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周勇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愚人

阳台上有一个小储藏室，里面存放着一些看似无用，扔了又不舍的东西，其中有两箱子书，已很久没人去翻看它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打开了一个书箱，随手拿起一本书来，发现其中夹着一张稍有褪色的红纸，漫不经心地抽出来一看，我顿时惊呆了，这是一张三十多年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发给我的一张通知书，通知我去安徽省五河县夏集公社大程大队插队落户去。三十多年了，我为了生计南来北往地奔波着，身边的东西该扔的扔了，该丢的丢了，而这张通知书竟然还静静地躺在那里，真是不可思议！（后面有此通知书的照片）

见了这张无意之间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又打开了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记忆，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1970年，正是文革的中期，各项政治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我所在的中学也不能例外。在中学的这几年里几乎没上过几天课，在家玩了几年就算初中毕业了，再想读书就不可能了，因为那时高中已被取消了，想考大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高考制度也被取消了。那时的大学生是由工厂、农村、部队推荐来的工人、农民和军人，也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简称“WPS”，即英文工农兵的缩写。初中毕业后想要工作也同样是不可能的，那年代奉行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工厂快停产了，政府机关也快瘫痪了，只有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而开展得轰轰烈烈。大批的学生走向了祖国遥远的边疆和偏僻的贫困地区，有去兵团的，有去农场的，大部份是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去兵团和农场还算是个好去处，在那里生活基本有保障，每月有工资、吃饭有食堂，所以能去兵团、农场的学生，都是有些照顾成份在里面的，相比之下，插队落户是最艰难的选择。

那时候的中学毕业生都得报名上山下乡，如不报名，家庭所在的街道干部们会天天上你家去做思想工作，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也会给父母办学习班，一直到你同意报名为止。那时上山下乡是一场政治运动，只要一和政治沾上边，谁敢不服！谁敢不从！

我是自觉、主动地在学校报的名，收到下乡上山通知书的时候，我刚过十六岁，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很单纯，身体也很单薄。我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十六年间从未走出过上海，对外面的事，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的事，根本就不了解，这也和当时的新闻媒体有关，政府是绝不允许他们报导这些负面的东西的。

我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张通知书，最让我感到震惊和痛苦的是通知书正面和背面用原珠笔所记录的内容。记录有：父亲向其工作单位借款一百二十元；在某商店购买人造革旅行袋一个；棉毯一条；牙膏二支。这一百二十元钱就是为我打点行装用的，而购买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只能凭下乡上山通知书才能买到的。可想而知，那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多么的困难，社会的物资供应又是怎样的匮乏。

看到这儿，我真为当年的自己感到可怜，感到心痛！

做父母的当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看着自己这么小的孩子，身体这么单薄，毫无社会经验，毫无生活技能和劳动技能，又从未经历过农村生活，这就要远赴他乡，独立面对各种未知的磨难和风险，父母的心理能承受得起吗？虽然我没见他们流眼泪，他们很坚强，但他们的心一定在滴血。

一九七0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从上海乘坐了一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了安徽省蚌埠市，再从蚌埠市改乘一辆解放牌大蓬车，向东北方向行驶了约五个小时，到了五河县夏集公社。这时大程大队十一生产队的牛车已在那等着了，上了牛车又向西走了约一个小时，来到了生产队。

原来我们应该去第七生产队插队落户的，但现在我们却来到了十一生产队。后来我知道，由于第七生产队没有现存的房子来接待安置我们，虽然我们每个知青有五佰元的安置费，但是现盖房子也来不及，所以安置我们的任务就临时给了十一生产队。其实十一生产队也没房子安置我们，他只是看上了每个知青的五佰元钱安置费才愿意接纳我们的，当时这五佰元可不是个小数。

该队有个养牛的大院子，院子的北边有三间房子，东边有三间房子，其实就是六间牛棚，共养着十几头牛和驴。为了安置我们，他们把北边三间牛棚的牛都集中到东边去了，然后再在这腾出来的三间房子的地面上重新铺上了厚约十五厘米的新土，在其中两间房中再放上几张床，在另一间砌上了炉灶，就算是我们的新家了。

我脚踩在新家的地面上，感觉地面在晃动，就像踩在“海绵”上似的。后来知道，原来这里是养牛的地方，多年来，牛在里面吃、喝、拉、撒、睡，地面上已浸透了牛的排泄物，再经牛蹄子一踩，整个地面全成了稀泥，就像是一片沼泽地。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在地面上垫新土之前，他们也没顾得上把这些稀泥铲掉，所以就形成了“海绵”地。后来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地面才不“动”了。墙上的牛粪依然清晰可见，屋子里到处散发出一股臊哄哄的味道，苍蝇、蚊子到处乱飞，院子里还栓着几头牛和驴子。我们从牛车上卸下了行李，然后到隔壁大娘家吃晚饭去了。

大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面容和蔼可亲。大娘给我们烙的白面饼，还有用白面做的稀稀的面糊糊，还有大娘自己腌的咸菜。经过一天一夜火车、汽车、牛车的不停颠簸，我们虽然又饿又渴又累，但这时心情很不好，再说这样的饭我们也从来没吃过，所以一点胃口也没有，什么也没吃，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了我们的新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样的饭菜，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佳肴了。

再次回到了我们的家，打开了行李，铺好了床铺，这时天色已暗，我们点亮了队里给我们准备好的煤油灯，这也是我们凭生以来第一次用煤油灯。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几个孩子坐在床边默默无语，有人在悄悄地流泪。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我们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在此之前我们想都没想到，中国竟然还有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后来听说，那天到其它生产队去的一些女同学，有的关上门后不吃不喝，在屋里哭了一个星期。好在我们这几个都是小伙子，还坚强些。

这些给我的只是初步的、表面的印相，真正地考验和磨难还在后面。

上海那边，父母及家人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我们的信，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这里的一切。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拿起了笔，这是我十六年来第一次给父母写信。我有太多的话要向父母及家人诉说，但在这一瞬间，我又决定不能将这儿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那样做的话，他们会非常伤心的，他们的心中将会永无宁日的。这一切还是都让我自己来承担吧！于是我写了一封让父母们心里能够接受的信。但有的同学将真实情况告诉了父母，父母们痛苦地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信，看完了信之后精神上就崩溃了。

在上海时，学校里曾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一年里，国家会供应我们口粮和生活费，好让我们有个过度期和适应期。但实际上这种待遇我们总共才享受了两个月，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刚去时，在隔壁大娘家吃饭，但吃了两天我们觉得不对我们的口味，再加上我们也吃不惯面食，于是就决定尝试着自己做，因为我们几个人都从上海带来了一些大米。

在第三天时，我们就下地干活去了，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一天挣十个工分。

过了一段时间，我对当地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安徽省五河县位于皖东北淮河中游下段，属淮北地区，境内多是平原，因此淮北有“八百里平原”之说。五河县又以其境内有纵横交错的淮、浍、漴、潼、沱五大河汇聚五河口而得名，其中的沱河，就在我们村的北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流过。五河，光听其名，一定以为是个地肥水美的地方，但没想到它确是安徽省乃至全国都数得着的有名的贫困地区。那时还是人民公社的时代，农民基本上靠天吃饭，雨下多了就涝了，雨下少了又旱了，但真正风调雨顺的年景极少，因此十年总有九年灾。主要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山芋，但产量极低，小麦亩产才刚刚九十斤，再去掉一、二十斤种子，剩下的就更少了。我们这个生产队有约一百五十口人，人均有十亩地。土地也不算少了，可惜这些土地太贫瘠了，再加上缺少肥料，旱灾水灾不断，有三分之一离村子远的地基本就不种了，这些地太薄了，要是种庄稼的话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只好长年荒着。当地农民对这些地有个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法，说是要在这些地里种麦子的话，到快收麦子时，你往麦地里一看，如果有癞蛤蟆在里头翻斤斗，连腚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其它的地也是一年只种一季。这样的土地，十亩还不如肥沃的土地一亩的收成好，每年打下的粮食，去了该交的公粮，该留的牲口饲料、种子等，剩下的就没多少了。

在五河县，只有县城里有电能看见电灯，其它地方都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祖祖辈辈传不来的油灯，吃水得用一根扁担两个木桶到村头的水井里去挑。全村没有一个钟或手表，掌握时间是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要碰到阴天下雨，就只好凭感觉了。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夜晚，队长喊大家下地干活去（都是用嘴喊，从不敲什么东西），我迷迷糊糊地起来了，外面漆黑一片，我扛着把锄头就跟着大队人马走了，困得很，一路走还一路睡着觉、做着梦。走了约二十分钟到了地头，四周还是一片漆黑，看不见，也干不了活，于是大家抽烟的抽烟，睡觉的睡觉，我倒头便睡在了地头，睡了一大觉天还没亮。

队里没有一台拖拉机，甚至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耕地拉车都靠这十几头牛和驴子，有时候人还要帮忙。村里有两辆“大车”，运东西全靠它，这种车非常的原始，全部由木头制成，连四个车轮子都是木头的，很像古代的战车，这种车非常沉重，没有十几个人很难拉动它。村里与外界的联系只有村南边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路上就一片泥泞，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无法通行，只有光着脚还可以走，要想到外地去，就得步行几十里地到县城去乘车子。记得我有一次去县城里办点事，走了七个钟头才到。村里也没有广播，也没有报纸，也没有一台收音机，外面的消息进不来，村里的消息也很难出去。收信、发信可以到大队去办，那里有个邮差，隔几天会来一趟，但取汇款、取包裹，就要到二十多里外的邮局去了。

住的房子也是就地取材盖起来的。墙是用泥加上麦秸再加上适量的水和成的硬泥垒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厘米厚，屋顶上盖着的是一层厚厚的叫做“回草”的草，此草是专门种来盖房子用的，能长到一人多高，特点是经久耐烂。墙上一个窗户也没有，房子的保温性非常好，冬暖夏凉，但时间一长，老鼠会在墙体上打许多洞，这些洞四通八达，白天都可看到老鼠在洞口探头探脑地东张西望。

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一盘直径约六十到七十厘米的石磨，是用来把家中各种粮食磨成面的工具。磨面时，在磨盘上别上一根或两根木棍，由一个人或两个人来推，推磨时人就围着这磨道一圈接一圈地转，永远也转不到头。磨的效率很低，磨五十斤面就要化上一天的时间。这个磨我们用不了，曾经试过，转上几圈人就晕了，而当地人从小就有这方面的锻炼，习以为常了。其实驴子是很适合用来拉磨的，但生产队里就这么几头驴子，是不会给个人用的。

生产队每年分给每个社员的口粮大约为：小麦五十斤；玉米五十斤；山芋三百斤，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要靠山芋或山芋干来充饥。每个工分价值七厘钱，一个劳动力一天挣十个工分才合七分钱，妇女算半劳力，一天挣五个工分，才合三分五厘钱。到年底分红了，大部份农户都是透支户，即分不到钱，还要倒给生产队钱。我们知青虽然光棍一个，如不偷懒天天出工干活，一年下来只能分到几块钱，我最好的一次是分到了十块钱，正好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钱。

由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是绝对不够吃的，好在每个人还有几分自留地，当然我们也有一块。给生产队干活时，许多人都在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一到收工时，就跑到自留地里使劲地干。生产队长天天领着全队社员起早贪黑地干，但总有干不完的活，结果是农民自留地里的庄稼永远比生产队的庄稼长得好。我们给生产队里干活已经累得死去活来，还哪有力气去种那自留地，所以我们的自留地一直荒着，从未有过收获，地里的草长得很高，经常看到有人在里面割草，用来喂猪，或晒干后用作柴草。

队里分的，再加上自留地里打的，农民到手的粮食离满足每个人一年的最低需求量仍有四、五个月的缺口。要是坐在家中吃，到不了过春节就会弹尽粮绝，而新麦子要到明年五月中下旬才能收割，怎么办？不能眼看着在家坐吃山空啊！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每年十一月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后，整个冬天生产队里基本上也没啥活了，那时也没任何副业可干。一些家庭就留下小孩和老人，没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就将大门一锁，南下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去乞讨，春节也不回来，直到第二年的春种和收麦子时才回来。有些家庭基本上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很划算，在外乞讨不用做饭，省下了家中的粮食和柴草，另外这一冬天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要到一、二百块钱。我们也和当地农民一样，收割完庄稼后也走了，也是到明年春天回来，不同的是我们是回上海向父母乞讨去。

在来这儿插队落户之前，我的想法很简单，也很朴素，心想农村里再苦再累，最起码总能吃饱饭吧，只要能吃饱饭，干点活算什么。没想到，还真有吃不饱饭的地方。

在这儿的几年时间里，我们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第一是生活关：我们要学会用五谷杂粮来做饭，还要让肠胃慢慢适应这些五谷杂粮；要学会挑着两个水桶到村头的井里去打水；要学会拉着风箱烧火做饭；要学会洗衣服、洗被褥；还要学会钉扣子缝补衣服。

第二是疾病关：在那里生活了半个月后，我们的身上就非常痒，接着全身除了手掌、脚掌和脸上外，全都起了小红疙瘩。又过了几天小疙瘩全成了一个个脓泡，脓泡一破，衣服都粘在了身上，那时正赶上夏天，受的那个罪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才好，后来才知道这是水土不服的反应；另一种疾病是疟疾，那时候整个淮北地区都流行疟疾，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由于农村卫生条件差，再加上缺医少药，当时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病虽然很少有致人死亡的，但却让病人苦不堪言。得了这样的病，有一天一发作的，有两天一发作的，发作的一次比一次厉害，连续发作三、四次，这个病程就结束了，我们一年总要经历二到三次这样的病程。发作时先是冷得你浑身发抖，连床都在摇晃，是从身体内部向外冷，盖多少床被子也没用。折腾你约一小时后接着是高烧，能烧到四十度以上，浑身大汗淋漓，口渴、心律加快，心脏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一样，这样又折腾你约一个小时。整条被子都已湿透，人口渴难熬，只能取水缸中的冷水一瓢接一瓢地喝，虽然当地村民说这时不能喝冷水，但那时我已顾不上那么多了，即使喝完马上就会死，也得喝。经过这么几次一发作，等这个病程一结束，身体也就彻底垮了：脸色苍白，骨瘦如柴，连走路都得扶着墙。只有公社里有个小卫生站，但也没什么药。这里遵循的是自然法则：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现在回想起来，幸亏当年没得什么要命的病，就当时的条件，死个人是很正常的事。

第三关是干农活。那时的农活也没什么技术含量，照着别人的样子干就行，但必须要有个好的身体素质，来适应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经过无数次劳作后的腰酸背痛，无数次的咬牙坚持再坚持，日长天久自然就炼成了一付不畏严寒、不惧酷署、能忍饥耐渴、并能连续作战的一身钢筋铁骨。

人在一种已没退路，必须往前走才能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中，能爆发出惊人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我们很快就通过了这三关，具备了在当地生存的基本能力，接下来就能像个真正的当地农民一样，开始了漫长而平淡的农家生活。

有了这个生存能力，只是说我们已能耐受周围的环境并能生存下来而已。在后来的几年中依然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繁重的农活还是常常压得我们喘不上气来，再加上一些病痛的折磨，远离父母亲人带来的心灵上的孤独与无助，生活照样是异常的艰辛。

那时正值我们身体全面发育生长的时期，需要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但我们每天摄入的只是保持生命最低水平所需的热量，这营养上哪够去！这种恶劣的生存状态使得我们小小年纪连美梦也很少做了，大家做的最美的梦可能就是大碗大碗地吃肉了。别人是努力地想在现实中来实现梦想中的事，而我们却是在用梦想寻求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

几年后，我们这些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具有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双重性。在农村中村民认为我们是城里人，在上海我们既没户口又没工作，又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自己。实际上自己在各个方面已不再适应这座城市，也不能完全融入这座城市了。每年一过了春节，就又急着想回到农村去。

这段知青生活是令人心酸的，也是刻骨铭心的，是令每一位知青都终生无法忘却的一段人生历程。这些知青们在农村生活少则二、三年，多则十几年，最后大部份都回到了城市，但在他们的心里上、性格上都清晰地打上了城市和农村这两个铬印。

这一代知青们身上有着很多的优良品质，归纳起来有：

意志坚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守得住寂寞，能默默地完成各种艰苦的工作；

轻名利、重感情，讲义气，勤劳善良、有同情心；

很少有奢望、奢求，生活俭朴、为人诚实；

能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心理上有着超人的克制力与承受力；

文化水平不太高，但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丰富；

他们仍然是当今社会的弱者，社会地位不高。

知青这一群体，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他们在知青生活中所得到的东西足够他们享用一生，同样，他们失去的东西也足够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