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山里的姐妹 作者/傅耀华

   1968年我高中毕业，即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卷回了我的老家，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大别山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是村里唯一读到高中的女孩子。那个年代，在我们大山里，别说女孩子，就是男孩子上高中也是凤毛麟角。我的那些同龄伙伴，大多数只读到初小，也就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一来，小学五、六年级办在公社所在地，往返要走三十多里路，老师要求学生住校。二来，那年月，在不少人看来，吃饱饭才是头等大事。那时农村粮食的分配，由口粮和工分粮两部分组成。口粮，按照人口分，大人小孩标准不一样；工分粮，按照工分分，工分挣得多，粮食就分得多。有的家庭家大口阔，父母觉得女孩子迟早都要出嫁，是人家的人，所以要她们帮家里挣工分，挣工分粮，不让她们读书。我一路读到高中，我的姐妹们非常羡慕！

   从回乡到1970年初，我一直在生产队干农活。虽说我就出生在贫农家里，生长在穷山沟里，可我是知识青年啦！我谨记毛主席发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生产劳动中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磨炼自己。我没有读书人的脆弱，没有女孩子的娇气，能吃苦耐劳。我的积极表现，得到了父老乡亲的一致认同。后来，他们还选我当上了妇女队长。乡亲们说我是村里的知识分子，队委会的秀才。生产队里的大事小事，都少不了叫我的参与。我也乐于为大家多做些实事。

   那年月，全国到处都在学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队长让我这个秀才充分发挥作用，当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担任了村里的广播员。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便拿起喇叭筒，在村后面的山坡上播诵毛主席语录。村民听到广播，便陆续聚集到村头，听队长派工，开始一天的忙碌。村里开社员大会，需要读个报纸、唸个文件什么的，自然都是由我包揽。

 有一件事最为同伴们津津乐道，就是给女社员争报酬。那时候，早上出工，生产队的计分标准是 : 男社员 1 分，女社员0.5分。我觉得不太公平。早上就那么一个把小时，插秧、锄地、挑稻谷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劳动量，为什么妇女得到的工分只有男劳力的一半呢？我以妇女队长的身份据理力争，队长终于笑着答应了，给女社员出早工也记上 1 分。就这么点小事，我的那些伙伴，十分佩服我，说还是读书多些好，能以理说事。其实我也知道，在农村干体力活，男女还是有差别的，所以白天男劳力记工10分，女劳力记工7分，我们也都觉得合理。

 村里年龄相近的小四、守辉、仕华、小媛、淑安，这些姐妹和我交往最密切。大山里的女孩子，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可她们朴实、善良，对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虽然我不怕脏不怕累，但是最害怕水田里的蚂蝗。每当蚂蟥爬到腿上，我吓得大叫。小四这些姐妹都很体贴、照顾我。要求队长把我和她们分到一个小组干活儿。她们在水田里扯秧、插秧，让我在田岸上挑秧、撒秧把，让我去烧茶送水。她们发自内心的关心、体贴，让我十分感动。我决心向她们学习，慢慢去适应环境。中间休息的时候，就该我忙了。我给她们讲故事，讲报纸上新闻，胡侃外面的世界，有时还教她们唱歌。她们也给我讲了大山里的不少趣事，还教我纳鞋底，做布鞋，绣枕头。那段时间，我还真是学到不少的针线活。当时我绣的一对枕头，嫂子一直保存着，还不时拿到人前夸耀。 

 我们村前有一条小河，叫进士河，因有“一河六进士，两岸四将军”而获此美名。这条河上游有一座水库，河水清澈，起落有致，两岸风景秀丽，如今已经开发成进士河漂流。进士河漂流，上了中央电视台。经过我村的一段河流，河水平缓，不深不浅，是游泳的好去处。高中读书的时候，我们体育课学过游泳。有一次，我问她们敢不敢去河里游泳，她们说只要我愿意教，她们就去。那天，姐妹们一个个把衣服从家里偷偷拿出来，先放到我家。下午收工时，三三两两漫不经心地在河边磨蹭。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蹑手蹑脚地来到河里。说是游泳，对于她们来说也就是玩水，水淹到胸前就害怕，更不敢把头钻到水里。可是大家玩的很痛快，她们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去河里游泳。从河里上岸，姐妹们悄悄地来到我家换衣服。因为山里人认为，女孩子去河里游泳不成体统，是有伤风化的事，家长知道了会挨骂。只有我母亲，我哥哥相信我、宠着我。

 记得有一次，我们挑豌豆到粮站。我不知道豌豆特实沉，也像她们一样，装上满满两箩筐。小四比我大两岁，她身体结实，干活如同男劳力。她说，你刚从学校回来的，不能和我们比，你少装点。从生产队到粮站十里多路，尽管我装的比她们少，一路上还是压得透不过气，一会儿就掉队了。小四见我落在后面，她放下担子，跑回来接我。她一直挑到赶上其她伙伴才放下我的担子，回头去挑她自己的。后来，每次干重活的时候，她们都嘱咐我说，你是读书人，干体力活一定要悠着点。

 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分布在进士河的两岸，直到两面的山坡上。那时候根本没有拖拉机，每到秋收季节，稻谷都是靠社员肩挑背扛。队长安排的时候，按田亩面积计工分。一丘田从割谷，到捆草头、挑草头，包给几个人完成。我的这些好姐妹，每次都是约上我一起包田。一天，我挑稻谷草头过河的时候，脚踩到了玻璃渣，人一歪险些倒在河里。守辉眼疾手快，赶快放下担子，跑步下河接下我的担子。上岸一看，我的脚还在流血。她叮嘱我回家包扎，就在家里休息，剩下的她们挑完。多好的姐妹呀！虽然我名义上是妇女队长，可处处都是她们照顾我。她们的关心体贴，她们的善行善举，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扉。

    后来，上面给我们村安排了江喜萍等四个武汉知青。我作为先回到农村的知青，作为妇女队长，积极协助队委会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尽量给他们一些方便，我们慢慢成为朋友。我的姐妹们也很热心的帮助他们，还把自己家里的生活用品送给武汉知青，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山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只要大队部放电影，我们姐妹便约上武汉知青一起去看。有时，我们甚至一起走十几里路，到公社所在地看电影。

  1970年初，我被选拔到凉亭中小学教书，当上了民办教师。我虽然不能天天和姐妹们在一起劳动，大家仍然十分亲密。每次她们在学校旁边劳动，我都要抽空给她们端茶送水。有时候，她们也会说说笑笑，跑到我的房间休息一下，闹腾一番。

  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知识青年不光是接受教育，还应该为改变农村面貌作出贡献。我当民办教师时候，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被选为队长。为了更好的把宣传队带好，实实在在为乡亲服务，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我省吃俭用，买一个收音机，边学边教。宣传队有十几个年轻人，我把小四、小媛、仕华也吸收到宣传队了。我们利用晚上和下雨天排练很多了节目，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唱祖国。根据同村老贫农王世念的家史，我自编自导《王世念翻身记》，到每个小队演出，场场爆满，受到一直称赞。之后，剧本被县文化馆收存。在大力推广学唱样板戏的时期，我吸收部分武汉下乡知青，把宣传队扩大到40多人，排练《沙家浜》，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那时候经常晚上排练到很晚，小四、小媛和仕华常常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同吃同住，亲密无间。

  我的这些姐妹们出嫁的时候，一个个都请我当伴娘。在她们心里，有我当伴娘既有面子，同时还觉得有读书人陪伴，预示将来自己的子女能读出书。后来，她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回娘家的次数慢慢稀了，我和这些姐妹见面的机会也就逐渐少了。

 1973年，我被推荐上师范读书。毕业后，先是分到罗田师范工作，后来调往了浠水，跟她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到现在，和她们分开快50年了。我清楚地记得她们的音容笑貌，可是，她们的各自详情，并不十分清楚。

 她们现在还好吗？是不是也记得我呢？每次回老家，都没有见到我最亲密的伙伴小四。去年，她家里的人告诉我，小四已经是四世同堂了，我很高兴。让我痛心的是，姐妹中一位名叫仕华的，人很漂亮，心肠也好，居然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辞世了。唉，山里的女孩子，大多数将近二十岁就嫁人，过早地挑起养儿育女的重担，大部分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大山，怎不令人腕息？

 我十分怀念那些大山里的姐妹，怀念回乡锻炼时同她们一起相处的岁月。那些年，与其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如说是接受这一群山乡姐妹的教育，接受她们至善至美的道德感化，接受她们的淳朴自然的情感熏陶！

  作为一个回乡知青，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和姐妹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很快乐，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的一种资格。农村，锻炼了体质，锤炼了意志，使我骨头坚硬了，思想成熟了。几年的知青生涯，让我懂得珍惜，学会善良，多些人生的感悟。

如今，我退休十五年了。打球唱歌，读书学习，国内国外游山玩水，十分惬意。可是，女人活百岁，总还是觉得娘家好。无论走多远，我还是最念我的家乡--大别山区的湖北罗田。我的家乡现在发展成为旅游风景区，有进士河漂流，有万亩花园，文化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我爱家乡的青山绿水，我爱家乡的鸟语花香，我爱家乡的民风淳朴，我爱家乡的乡亲善良，我爱那些大山里的姐妹，更有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让我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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