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海南文昌 我的父亲林诗仲出生在海南文昌会文镇沙港村。文昌曾是广东省的名县，广东曾有：＂没有文昌人不成衙门＂的传说。文昌更是著名的侨乡，在世界各地的文昌人甚至多过文昌现有居民。文昌是宋氏三姐妹的故乡，宋庆龄、宋美龄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很大影响。我父亲的祖居地文昌会文镇沙港村，依山临海，村庄四周椰树挺拔葱翠，村里房舍井然有序。村中以陈、林两姓居多，这里是在海南有＂琼崖第一人＂之誉的原民国海军上将陈策的故乡。陈策年少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爱将，抗日战争中，陈策将军领导著名香港保卫战，为国家民族浴血沙场。沙港村涌现出许多在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名人、学者、教授，一个不大的渔村在侨乡文昌堪称经典。 父亲告诉我，沙港村的林氏祠堂中记载，海南林氏一族分两支，都是在明朝初年，做官从福建福州、泉州迁徒至此。如同山东人闯关东，山西走西口，广东、福建人为生计下南洋，海南人去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的人很多，华人对所在囯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些人富甲一方。 我的爷爷林召生在沙港村家境贫寒，他与许多海南文昌男人一样，年轻时下南洋去了新加坡赚钱养家。文昌的许多家庭靠留守的女人辛勤打理，她们既要操持家务，又要田间劳作，独自支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父亲每当提起他的母亲、我的奶奶，总是充滿深情。他告诉我，奶奶是一位贤淑勤劳、通达世理的人，在村中邻里关系人缘很好，乐于助人，受人敬重。父亲十几岁的时候，也告别母亲，随船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去投奔他的父亲。那时我爷爷在新加坡靠开一家小糖果铺为生，又在新加坡娶妻生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紧邻，在马六甲海峡的南口，华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四。我父亲的少年时代既要打工求学，又要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相处。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对他很好，八十年代时，还专程从新加坡到北京来看望他，他的弟兄中有一人多年后成为新加坡政府的部长。在新加坡的岁月，他很怀念海南文昌，怀念在海浪椰林畔沙港村的母亲。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也曾经济繁荣，尽管家中子女多，爷爷还是努力让父亲接受学校良好教育，新加坡为父亲打下良好坚实的英语功底。2002年4月，我带领公司部门经理一行出游新马泰，在新加坡亲戚们热情陪同下，专门参观爷爷林召生曾经营店铺旧址，那里现在已是繁华都市中的一个停车场，物是人非，但从穿流不息的人群当中，我似乎还能看到爷爷和父亲当年在这里的身影。 1942年2月15日，日军侵占新加坡，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新加坡沦陷。我的父亲跟随爷爷一家，度过占领区苦难的三年，自家糖果铺倒闭，经常为衣食奔波，他目睹日军血腥统治的状况。父亲告诉我，那些艰难的日子他和家人也咬牙从容面对，他深情回忆，华侨领袖陈嘉庚动员东南亚各国八百万华人，倾尽所有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段悲壮的历史，讲述海外华人与祖国血浓于水的感情。这些都对他一生产生深刻影响，在抗战胜利后，他毅然决然告别新加坡回国求学，寻找报国之路。 二、南京古城 南京是六朝古都，长江从城下奔流东去，钟山巍峨矗立，秦淮河河畔风情浓郁。 抗战胜利后的民国首都南京，滿目战争留下的创伤。父亲在新加坡主攻英语，他到南京求学需䃼习数学，由此结识了我的妈妈。 当时我妈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主要靠她的大姐、大姐夫资助。1948年之后，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在交通部供职的大姐、大姐夫由于政府欠薪，自顾不暇。妈妈靠寻找家教聊补生活，其中一次，她为国府大员陈诚的远方亲戚家的一位中学生补了几周功课，文革中竟然演义成她为国军上将、行政院院长陈诚当家庭教师，让人错锷，好在组织上早就了解清楚此事，否则在劫难逃。 我妈在报纸上看到我爸登在报纸广告上求教的启示，䃼课让我的父母相识、相爱。他们的恋情最初遭到我妈妈家人和同学朋友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父亲与漂亮出众的母亲不般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南京的梧桐树下，在秦淮河月下，在金陵女大繁花盛开的校园，他们还是走到一起。有一次两位年轻人在校园教学楼旁低语相谈甚欢，不巧被吴贻芳校长撞到，妈妈受到吴校长毫不客气的批评。吴贻芳校长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金陵女大的校长，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她终生未嫁，她将蜚声海内外的金陵女大的学生们都视做自己的女儿，关怀备至，爱得深要求也严。金陵女大毕业生，有999朵玫瑰之称的学生们，都将吴贻芳校长视做自己的母亲。 南京是父母度过甜蜜时光的地方，父亲在那里受到广东藉同乡关照，边工作边学习。广东人乡情很重，孙中山的同盟会中有很多广东人，故民国政府中有许多行走庙堂之上的同乡，父亲与他们多是隔辈人，但依然能感受同乡的亲情，但是毕竟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四面楚歌。民国政府许多人撤往台湾，父母曾在上海登上去台湾的轮船，由于对执政者的深深失望，他们毅然选择放弃，留了下来。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父母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他们一起参加了革命，然后一同转入北京外语学院继续深造，当时北外校址在颐和园后面。父亲入校便被编入最高班，妈妈很快成为该校学生会主席。那段时间父亲身体不是很好，或许是南北水土不服，妈妈给他许多照料，甚至在火车到达北京时，她将患病的父亲背出火车站，足见四川妹子的干练。 1949年11月下旬，我出生在新中国诞生后北京的第一个冬天。这可忙坏了两个尚在大学读书的父母，父亲依旧大大咧咧，而吃穿家用，抚养婴儿却需要妈妈操心。有一次为了度日，妈妈忍痛将姐姐送给她的呢子大衣送进当铺，而父亲却要在外面吃顿饭再回家，对此，妈妈一直耿耿于怀。不过父母在一起的日子里，四川妹子性格突出的妈妈相比要强势得多，每次发生矛盾爭执，多以父亲认输让步宣告结束。年轻时，妈妈聪颖美丽、好强勤奋。父亲随性通达，恃才傲物。那段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光，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庆祝活动，参加城市军管会工作组，他们将自己理想都投入新中国的激情岁月。 三、赴朝参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跨过鸭绿江。我的父亲母亲先后从北京外语学院报名参军，我父亲先期赴朝。妈妈将未滿周岁的我，千里迢迢送回四川老家，我在自贡外公外婆家度过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 我妈妈返回北京后，也在同学们热烈欢呼声中参军赴朝。部队在鸭碌江畔朝鲜一则的碧潼，那里是志愿军的美军俘管处，妈妈在俘管处宣传科，她负责筹备给俘虏阅读的图书和杂志，她几乎读遍了各国共产党出版的英文刊物。她也常替首长做口译，向美军俘虏做宣传教育工作。 父亲谈及朝鲜战争，讲得更多的是战争的残酷，以志愿军为主的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狹长的朝鲜半岛，双方投入三百多万军队殊死较量，短短三年上百万人伤亡，多少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血染朝鲜战场。父亲一次随部队夜行军，在漆黑的山路上，为了前后照应，每人脖子围了一条白毛巾。突然遭到美军轰炸机奔袭，照明弹霎间将山谷照得通亮，倾刻间炸弹扑向行军的部队，待敌机飞走，清点人数时发现，有的战友被炸牺牲，踪迹全无，仅剩下挂在树杈上的白色毛巾。 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朝鲜南北双方管辖区域重归三八线。父亲做为志愿军优秀英文翻译，有幸参加了板门店停战协定谈判的相关工作。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目睹了和平到来的那一天，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战友们拥抱在一起欢呼雀跃，事后他们在记录历史的地方合影留念。经历过战争的人方知战爭的残酷和胜利的来之不易。父亲在朝鲜战场五年，因参加板门店停战协定谈判的相关英文翻译工作荣立战功，朝鲜是父亲深受组织器重的年代。 父母在1954年，1955年先后从部队转业，由于西方封锁，英文干部许多人转行。原总政联络部部长杨思德将军曾评价我的父亲是志愿军中最优秀的英文干部之一。但由于父亲有海外关系，由于特殊年代的偏见和歧视，总政送给新华社我父亲转业档案，半天就被退回。组织上也曾安排我父母去黑龙江大学任教，但我父亲坚持不离开北京。还是父亲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关照，他们才得以解决转业安排。父亲在朝鲜的部队领导、总政王央公、杨思德和总参二部席一等首长多方协调，父亲被安排到文化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工作，我妈妈被安排到北京中学任教，这种安排留下大才小用的遗憾，但在阶级斗争年代也是无奈。我妈妈北外的校友们，不是分在外交部，就是留校当教授，多年之后妈妈在外语学院同期同学还为他们抱不平。到是我的父母回忆往事时想得开，或许他们想，比起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战友们，他们能平安凯旋归来，都算幸运者。我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而今妈妈已经91岁，依然健康快乐。 父亲曾经是志愿军在板门店参加停战协定做文字工作优秀英文翻译，他们的一位战友，曾是参加这一工作中文文字水平优秀者，但凯旋班师归来之时，部队列车经过沈阳，这位战友却被部队保卫部门以莫须有扣押逮捕，虽然几经审查未找到任何罪名证据，却被冤屈处理遣返还乡务农，这位战友贫病交加和郁闷含恨离世。多年后，父母与战友们相聚，谈及那位战友的悲惨遭遇仍伤心不已。 我曾经戏言，当年父母从解放军总政所属部队转业，未去黑龙江大学供职，留在了北京。若干年后，他们的儿子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插队，并且一呆就是九年，或许这就是我们与黑土地难以割舍的缘分。 四、西交民巷 在部队首长帮助下，我的父亲1956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文化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中影公司是中国电影最高管理经营机构，在北京的西郊民巷。西郊民巷曾是清朝未年银行业兴起年代的金融街，解放前夕，仍有15家银行和2个街庄。中影公司的办公楼是其中一家银行的建筑。儿时进城去找父亲，被那座古香古色的西洋建筑和室内悠雅格局吸引。我们三兄妹随妈妈住在北京西郊八里庄师院附中家属院，父亲的中影公司所在地西交民巷，在现在人民大会堂西侧，长安街的南面。我们在城里草帽胡同曾经也有个家，因建人大会堂拆迁搬到建国门外永安里，父亲本来分了一个两居室，却将房子让给一位老少三代的同事，自己住进了楼房顶层的一居室的房子，我和妈妈去永安里，我只好在厨房搭个行军床过夜。 那时父亲会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师院附中与我们团聚，每次回家，他会带前门几家餐厅美食与我们分享，前门大栅栏那家著名川菜馆的芽菜肉沬包子尤其好吃。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我期待父亲早些回来，我惦记用他那辆28自行车学骑车。父亲在附中足球场跑道上手把手教会我骑自行车。当然，学习过程也沒少 四、西交民巷 在部队首长帮助下，我的父亲1956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文化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中影公司是中国电影最高管理经营机构，在北京的西郊民巷。西郊民巷曾是清朝未年银行业兴起年代的金融街，解放前夕，仍有15家银行和2个街庄。中影公司的办公楼是其中一家银行的建筑。儿时进城去找父亲，被那座古香古色的西洋建筑和室内悠雅格局吸引。我们三兄妹随妈妈住在北京西郊八里庄师院附中家属院，父亲的中影公司所在地西交民巷，在现在人民大会堂西侧，长安街的南面。我们在城里草帽胡同曾经也有个家，因建人大会堂拆迁搬到建国门外永安里，父亲本来分了一个两居室，却将房子让给一位老少三代的同事，自己住进了楼房顶层的一居室的房子，我和妈妈去永安里，我只好在厨房搭个行军床过夜。 那时父亲会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师院附中与我们团聚，每次回家，他会带前门几家餐厅美食与我们分享，前门大栅栏那家著名川菜馆的芽菜肉沬包子尤其好吃。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我期待父亲早些回来，我惦记用他那辆28自行车学骑车。父亲在附中足球场跑道上手把手教会我骑自行车。当然，学习过程也沒少 那时父亲会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师院附中与我们团聚，每次回家，他会带前门几家餐厅美食与我们分享，前门大栅栏那家著名川菜馆的芽菜肉末包子尤其好吃。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我期待父亲早些回来，我惦记用他那辆28自行车学骑车。父亲在附中足球场跑道上手把手教会我骑自行车。当然，学习过程也沒少 小学四年级，我与脾气急的妈妈发生爭执，负气离家出走，竟然想扒火车回四川去找外公外婆。徒步走到丰台火车站，向火车司机探寻回四川途径时，被铁路人员将我送交派出所。父亲深夜到派出所将我领回家，他安慰妈妈，照顾我吃饭，居然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我爸对我们兄妹最大期望是：好好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做为的人。 在与西方国家断绝往来的年代，英语专业坐上冷板櫈。中影公司进口的外语片绝大多数来自苏联。英语口译翻译成为我父亲的重要工作，在外事活动中，他曾经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会见外宾做过英文翻译，近距离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工作接触，周恩来总理勤勉敬业精神，待人谦和儒雅风范，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他也常为文化部的部长们做英文翻译。同为英语专业的妈妈，对父亲的中英文翻译能力赞口不绝。父亲有自己很好的朋友圈，他的的乒乓球水平，在业余选手中脱颖而出，他横握球拍，正反手攻势凶猛，弧旋球颇有水准，父亲等三个人组队代表中影公司参加文化部直属单位乒乓球赛，获得季军的好成绩。这也得益于他在中国乒乓球界的朋友们，他与容国团、姜永宁、林慧卿等享誉中外的乒乓球国手曾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是为报效祖国，从海外归来的赤子，先农坛体育场常有他们在一起的快乐身影。文革中，世界冠军容国团和著名乒乓球教练姜永宁被迫害致死，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总会愤愤不平。父亲多次提到他们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功勋卓著的彭总因为说真话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人。新中国建国最初的十七年中，父亲在朝鲜志愿军中工作五年，其它十二年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度过，工作风平浪静，闲时自娛自乐。我的父母由于性格差异，加之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精神压抑，他们于1964年和平分手。母亲坚持三个孩子归她抚养，她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扛起了这个家，经历很多辛劳。父亲也承担了他的经济责任，从此，我每月要到师院邮政所去取父亲寄来的存款汇单。 我也有过私自带着小我五岁的弟弟、小我七岁的妹妹进城去看父亲的经历，一般会瞒着妈妈，怕她不高兴。父亲一直关心着妈妈，每次会细心打听寻问，他们毕竟一起有过青春最美好的幸福生活时光，更共同经历过抗美援朝的战争风云。 那时父亲会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师院附中与我们团聚，每次回家，他会带前门几家餐厅美食与我们分享，前门大栅栏那家著名川菜馆的芽菜肉沬包子尤其好吃。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我期待父亲早些回来，我惦记用他那辆28自行车学骑车。父亲在附中足球场跑道上手把手教会我骑自行车。当然，学习过程也沒少摔碰他的宝贝飞鸽车，他也曾心疼不己，父亲脾气很好，很少与我们发脾气。我的第一副红双喜乒乓球拍、第一本集邮册都是他送给我的，父亲在那本集邮册上用正楷写下：＂先学习，后集邮＂的赠言，足见其用心良苦。但我儿时的学习很少让他们滿意，英语专家的儿子英语居然考试不及格，让他们很伤脑筋。 四、西交民巷 在部队首长帮助下，我的父亲1956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文化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中影公司是中国电影最高管理经营机构，在北京的西郊民巷。西郊民巷曾是清朝未年银行业兴起年代的金融街，解放前夕，仍有15家银行和2个街庄。中影公司的办公楼是其中一家银行的建筑。儿时进城去找父亲，被那座古香古色的西洋建筑和室内悠雅格局吸引。我们三兄妹随妈妈住在北京西郊八里庄师院附中家属院，父亲的中影公司所在地西交民巷，在现在人民大会堂西侧，长安街的南面。我们在城里草帽胡同曾经也有个家，因建人大会堂拆迁搬到建国门外永安里，父亲本来分了一个两居室，却将房子让给一位老少三代的同事，自己住进了楼房顶层的一居室的房子，我和妈妈去永安里，我只好在厨房搭个行军床过夜。 那时父亲会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师院附中与我们团聚，每次回家，他会带前门几家餐厅美食与我们分享，前门大栅栏那家著名川菜馆的芽菜肉末包子尤其好吃。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我期待父亲早些回来，我惦记用他那辆28自行车学骑车。父亲在附中足球场跑道上手把手教会我骑自行车。当然，学习过程也沒少摔碰他的宝贝飞鸽车，他也曾心疼不己，父亲脾气很好，很少与我们发脾气。我的第一副红双喜乒乓球拍、第一本集邮册都是他送给我的，父亲在那本集邮册上用正楷写下：＂先学习，后集邮＂的赠言，足见其用心良苦。但我儿时的学习很少让他们滿意，英语专家的儿子英语居然考试不及格，让他们很伤脑筋。 小学四年级，我与脾气急的妈妈发生爭执，负气离家出走，竟然想扒火车回四川去找外公外婆。徒步走到丰台火车站，向火车司机探寻回四川途径时，被铁路人员将我送交派出所。父亲深夜到派出所将我领回家，他安慰妈妈，照顾我吃饭，居然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我爸对我们兄妹最大期望是：好好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做为的人。 在与西方国家断绝往来的年代，英语专业坐上冷板櫈。中影公司进口的外语片绝大多数来自苏联。英语口译翻译成为我父亲的重要工作，在外事活动中，他曾经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会见外宾做过英文翻译，近距离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工作接触，周恩来总理勤勉敬业精神，待人谦和儒雅风范，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他也常为文化部的部长们做英文翻译。同为英语专业的妈妈，对父亲的中英文翻译能力赞口不绝。父亲有自己很好的朋友圈，他的的乒乓球水平，在业余选手中脱颖而出，他横握球拍，正反手攻势凶猛，弧旋球颇有水准，父亲等三个人组队代表中影公司参加文化部直属单位乒乓球赛，获得季军的好成绩。这也得益于他在中国乒乓球界的朋友们，他与容国团、姜永宁、林慧卿等享誉中外的乒乓球国手曾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是为报效祖国，从海外归来的赤子，先农坛体育场常有他们在一起的快乐身影。文革中，世界冠军容国团和著名乒乓球教练姜永宁被迫害致死，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总会愤愤不平。父亲多次提到他们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功勋卓著的彭总因为说真话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人。新中国建国最初的十七年中，父亲在朝鲜志愿军中工作五年，其它十二年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度过，工作风平浪静，闲时自娛自乐。我的父母由于性格差异，加之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精神压抑，他们于1964年和平分手。母亲坚持三个孩子归她抚养，她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扛起了这个家，经历很多辛劳。父亲也承担了他的经济责任，从此，我每月要到师院邮政所去取父亲寄来的存款汇单。 我也有过私自带着小我五岁的弟弟、小我七岁的妹妹进城去看父亲的经历，一般会瞒着妈妈，怕她不高兴。父亲一直关心着妈妈，每次会细心打听寻问，他们毕竟一起有过青春最美好的幸福生活时光，更共同经历过抗美援朝的战争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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