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饭、那水、那土炕 作者 张翟西滨

那饭、那水、那土炕

那饭

    上山下乡，首先遇到生活关。单说一天三晌吃饭，就难于适应，一改城里家中小锅小灶，变为乡村吃大锅饭的日子。

    当时，大队有7个生产队近百号男女知青，不论分散住在那个小队知青点，收工后，皆会到唯一的知青大灶就餐。大灶有 1名男灶长和 1名女炊事员，都是社员。灶长负责采购、磨面和卖饭票等繁杂琐事，偶尔也帮厨；女炊事员则全身心料理饭菜。那时，我们知青都是提着口粮到大灶兑换主食饭票，副食菜票要用现金兑换。

    见识知青大灶，令我吃惊，灶台比床板大。瞧，那两口大铁锅，一口锅直径约 1米，比较深，是做主食的；另一口稍小又浅，但直径也有60公分左右，显然是炒菜的。在家时，城里人家大都用小锅小灶做饭，类似这样的大锅大灶还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见。

    那年月大灶没啥好吃的，几乎天天一个样。早晚掺沫糊（苞谷面做的稀饭）或熬苞谷糁，就酸黄菜或咸菜；中午清汤面，偶尔飘点绿叶。馍是杂细粮混搭，或用苞谷面蒸的“锅沓沓”（方言：指发糕），细粮饭票很快就会咥完，多数时间吃的是杂粮。

     农村供电极不正常。知青大灶，馍蒸不熟，饭夹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下乡前，我做肠穿孔手术刚一年，身体羸弱，在家发烫的馍不吃，杂粮几乎不碰。下乡后，“忌口”变成了“饥口”，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发糕照吃，糁子照喝，没想到身体倒还不错，也许是劳动治百病吧。有一回，收工吃饭，天麻茬黑，知青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大灶院中喝“沫糊”，喝着喝着，都觉得跟往常不一样，牙碜得不行。在大家洗碗时，灶长跑了出来，向大家高声道歉：“今对不起大家啊！天黑没电，把口袋拉错咧。”原来他把麸子（多用于喂牲口）当成苞谷面撒到锅里了。

    冬季，农村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大灶蒸的馍发青，有时还冻在蒸笼里，像冰疙瘩。买到这样的主食，心里别提有多凉。难怪知青回家总要大包小包，拎点好吃的回队。我也同样。每次回家母亲总为我准备一罐头瓶大油（当年肥肉比瘦肉贵）。当热腾腾的馍，从中间掰开，用筷子挑进一些大油，再撒上点盐，吃到嘴里，那个香啊，堪比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一罐头瓶大油，不到三天就被消灭干净，因为知青们看见，谁都不客气，你一勺，他一筷，这叫“有福同享”。当然，知青中也不乏过日子细的人。我所在的小队有位女知青，一天夜里咳嗽得不行，同屋年长的知青以为她病了，急忙拉开灯去瞧，上前一揭被子，发现她正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吃炒面（即：炒熟的干面粉），搞得彼此都很尴尬。

 说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我看不如当地社员。社员们收工后回家，不管饭菜好赖，起码能吃上热饭、饱饭。而知青大灶上吃饭的人数难以估摸，去晚了有饭没菜或有菜没饭的情况屡见不鲜。不知多少回，逼得我拿着碗筷到社员家蹭饭。

    我所在的小队有3名男知青，彼此亲如兄弟，与社员关系也处得甚好。谁家桃熟了、杏熟了、枣熟了，总会给我们提来一点；社员家里盖房呀、打墙啦，我们也会主动帮忙。一次，知青院就我一人，感冒咳嗽，浑身发冷，睡在床上一点都不想动。赤脚医生及时送上药来，房东为我“小灶”打了三个荷包蛋端到床前。人在病中情感最为脆弱，当我斜躺在床上端起那碗热乎乎的荷包蛋时，眼泪“吧嗒吧嗒”落在碗中……

那水

 我插队的村子，坐落于北莽原的干旱区。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家或有老井，或吃窖水。前者是汲取地下水，后者是收集雨水窖藏备用。当地从井中打出的水，浑浊不清，一股异味，即便用灶火烧开，仍水质泛黄，难以下咽。据说，常年饮用这样的水易得“大脖子病”，医学上称之为“地方性甲状腺肿”，主要因碘缺乏所致。

     黄土二道原，最缺的就是水，若遇大旱，水贵如油。社员跟我们戏说：“进了南贺（村），人难活唉，我们是用唾沫洗脸。”难怪村上流行“宁给一个馍，不给一碗水”之说。

    好在我插队之时已属“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知青的基本生活明显改善，已经吃上机井水。我小队虽未打机井，但能用上外队的机井水，每桶（汽油桶）水收取5分钱。队里几乎家家都备有一人高的圆汽油桶，一年四季靠人力拉水吃。我们知青点的大水瓮就在我们男知青房内，旁边有一土灶台连着风箱，偶尔，我们男女知青也会单独或合伙开小灶，改善伙食。

    我们小队7名知青，3男4女。平时，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无论谁有个头疼脑热或生活难题，皆会彼此呵护，相互关照。拉水这样的体力活，自然落在我们男知青身上，但女知青见了也会主动跟过去，帮着推车。一般情况下，每周要拉一大桶水，做饭饮用，洗洗涮涮。显然，女知青耗水要比我们男知青多，每次收工后，她们一踏进门便是一番清洗，不像我们男知青，蓬头垢面，也懒得抹一把。

    春夏季节，拉水不难，难在秋雨连绵和冰天雪地之际。雨天村中的土路泥泞不堪，拉着几百斤重的架子车，脚下打滑，浑身污泥，单说驾辕就得两三人帮衬，我不知有多少回滑倒摔成泥人；冬日里大雪纷飞，路面结冰，行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摔跤，拉着重重的架子车，更是左摇右晃、举步维艰。

    有时，我们到村民家中，一进门主家会客气地说：“喝了没?”，顺手端给我一小碗白开水，这在当时恐怕是最好的招呼和礼仪了。那年月，一盆水一家人轮流洗，洗过的水舍不得倒掉，还要喂养生畜或家禽。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常常为浇公家地、自留地而起争水风波。

    提及水的故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房内的水瓮又高又大，几乎与人比肩，能容纳一大汽油桶的水，但无瓮盖。我清楚地记得，是用一大张牛皮纸覆盖瓮口，纸下面搭两根细竹棍作为支撑。一次，好些天未清洗水瓮了，我们几个知青把水瓮腾空，以清除瓮底的污垢，谁知竟然发现了一只巴掌大的死老鼠！娘哎！饮用多日，不知老鼠淹死多久咧，我们男女知青面面相觑，惊恐万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土炕

    过去，关中农民大都睡土炕，上面铺席，下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因它由土墼、泥混合搭建而成，乍一看，土气、笨拙，但却经济实用、温暖养生，是当年农村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设施。

    插队那会儿，我们知青点，两张木凳搭上一块床板，铺床褥子，便是一张床。其他季节好说，冬季特别难熬，除了冷，还是冷。知青点是陕西八大怪之一“房子半边盖”，房檐下悬挂一尺长的冰溜子，长短不一，粗细有别，白天太阳升起，温度增高，冰溜子慢慢消融，水滴脖行（方言），啊！“渗凉、渗凉”，我需箭步跨跃；晚上房间不是四处漏气，而是八面透风。屋里的水瓮结了厚厚一层冰。床紧靠窗户，玻璃早被顽皮的孩童打破，我是用图钉将塑料地膜摁上去的，风刮得窗户上的塑膜一张一弛，伴有音乐的节拍，难以入眠。睡前，不敢喝水，生怕半夜方便遭罪。我双层棉被加身，钻被窝时，颤抖着身躯一点点地向里伸，还呲牙咧嘴地发出“唏嘘、唏嘘”难以忍受的惨叫。每到这时，我就想我要是队上的社员该多好，这会儿恐怕睡的是热炕。偶尔，遇到人家走亲串门，为守护家园，同龄人也会喊我过去做伴，凡遇此事，我忒高兴，觉得这一宿有热炕睡了，幸福至极，溢于言表。一进农家，房间内占据最大面积的就是那一盘巨大的土炕，立马感觉周身热乎乎的。人本自然之子，土炕是大地的一部分。人睡在土炕上，身心皆会与地气相通，真的，那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完美放松。

     在农村，土炕对农家生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干活累了回到家，往炕上倚着被子卷一躺，一会功夫身子骨就轻松许多。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摆一矮方桌，欢欢乐乐地吃饭，感到的是一种闲适；吃完了饭再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又感到的是一种亲情。土炕有时充当干日常手工活的场地，搓玉米、做针线活大多在炕上完成。土炕还是孩子们的乐园，炕上赤脚，蹦蹦跳跳，累了顺势一躺，不一会就进入甜美的梦乡。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生娃，一般也在土炕上养育。难怪人们把美好生活形容为“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邻里乡亲来了，都会顺口：“上炕坐坐吧!”显得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倘若改为在炕下拉个凳子，让客人坐，就显得生分讨嫌。这在当时也许是一种风俗习惯。

    土炕还是庄户人家包治疾病的“理疗台”。因土炕很硬，没有弹性，往上一躺，腰板很直，许多人都愿意在炕上睡，为的是身板直、腰板硬；天一冷，上了年纪的人就乐意把炕烧得热热的，睡个热乎觉；有个头痛脑热的人则喜欢往热炕上一躺，蒙头大睡，出身热汗，霎时病情减轻许多；平时，有个腰痛腿寒，都愿上炕热敷，感觉活泛、舒坦，腰腿自然不怎么痛了。一位盘了多年土炕的老农告诉我，土炕还能产生有机肥。烧炕多用秸秆、玉米芯什么的，炕洞里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打了炕后，用水泼匀、粉碎，运到田地，是农作物上等的肥料。那时候，买不起化肥的农民，借助“打炕”，积累土粪，播撒田野，收获喜悦。   

 如今农村土炕已渐行渐远，被做工考究、雍容华贵的新床取而代之。的确，现在的生活比以往文明、富裕许多。我以为：当城市生活成为发展趋势，现代文明成为时尚，许多乡下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潜移默化演变为城里人时，还是念念不忘土炕曾燃烧艰难的岁月，默默地、贴心贴背地曾为他们提供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温暖与温馨……

（字数3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