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0 文/ 范鲁丁

我的1970

          范鲁丁

1970年，我13岁。不知为啥，我总觉得，那年的春天比起往年，好像来得晚了一些……

春节过去了，二月里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可爸爸妈妈的脸，对我的严肃劲儿，就像当下的二月天儿，没有丝毫的暖意，干冷冰凉……把我叫到他们跟前，向我发出的，不像是命令，更像叮咛或嘱咐——不能去上学，也不能去离家稍远的地方玩儿，活动半径要控制在喊你一嗓子立马能答应的范围……因为，咱们全家随时要搬走，一个也不能少——是往乡下搬……

那年县里被确定走“五·七”道路的下放干部的数量实在太多，以致车辆（运力）不足，使得县革委会，将这批干部于除夕前全部欢送到“广阔天地”，去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计划，没能圆满实现。春节过后，欢送工作继续。因为车辆的不确定性抑或随机性，要求下放干部及其家属紧密配合，若出现“车等人”的现象，那将是严重的政治态度问题。

阳历3月18日，我家正吃早饭，欢送的“队伍”到来了：一共5挂大马车，几乎填满狭小的胡同。整条胡同也随之热闹起来……“又谁家下放了？”嘈杂声中，这句话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一阵忙乱，不多的家当，很快都被请上了车。这次搬家，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我们还没吃完的半锅小米粥，搬到车上时，还冒着热气；车队浩浩荡荡出城时，高音喇叭正播报重要新闻，大意是，柬埔寨郎诺集团宫廷政变成功，宣布废黜正在国外访问的西哈努克……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郎诺集团，称其为傀儡政权，美帝走狗……就是在这样的一天，躲也躲不掉的新生活，热烈地近乎疯狂地拥抱了我——缘分呀！

       1 摇辘轳汲水

这是个仅有20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名康家甸子。村前是片洼地，村后走上百十来步，就上了山坡。我家搬进了后街的两间半土砖房。几天下来，我和姐姐妹妹，自然而然地习惯了寒冷，适应了煤油灯，学会了用茅草、秫秸烧炕、做饭……这些都算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最让我们窘迫和头疼的是——吃水问题。

全村仅一口井，位于村中央，井的深度大约十二、三米，汲水装置是最原始的辘轳。辘轳仅是个机构，只有人与它匹配，它才能发挥作用。倘小马拉大车——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摇辘轳，那将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我的爸爸妈妈被公社抽调做工作队员，很少住在家里，这样我和姐姐就只好硬着头皮与辘轳和井台打交道了：先将水桶梁穿入环形的钩头；反转辘轳通过绳索向下放桶；然后由我晃动绳子摆桶打水，一定要谨慎（当心水桶落钩）；桶盛满水，我站在辘轳正面，姐姐站在反面，一共四只手握紧柄把，使足力气，摇呀摇……桶升出井台是最关键时刻，我一人用力别住辘轳，姐姐攥住水桶梁向外拉，我缓缓地松，直到水桶落地——我们才长吁了口气。

环顾全村，发现一个比我仅大7个月的少年，能独自完成这取水活计，尽管他用的一双水桶稍小一些，但还是让我羡慕不已。心中有了榜样，在取水时我就尽可能让姐姐少参与，比如摇辘轳不让她用力；尝试一只手用力别辘轳，腾出另一只手拽出水桶，姐姐仅在一旁虚握辘轳把儿助威……结果，这样反复锻炼仅四、五天，我竟然能够咧咧巴巴“独立完成”了。一位插队知青说笑（评论）我摇辘轳：是名副其实的全身运动，手、腕、肘、臂、背、腰、腹、臀、腿、脚没有偷懒的，都在玩儿命……

能把水汲上地表，其它困难就相对好克服了。个子不足一米四的我，挑起水桶，桶底儿刮地皮，我就另弯两个铁钩，缩短扁担两头儿的索链；挑不动两桶水，我就挑两个半桶；挑不过门槛子，就索性撂在门外，然后再一桶桶向屋里提……总之，不管趔趄蹒跚也好，踉踉跄跄也罢，我一人终究能把生活用水，从十多米深的古井下请进了自家水缸……

2 背粪箕子上学

出康家甸子向西北方走3里来路，便是西岭小学。我转到这个学校读书，立马感觉到这个农村小学与城里小学的不同。这里不像城里，频繁开批斗会，批校长、批权威、批某某孝子贤孙……总是批不完、斗不净，投身其中的学生，自然便总是有写不完的批判稿……而这个小学校，似乎没出现过“牛鬼蛇神”，也就见不到“轰轰烈烈”，上课学文化的时间比起城里学校要多……学校显得宁静，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不过这个学校对高年级（四、五年级）学生有一特殊要求——每学期要交给学校至少50斤的粪肥，骡马牛驴及其它动物或高级动物的粪便均可。

这件事对初来咋到的我，难度很大。其它动物的，猪是圈养的——没戏，鸡犬猫羊等虽然散放，但收集困难，聚一定的量得花大工夫；高级动物的，家家院子边都有茅房便缸，生产队有专人负责掏取，并按量记工分，因而有“屎屙自家茅坑”之说，确为村民所恪守；那么就只能去寻，骡马牛驴大牲口的了。我和同学们一样，背着粪箕子去上学。放学后，便撒丫子，“各自为战”（搭伴儿，效率低，战果也不好分配）。我转战两条马路十几天，“战绩”却不理想。我本想，去跑大车的地方，怎么也该斩获颇丰，可孰料往往盼来一挂大车，我兴奋地跟着跑上一段，然后眼巴巴望着它们远远离去……那该死的牲口，却没留下“我想要的”，哪怕一点点。愁人哪，十几天过去，我才完成任务的一半，而我班好多同学，已经不用再背粪箕子上学了。

“翻过前面那道（山）梁，老边屯儿的牛群前些天儿总在那儿放……”一位叫小海的同学告诉我，并强调，“就是得翻山越岭……累着呢！”——这我不管，放学后我便直奔过去。当我气喘吁吁，满身热汗攀到山顶，往下看，却连个“牛影儿”也见不到。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没了精神……不能这样，即来了，何不下去看看？这不经意的转念太值个儿：获得的是足够的牛粪；擦肩而过的是半途而废。

3 磨快自己的刀

下半年，我升入离家5里来路的柳蒿中学。中学生了，我的上衣口袋别上了自来水钢笔；开学没几天，语文课就讲了鲁迅的《故乡》……我总算，打心眼儿里喜欢学校，喜欢上学了。可没多久，我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要完成打山草至少200斤的任务。这是“备战备荒”的需要。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临时辟作《“战备草”完成情况统计表》：每人名字上，扛着一根长短每天都在变化的“柱儿”，参差不齐的“柱儿”，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或鞭策着，在下面扛“柱儿”的主人。

“柱儿”最短的是谁？不必问。农村小孩八、九岁就开始割草——我怎么能比得了？等我学会了“打草连”(一种高效率割草技法)，多数同学的任务都快完成一半了。一天晚上，我背着不及同学一半的草垂头丧气回来……对面屋大伯像似看出端倪，告诉我割草磨好刀很重要。晚饭后，大伯教我磨刀：根据刀刃情况选择粗磨石或细磨石；向外推时刃口不要蹭到磨石，向内拉时角度要合适（大了易卷刃，小了磨不快）……那夜，是我的磨刀夜，按大伯教的要领，我磨了我家的两把镰刀，两把菜刀，两把剪刀，还有好久不用的水果刀……能磨的都磨了。

第二天放学后，我带着两把镰刀和四个同学结伴上山。“咋带两把？”“割钝了好换。”“我的镰刀该磨了，借一把?”仅割几刀，他便啧啧称赞“刀真快，咋磨的？”“是吗？”结果我的另一把镰刀也被同学“抢用”。我只好掏出磨石磨他们撂下的刀……一连磨了四把……不，是一连十来天，在上山，我磨了无数把镰刀。当然，我那“柱儿”，很快也与同学的拉齐了。后来，“这小子刀磨得好”之说，也在学校和村里传了开来。

4 “烈火金刚”

住在我家东下屋的郭大哥，大我九岁，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他66年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开始，也就随着下放的父母来到了康家甸子。我常去他家，问些学习上的问题……我问这问那，不但没把他问烦，反倒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拿出一本书说，“你现在的年龄，正应当多读书，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非常重要……这本书你准能读得进去……”《烈火金刚》，是他借给我的第一部书。

这部“波澜壮阔史诗般的抗战画卷” 一旦打开，我读书的热望就真的一发而不可收：为寻可读的书籍，我一人独自进城，找过去的同学去借，急坏了爸爸妈妈；多次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偷看书，直到电池告饶作罢……我是何等的幸运，能在那么特殊的年代，遇到了郭大哥，居然能在这么个小村庄，与《烈火金刚》撞了个满怀……

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村里伙伴儿们，有忙着下箩扣麻雀的；有跟着大人寻觅狐狸、黄鼠狼留下的踪迹，琢磨在哪儿下夹子的；还有打雪仗，堆雪人的……我拾了根木棍，在雪地这张硕大的纸上，写着玩儿：“史更新一弹突围，独眼龙两次逃命”（《烈火金刚》的第一回）。“故事刚刚开始……”望着洁白无垠的世界，我喃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