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期当老师的印记

插队落户第二年，我在村里当了近一年的代课老师。

那个时候当老师没有任何职业资格一说，推荐谁当老师，只要大队领导认为谁可以，学校提出申请，公社革委会分管领导同意，在县教育局登个记备个案就可以上岗了。

对我来说，这个决定来的太突然、太意外了。说实话，毕竟是给初中生当老师，也不能太随意，也是要有一定水平和能力方面要求的。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下子有点儿懵了。到学校当老师，当然是个喜从天降的大好事儿，一方面，再也不用常年早出晚归、一身泥、一身土地下地干农活，不用再受劳作之苦，是再好不过的了。其二，学校里由大队专门派出一位大娘负责给老师们做饭，自己再也不用担心一日三餐的伙食问题了。其三，到了学校，自己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多读书、多学习，可以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最实惠地讲，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代课老师每个月可以领到25元的工资，二十五元呐！对当时的我们，这虽然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可对于每个工分值才值两角一分的我们来讲，这几乎是一个村里的强劳动力半年的劳动纯收入之和啊！

当年，村中学校老师有公办和民办之分，公办老师是从县里派下来，都有着师范教育的背景，有资质、有事业单位编制的专职教师，属于“公家人”，每月由国政府政开工资。而民办老师多出自本村或聘请外村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但基本上都没有师范教育的学历和背景，依然是农民的身份，由大队给计工分，与农民一样在年底进行分红，没有工资收入，只是由国家财政给民办教师每人每月6至10元不等的补贴。而公办老师的代课教师是个阶段性的特殊情况，小学和初中代课教师的补助由政府财政支付，分别为每人每月20元和25元，大队不再给另计工分。我作为经过审批，在县教育局备了案的初中代课教师，按照政策规定，享受由政府财政每月25元的补助。

就这样，我这个九年制高中毕业不久、文化知识也非常有限的插队知青，没有任何相应的教育背景和资质，也没有任何专项培训过程，只是村干部的一个指令性谈话，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名村办学校的初中语文和政治课的老师，立即就要走马上任踏上讲台，这种奇葩的事情恐怕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出现。

我们的村办学校是由宋村和南窑两个大队合办的七年制初中学校。当时，全校有一百多名学生，一至七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也就二、三十个学生，都是来自我们宋村和南岭村村的农民子女。

学校就设在村里有一座十分破旧、几乎被毁掉，早已经被废弃的古寺庙永兴寺。由于年久失修，常年无人看护和管理，加上受到反“四旧”和“封建迷信”以及横扫“牛鬼蛇神”年代的一系列大肆破坏，永兴寺这座古老的建筑早就出现了部分建筑倒塌、斗拱构件遗失并残损、多数墙体开裂、柱子倾斜、外包砖脱落、梁架走闪、屋面开裂漏雨等情况。

为了办学校，村里也是下定决心，对这座残破的永兴寺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在东西两侧的厢房的地基基础上加盖了两排平房，勉强凑足了能够保证学生教室和老师办公等用房的基本需要，在山门的残迹处重新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小门楼，用土坯再把已经毁掉的围墙垒起来，这就成了宋村学校的校址。

一进门最靠前边的小院子两侧便是五间小学教室和两间老师办公室，后边是个方方正正的主院，正南侧的台阶上就是北殿（主殿），但不知道为什么，最高最大的北殿一直没有真正使用，只是作为存放物资的库房。我想是否是当时的人们虽然嘴上不讲，但在内心里对于神灵或多或少还是心存敬畏和顾忌，没有敢于很放肆地随意使用吧，不然，为什么其它建筑基本上都几乎被全部毁损，而北殿的主体结构却始终保持基本完好呢？

东耳房的主体结构基本上也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了教师的厨房。在两侧的不见踪迹的东西厢房以及献殿的残留地基位置盖起了土坯房，就成了初中学生的教室以及老师的宿舍和办公用房。

大队里对学校的教学工作很重视，对老师们的生活也很关心、很照顾。大队还指派了一位老大娘专门给老师们做饭，村里油坊里每年都会给老师们额外地送来一些自制的棉花油，村里的老农，时不时地会从老远的一小片菜地里专门绕道几公里，为老师们送上几苗在当时还挺稀罕的小青菜，这些都很令老师们很感动。每年的麦收季节，村里都会特许让学校组织学生到麦田里捡麦穗，大部分上交公粮，按国家收购价格返还的资金，不仅足以保证每个学生全年的书费、作业本、文具等所有相关费用，学生上学也就用不着承担其它任何费用了，同时可以解决学校办公经费的不足的问题。另外，每年还会留出数百斤小麦专供学校老师改善生活之用，以保证教师能够常年吃上细粮，保证老师们安心教学，努力工作。

我的学生实际上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大部分学生只比我小两三岁，其中最大的学生仅比我小了一岁。那个时代，只要比较顺利地完成课程的基本要求，都可以拿到初中学业证书，然后就回家种地当农民，成为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了，因为这是那个年代的农民子弟唯一的出路。所以，老师尽管也都在很努力地尽职尽责，但来自教学任务和目标的实质性压力并不太大，没有很严苛的考核要求，也没有各类考试竞赛之类的压力，大部分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很一般，家长们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和期待。

小学阶段的学生，是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年级，教学方法是全面负责制，只要是你的学生，无论语文、数学、美术、音乐、自然、体育……统统由你一人包教。到了初中阶段，也就是六、七年级的时候，语文、数学、政治和物理等课程才开始由不同的老师分别承担。学校没有配备专门的体育、美术和音乐等老师，涉及到的教学内容都是由校长临时安排老师来完成。县教育局每年也会下发教学大纲，提出相应的基本要求，但与之配套的教学材料则很少，更多的主要是由各个学校自主安排，要看老师的水平、能力，靠老师自身发挥了。

教室很简陋，十几张课桌和凳子等也都很破旧，冬天里，寒风从破旧门窗的洞口里“嗖嗖”地往里灌，教室后边的角落里用砖盘着一个火炉用来取暖，可也许是炉膛太小炉壁太厚，就是走到跟前都不容易感觉到一丝热气，在零下近二十度的温度里，基本上就不起作用，常常是把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皴裂的手背上张开大大小小鲜血淋漓的口子。

学生们课间活动的场地就局限在狭小的四合院子里，只有这个短暂的时间才是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快乐天堂，听到上课的钟声响起，他们才一个个极不情愿地回到教室。离家近的学生中午回家吃饭，而离家比较远一些的，也就吃一些自带的干粮，喝点儿生水，就算是解决了午餐问题。每天下午五点钟放学，学生们开始三五成群，打打闹闹地结伴回家。在农忙季节，大一点儿的学生还要帮着家长做一些农活，或者是要去割一些猪草等。

学校平时很少对学生进行考试，每个学期期中安排一次阶段性的考试，有学校自主出题，用以评估学生们学业情况，期末会有一次比较正式的考试，是由县教育局统一出题，评估检验一下各个学校之间的教学效果情况。其它的就很少有考试安排了，对学生们来说，学习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因为学业成绩好坏也无所谓，只要不担心老师的批评，不怕家长的责骂也就差不多了。各科老师都会按照教学的内容、进程和要求给学生们布置一些相应的家庭作业，作业量也不是很多，但总会有些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自然是少不了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有时，对于屡教不改的学生，老师也会很生气地把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往往也就难免被家长痛揍一顿。

当年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工作环境也很差，老师们白天都很忙碌着没完没了的各项事务，所有的备课和批改作业等事情只能在在晚上进行，为了孩子们都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老师们长年累月辛勤劳作，确实很辛苦。

其实，担任初中代课老师，负责任地讲，对我来说也是个勉为其难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也只不过是刚从九年制高中毕业不久，说白了，也就是个没什么文化功底的大孩子而已。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进入小学，在那个年代受“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影响，全国的教育体系都收到了极为严酷的冲击和破坏，从教材内容到教学过程，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教学秩序非常混乱，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也很不规范、很不完整，期间还经历了“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以及县城里从文斗到武斗的整个过程，甚至因为县城惨烈的武斗，不得不停课一年不上学逃离县城的经历。我们接受中小学教育的那些年里，知识分子和学者基本上都被冠以“臭老九”被批斗，全社会的主基调就是彻底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无用论”泛滥，知识权威扫地，甚至盛行“知识越多越反动”，要彻底摒弃“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等。实实在在地讲，跟其他所有学生一样，我们接受的初中和高中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达到应该具有的水平和要求，说的难听点儿，多数学生简直就是跟哄鬼似的混过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既然受到大队领导的信任，担任了代课教师，在欣喜和兴奋之余，自己必须认真地面对教学任务的要求。我心里很清楚，单靠自己十分有限的一些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哪里懂得教育方法和教育心理，内心的压力也确实不小。

当时，也不可能有任何相应的培训的机会和条件，甚至没有必要而充足的学习资料，即便是作为教师，能够得到的配套教学资料也少得可怜，发放给老师用的辅助教材就那么很薄的一本比学生的课本稍微厚一点的小册子，老师们能够读到的各类书籍也十分有限，至于能够灌输给学生多少，主要就是靠老师的个人功底和水平发挥。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整天不停的重复着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整天都在费劲脑汁的想，要怎么讲才能让那些学生听的更明白一些，虽然不在田里干体力活，一天下来的确是累的不行。

在压力下，一方面，自己千方百计搜集可能找到的各种学习资料，集中精力把以往学到的、很有限的文化知识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重温和梳理，进行再一次的学习和消化。同时虚心向别的老师学习请教，带着问题寻求大家的帮助和支持，向他们借阅他们私藏的一些书籍，常老师也把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教学资料留给了我并给与了我很大的信任与鼓励。我自己也努力地静下心来，花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认真地研究相关的教学资料，做了不少的学习笔记，比别人更多地下功夫认真备课，编写教案。因为农村常常停电，很多时候，我也只能是在蜡烛、煤油灯下来进行。

那个年代，行业里对于农村教育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平时没有考试，行业里没有评比与考核，对学校教学也是象征性地提一些要求而已，村民们也没有对孩子的学习有太高的期待。在大家的帮助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逐渐地进入了角色，从一开始面对教室里二、三十个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学生有些不知所措的紧张拘谨，慢慢地变得自然大方，发挥自如了。没多久，我的课程就得到了学生、家长以及学校老师对我的认可与好评，自己也很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跟其他地方一样，学生们有的很爱学习，求知若渴，也有的只顾贪玩，根本不把学习当回事儿。他们有的憨厚老实，有的聪明伶俐，有的性格外向、顽皮好动，有的天性倔强、从不服输，有的有的胆小怕事，有的娇气柔弱… …，但却普遍都具有农村孩子忠厚、朴实，真诚的共同点，对老师都十分尊重，我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们。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和爱戴，他们对我这个年轻的老师非常友好和亲近。我猜可能是他们的年龄跟我相差不了几岁，没有像别的老师那样没端起“师道尊严”的架子，能够跟学生们打成一片，相互间容易交流和沟通，学生们很自然地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个。另外，可能是我比较清亮纯正的普通话以及并不循规蹈矩的讲课方式，于不经意间传播的课外知识和见闻等，让学生们不经意间，或多或少地窥视到、触摸到、感受到另一个新奇外部世界，也许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新奇的感觉吧。

自从当了老师后，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以“老师”相称，一些老人们还会以“先生”的尊称恭恭敬敬地跟我讲话，搞得我在相当一个阶段还很不适应、很不自在。

担任代课老师的这段经历，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我有勇气报名参加1979年高考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和价值的，无形中相当于提前进行了一些基础文化课的补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于我的人生转折产生了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