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的木头 ——夜闯山林路卡 萧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远千里来到北疆,一呆就是八年。那年春节前夕,我带放映队前往三营,慰问驻扎在深山老林的连队。 放完电影的第二天下午返回团里,出发前三营长对我说:“小上海,你们先喝碗热汤面,等我们把捎给团长的木头装上车后再走。” “行,快装吧,装完了我们就走。”我一口答应。 我和放映员小贾(贾卫忠)、驾驶员小刘,每人吃了两大碗手擀的肉丝面条后,就匆匆地驾车上路了。 一路上,我们的解放车顶风冒雪、翻山越岭。东北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天下午雪下得很大,彤云密布、寒风凛冽,冷雾弥漫、白雪纷飞。山林披上了厚厚的雪,路面的积雪被来往的车辆碾压成了薄冰,路况很差。小刘就把铁链条捆在车轮上,防止车子上下坡打滑。 傍晚,我们的车子开到了山林的出口处。这里设有检查站,对出入的车辆严格进行检查,没有木材运输通行证的,一律不准把木材运出去。路卡是一根可以上下活动的约二十公分粗的木杆,放下木杆拦住车辆进行检查,检查后吊起木杆放行车辆。 排在我们前面的几辆车正在接受检查,我看护林卫士爬上车箱认真检查的那劲儿,心里有点发毛。 “车子别熄火,等前面那辆车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冲过去。”我轻声地关照小刘。 “知道了。”小刘低声地应答。 我们前面的那辆货车刚开过去,小刘就踩下油门,车子呼地窜了出去。突然,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车子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被卡住不能动弹了。原来是路卡的木杆放了下来,正好砸在我们驾驶室的上面,随即又移动卡在车头和车箱的接缝处,车头顶上被砸了个大瘪塘。 “下车!快下车!”护林卫士冲着我们怒吼。 我们只好下车接受检查。卫士们爬上车箱,掀起电影机箱下面的敞篷遮布,发现了藏在底下的木头。 “卸车,把木头卸到路边!”护林卫士用命令的口气说。 “卸就卸。”小贾说。 “不行,木头被扣下,我们回去怎么向团长交代。”我不同意卸车。 “团长怎么了,团长的木头也得卸下!”护林卫士不客气地冲着我大声嚷嚷。 天色已黑,车子停到了路边,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屋内,我们在屋外,雪越下越大,冻得我们直打哆嗦。 “大上海,我们还是卸车吧。”小刘愁眉苦脸地对我说。 “不行,我得先打个电话给团长。”我还是不同意卸车。 我心想:自己从连队调到团里不容易,如果团长的木头被扣下的话,今后还怎么在团部呆下去。 我们三人进了屋,他们两人围着火炉取暖,我借用屋内的电话与团部联系。因检查站的电话是外线,而团部的电话是内线,要通过团部驻地的邮电局才能转接团部,所以一时半会打不进去。 “你们逃避检查,又不肯卸车,这是什么态度,给我写检查,先提高提高认识!”站长板着脸没好气地对我说。 “写就写呗。”我无可奈何地说。 我向站长要了纸和笔,趴在桌上磨磨蹭蹭地写了半个多小时。 “给!”我把检查材料交给了站长。 “你们到底卸不卸车,不卸车就甭想离开这里!“站长口气强硬地对我说。 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位站长,只见他长得粗眉圆眼、翘鼻大嘴、满腮胡茬,脸蛋圆圆的、肤色黑黑的、个子高高的、身体棒棒的,一副彪形大汉的模样,令人有点望而生畏。 听了站长的话,小贾和小刘也都劝我卸车,可我实在不敢得罪团长,又僵持了一阵。突然,我灵机一动,拨通了离这里不远的四营驻地邮电局的电话,让他们先转到四营部,然后通过营部的内线电话接通了团部,再让团部总机转到团长家里。 “喂,团长吗?” “你是谁啊?” “我是宣传股的小上海!” “这么晚了,有啥事啊?” “我们的车被山林检查站给截住了,他们非要卸下您的木头,怎么办?” “先卸下回来,等明天再说。” 我听了团长的话松了一口气,立即对小贾和小刘说:“赶紧把木头卸下,我们可以走了。” 一会儿工夫,我们三人就卸完了车。可是车子在天寒地冻的室外停了近两个小时,怎么也点不着火。小刘只好用车把使劲地摇车,10下、20下、30下……1次、2次、3次 ……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花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把车子给发动起来了。 雪夜行驶车速很慢,午夜12点钟,我们的车子还在冰天雪地的山路上爬行,突然,水箱的水烧开了。 小刘赶紧下车打开车头盖子,水箱里的水已经沸腾了,往外直冒热气。 “这下糟了,水箱被冻坏了。”小刘焦虑地说。 “那怎么办?”我着急地问。 “现在是下坡路,先滑行一段,看看路边有没有村子。”小刘回答。 车子又勉强地开了一程,终于抛锚了。我们连人带车被困在路上,前不着店,后不着村,三个人围着车子干着急。 黑夜里,四周的山岭和田野一片白茫茫的,冰冷的飞雪扑面刮来,刺骨的朔风直往脖子里钻,一会儿棉帽和棉衣裤就沾满了雪花,鼻子和耳朵冻得麻木了,浑身发抖,直喘粗气。 零下三四十度的野外,风寒雪冷、冰天雪地。在寒气逼人、冰冷刺骨的风雪中,我们只好不停地搓手和跺脚,又是对手哈气,又是原地跑步,保持身体的温度。 我心里想:这下可完了,在这白雪皑皑的荒野熬上一夜,不被冻死也会被冻僵。 还是小刘有经验,经常出车知道附近有屯子。他让我和小贾在路边等着,自个拎了个水桶,朝前走了一里多地,总算找到离路边不远的一户人家,半夜敲开了门,打了一桶水回来。小刘放掉了水箱里的热水,换上打回来的冷水,又发动了好长时间才把车子发动起来。 一路上,车子开开停停,熄火了发动,再熄火再发动。凌晨2点多钟,我们总算把车子开回了团部。 第二天傍晚,我在运输连附近碰到了小刘,关心地问他:“你的车子怎么样了?” 小刘告诉我:“车头顶部外壳被砸得陷了下去,水箱也被冻坏了,我们连修不好。” “那怎么办?” 我担心地问。 “连长已派人把车子送到汽修厂去修理了。”小刘答道。 “那木头呢?”我又问。 “团长今天早上打电话给那里的林业局长,我们连长上午派车去,下午已把木头拉回来了。”小刘笑着回答。 我听了后,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掉落了地。 “咳——”我叹了口气说,“早知道团长神通那么广大,昨天夜里咱们何必要遭那份罪呢。” 本文刊载在《知青.上海》杂志2014年第2期(总第27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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