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月 留 痕 作者/ 潘 建 雄

岁  月  留  痕

                                                   潘 建 雄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那，又是一段真堪回首的难忘岁月。

    我是1968年11月17日酃县（今炎陵）籍首批38人插队在策源公社倒坑大队的知识青年之一。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曾任酃县教育科长、茶陵一中、酃县一中校长的父亲已被“打倒"，任职酃县一中语文教师的母亲打成“黑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家兄妹四个都先后下乡，无一“漏网”。背着黑锅，带着家庭出身不好的精神枷锁，使我七年的下乡经历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辛酸事、痛苦泪也迥异于同龄人。

                          苦 乐 年 华

插队日子苦，最直接的是农活的艰辛和生活的困苦。刚满16岁的我，少不更事，不识农作，远离家庭、父母，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落后陈旧的劳动方式、超体能强度的劳动时间和工作量，加上缺粮少油，饥馑难耐，真难想象当时是怎样艰难熬过来的。

    在策源大山区两年多，最苦的是挑运活。送公粮、挑化肥、背杉树、担南竹，都是往返五六十里的崎岖山路。肩挑背扛，负重百十斤的物件，忍饥挨饿，肩肿腰痛，—挑就是个把月。最险的活要算上山砍杉树和秋收前“夜守野猪"。上山砍树，山高路险，草深林密。刀斧锋利。稍不留意，藤缠树压，蛇虫侵害，伤及体肤，危及生命。值夜守棚驱赶野猪，独居山野，鼠窜鹿鸣，蚊蝇叮咬，寂寞恐惧，彻夜难宁。1971年父亲病亡后，转点至我弟插队的三河公社石鼓大队，交通相对便利，农活细腻，搬运、劳动工具都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劳动强度却倍增，一年几乎无一日闲暇休息。最苦的农活是“双抢”踩打谷机、农闲打坯子石烧石灰、上山砍树抬树之累。最脏的活莫过于进城运大粪、秧田作肥凼、泼粪淤……这些苦累脏险的农活，几年间我们都一一亲历。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策源长坪生产队的秋收，我被分配担运毛谷入库。一百二、三十斤一担的湿谷，压在尚还稚嫩的身骨上，要从三、四里远的山田里挑回队上仓库。人小个矮体弱，步履艰难，硬撑苦熬个月有余。秋收完后，双膝已是劳损成疾，屈伸困难，疼痛难忍，服用了一个月本地草药郎中治伤的“糙药猪脚汤”方有好转。翌年转点至三河公社石鼓大队，又逢“双抢”，分配在打谷组，5个人包打包担全队150亩近10万斤早稻。早出晚归，酷暑奇热，日晒雨淋。踩打谷机、挑大担毛谷，致使膝伤复发，个多月无法行走，又吃了好多草药才康复，至今留下遗患。在三河石鼓时，经常要进县城用板车运大粪做肥料。已下乡几年的我，倒是已没有怕遇见熟人拉不下面子的“小资”虚荣心，也不会怕脏怕臭。难以忍受的是，每每要受到一些城里吃国家粮的“公家人”的白眼歧视。掏粪装桶，挑来抬去，总不免泼洒些在地上，常听到他们的恶言相斥，刻意刁难。我等只得清洗抹净，轻言求谅，忍气吞声，陪尽小心，真是怄足了气。

    1972年9月后，我被安排为大队民办教师，虽农忙时还要回队劳动生产，但已是基本“脱产”，轻松多了。相比而言，我弟建勇吃的苦、受的累就多得多了。下乡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因诚实听话、吃苦耐劳，肯干能干，两年不到，就成了队上数—数二的一等劳力，18岁就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1973年“双抢”，在创高工效的莳田竞赛中，他一天莳田3.45亩（当时一个全劳力一天能莳0.5亩，记13分工分），得到80多分工分，相当于6个全劳力干一天还多的活。成为全公社乃至全县的典型，受到通报表彰。上山砍树扛树，他也创了当地之最。他曾经一个人从远山上扛回一根直径30多公分，重达300斤的大杉树。如此粗壮的杉树平时都要“扎羊角”，3至4个人才能抬下来。他还曾一人从2－3里以外的山上排田里背回一打谷机，连桶带滚筒外加一担毛谷，少说也有200多斤。力量之大、令人惊叹。他的能干深得干部群众和知青伙伴们的赞扬、钦服。1972年至1974年他担任了三年生产队副指导员、副队长。还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出席了湘潭地区知青先进代表大会，并破格批准加入共青团组织。

    农村几年的知青生活，苦是主要的，但苦中寻乐，苦中有乐，不乏快乐的回忆。在策源山里，最高兴的是清明前后挖竹笋。漫山遍野的竹林中，雨后春笋刚露尖尖角。我们身背背篓，手提镢头，一挖一个嫩笋，一担担挑回家中。剥壳、烫煮，晒成宝尖、笋衣，熏成烟笋，这些自产的山珍佳品成为回家时孝敬父母的最好礼物。最快乐的时光是知青的相聚，七、八、十来个知青，汇聚—个组上，斫上几斤猪肉，杀只把鸡鸭，白菜、萝卜、海带、辣椒摆满一桌，煮—甑红薯丝饭，热几壶老冬酒，大家开怀畅

饮，酒肉饭菜一扫而光，也不想明日是否有米下锅、有菜下饭，痛痛快快大嚼一场。酒酣肚饱后，无名“乐队"演奏开始，勇弟的笛子，书宪的秦琴口琴、松松和我的二胡、菊年的京胡，有时加上湘潭知青小刘的小提琴，夹杂着酒兴大发、忘乎天地愁怨的合唱齐吼。虽不优美动听，有点粗野狂放，但纵情欢快的旋律、高亢敞亮的声音回

荡在山乡的林野田畴间。处在那样一个沉闷压抑、百事禁忌的年代，这倒成了我们抒发心中郁闷忧愁的最佳方式……

    收获果实应是最令人欢欣的。但在那样一个大锅饭大呼隆的年代里，一年累到头，温饱尚不保，劳动日值少得可怜。1970年，我们倒坑大队长坪知青组六个人年终分配仅分得2900斤稻谷(人平不到500斤)和一斤四两茶油。翌年只得—半大米一半薯丝吃了大半年，时常红薯马铃薯当餐，饱了上顿饿下餐。 l 974年，三河公社石鼓大队河下生产队老知青组只剩下我兄弟俩，当年我们做了七千多工分，分得2000多斤粮食、20多斤茶油、棉籽油，还有10多斤花生、黄豆，年终分红得了160多元钱，这是我下乡7年最丰收的一年，也是最感欣慰的一年。。

                          荒  唐 轶 事

    动乱的年代总有不少荒唐的事。

    刚下乡的1968年，＂文革"还值狂乱期，林彪、“四人帮”正炙手可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全国真是一片“红”——红海洋、红宝书、红像章、红色风暴、红色恐怖……这个时期，也恰是共和国建国历史上最为狂乱动荡、最为愚不可及的疯癫时期，荒诞不经的事，在我的下乡地也不胜枚举。

    我下乡的策源长坪生产队，—何姓农村青年，不知何因被指认在山道口泥地上写了“蒋xx万岁”反动口号，获罪劳改7年，一去杳无音讯。策源是个老苏区，也是极贫困的大山区。我所在的队里连中农成分都少，更无地富分子。但为了“抓阶级斗争”、揪批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把—个当过甲长和—个离散赤卫队员打成“内奸”、“叛徒"，无休止地批斗、毫无人性地捆绑吊打，非挖出后台、隐情不可。常常是白天出工劳动，夜里开会斗争。害得我们也常常陪会到半夜过后，接受“阶级斗争课＂的再教育。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早请示”、晚汇报"、“餐敬”之类的仪式。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即需早晚出工前、收工后，全队社员每户必来一人赶到队部，在堂屋中央，领袖像前，整队肃立。由政治指导员率领，挥动红宝书，齐唱“东方红“，敬祝统帅”万寿无疆“，副帅“永远健康”，齐声诵读最高指示。然后向领袖画像虔诚地请示或汇报当天的生产劳动情况，或表达“斗私批修”决心、或检讨个人落后思想。木偶皮影戏一般，真是可笑之至、愚昧之至而又丝毫不敢流露轻亵怠慢之态。所谓“餐敬”也称“餐祝”，即每顿饭前，必须全体肃立领袖像前，挥动红宝书，高唱“天大地大不如……爹亲娘亲不如 ……”赞歌，口中念着餐餐重复的敬祝、万岁及“吃水不忘……翻身不忘 ……”的颂词。本已是劳累不堪，饥肠辘辘，眼瞅着摆在桌上的饭食，还得行如此“忠孝”礼仪，真是苦不堪言。可是在那样一种背景环境下，人人都得表现的虔诚忠贞，毕恭毕敬，谁也不敢有半点不敬不愿，表露出不快不满情绪，怕招来不忠罪名。好不容易敬拜完了，个个端碗夺筷，狼吞虎咽，席卷饭食。幸好此类愚昧可笑的宗教闹剧折腾几个月就未再演下去了。

创  伤  心  灵

    文革”动乱不止，阶级斗争越抓越狠，“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有三六九等类分，事无黑白是非之明。恣意流行的“血统论”使许多知青深受其害，心灵饱受创伤，遗痛毕生。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爹当官我进厂，我爹无用我下乡”，注定了知青中骄骄者飞黄腾达，落难人坠人深渊的命运。

我下乡是1968年11月，领袖的“再教育”最高指示号令尚未发布(12月22日发布)，几个红卫兵闯将鼓噪“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漂亮口号，带头下到“最艰苦也是最光荣”的地方革命、创业。鼓动得—班本已在城里因为父母长辈受到批斗、迫害，又入学、就业无门的同学天真幼稚地幻想通过下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既投身了“革命"，又避开了苦难的现实。可是后来的事实击碎了我们的异想天开，那帮”根正苗红"的始作俑者们光荣地下乡镀一层金后，仅仅7、8个月就抛弃了当初立下的“面向农村、扎根农村”的誓言，率先拔根而去，又一次光荣地“面向工厂"成为“领导阶级"队伍中的一员。留下一班背着黑锅或无权无势家庭的子女，旷日持久地接受着无期限的＂再教育“。19７4年风靡一时的批”走后门“、＂李庆霖事件＂正是当时这种社会现象的反应。我们同日下乡的30几位知青，有的下去仅仅8、9个月，有的7、8年，最久的呆了11年，直到1979年大回城才结束这场噩梦。

类似笔者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在农村的时候，最苦最累的还不是生产生活的困苦艰辛。人身权利的被剥夺，政治上的饱受歧视，致使心灵所受到的创伤远比肉体上的伤痛来得重、伤得恨。一顶“可教育好的子女"帽子就宣告了我们已被打入另册，需比其他人多受教育、多经考验、多挨磨练。1969年珍宝岛中苏开战、“要准备打仗”的全民皆兵非常时期，我因祖辈的无赦罪过且父母尚在“打倒”之列，以致连当个普通民兵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我弟在三河公社修河东渠道时，与几个出身不好的知青被强迫同“五类分子"—起干活，后遭其它知青提出“不妥"才纠正过来。

1973年正月里，一场“伪军官照”风波，让我着实惊出一身冷汗。这年春节，我们返城过年，队上两个青年在我的住处留守。一天晚上，几位青年在我住处玩扑克，一不小心打翻了用作桌子的小木箱，箱内—瓶茶油打碎溢出。他们忙乱地拾掇、翻检里面物什，看到了我的一本相册。谁知过了不久，从县里来了两个自称县革委会人

保组(公检法砸烂后的政法机构)的人。他们神情严肃地跟我兄弟俩讲了一通“对党忠诚、坦白从宽’’之类的政策训诫，不无威吓地说据有人举报，你们隐藏了你们外公或是祖父的国民党军官相片。这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向组织交代，否则后果严重……等等。乍一听说，令人汗毛竖起，惊吓不已。这种事情非同小可，如真有其事，不坐牢也得挨批斗“办班”的。一阵紧张回忆后，我记起了相册里的两张军官照来，心里就有了底。那是我父亲在茶陵县一中任校长时，因经常请一位离休后在县城定居的老红军——解放军原湖南省军区后勤部长李文大校来校讲革命传统故事，结下友谊，李老将自己的大校戎装照及与夫人（解放军上尉军官）合影照两张送给我父亲留作纪念的。我连忙从箱子里拿出相册，取出照片交与来人。他们认真地查看核对，嗅闻着照片上的茶油气味，才没趣地收起那股威严，神态稍许温和些了。临走还反复交代要正确对待举报、不许打听、不许报复云云。此事虽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可见当时人心叵测，对我等这类“可教子女”怀疑防范之“无微不至”。后来我也知道了此事来由，那晚玩牌人中有一位大队干部的“公子哥”，按说也是高中文凭生，不知是真区分不了大盖帽上八一军徽与国民党“狗牙太阳徽”的差别，还是立功心切，革命警惕心忒高使然。其父可是“左“得很的风云人物，若是能查出一个现行反革命”特情“案件，立上个大功，岂不荣耀风光，更上一层楼。这种人是不忌讳致人死地而后快的。想想此事，后怕不已。但也无可奈何，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只好逆来顺受，“正确对待’’罢了。

……  

    岁月悠悠，一恍五十年了。一代知青已步人老年，多少恩怨情仇都已烟消云散，甘甜苦涩渐似淡忘了。回眸七年知青生涯，走过的路，历过的事，皆已成旧。怨有何益?只是在生命中所刻下的这道印痕，将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