
    从我们营到团部是35公里,从团部到芒市又是160公里,我们从下午六点开车出门,开始在坝子里是平路,过了畹町就是山路了。在车上我和老朱的大儿子坐在车厢里,有病的老二和年纪小的老三坐驾驶室。棺材宽大,车厢里的折叠椅子没法子放下,我俩只好坐在棺材上面,可是车顶又低,我根本直不起腰来,就这样窝着,到了夜里十一点,车子才开到师部医院。一下车,就知道老朱已经去世了,孩子们和大姐抱在一起,哭个不停,师部的人知道我是代表营里去的,就和我商量、安排家属住宿,研究开告别仪式之类的事情。一直到三点多,我才到了招待所休息。
    老同志去世,仪式还挺正规的。第三天,在师部(农垦分局)举办,局长、副局长、附近农场的领导都来了,我站在家属旁边,作为亲属,看着大家瞻仰遗容,我们一一向大家表示感谢。大姐可能是被长期的陪床折腾的也习惯了,老朱走了,对她也是一个“解脱”,拉着三个孩子、红着眼睛,感谢大家的告别。
    仪式结束,就要送老朱“入土”了,陵寝选在芒市农场的橡胶林地,在半山腰,农场来了八个小伙子,来抬棺材。这里不像营里,营里死了人,领导都会亲自去抬棺材,每次都是我跟在教导员身后,他只要一上肩,我就站过去,用肩膀替他承担重量,师里不行,领导每人上手,只是跟在后面,随着我们亲属,一起上山。亏得都是大路,还算平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墓地。
    坑是早就挖好了的,放下棺材后,师部的代表简单说了几句,就用大绳拉着棺材往坑里慢慢的放了下去,这时,大姐和孩子们一下子大哭了起来,我只好拉着他们,劝慰着,……
    安葬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坟头也堆了起来,但是没有墓碑,(以前在营里都是事先刻好石头或木头的)农场的领导找来了瓦工,拉来了砖头,不一会儿,一个砖头的墓碑就修起来了,瓦工在碑的表面抹了一层水泥,让我用竹签子在墓碑两侧,用楷书刻出老朱的生卒时间与家属的落款,我用手指在中间刻画了《朱跃明之墓》五个隶书大字。与芒市农场的领导说好,以后把正式的墓碑做好,再来更换,请他们届时帮忙。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就陪着家属回到了分局。
    老朱的一生,从1941年参军,到1976年过世,一直没回过老家,从他的话语中,他的老家,家境不好,日本打进来后,年轻人都踊跃参军,他也随着大溜当了兵,一走就是35年,打过日本人、在朝鲜打过联合国军、西南剿过土匪,转业到农垦,又当回了农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一辈子,没什么奢求,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当兵是个好兵、当干部是个好干部。去世时,还不到60岁。就是“回一趟老家”也觉得是一种“奢求”。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可这就是现实,那一辈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老朱要是活到现在,也像老蔡一样,戴上“纪念抗战70周年勋章”,那是多么好的事儿啊!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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