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 离

 下乡第三年起，在同学中议论的就不是如何干好工作了。大家心里最想的就是“怎么回家？”。

 确实，“九一三”之后，不少同学都离开了兵团，连户口都不要了，跑到部队去当了兵；一些同学的父母“解放”出来，也因各种理由回了城；上大学推荐也越来越难，知青不说，老职工的孩子也加入了竞争，一人一票的计票方式，使大的家族占了很大的便宜，知青被推荐的比例越来越小；“困退”办起来也不容易，谁家里是独子？没有几个。看来只有“病退”一条路可走。可是，谁愿意有病啊？这样五花八门的“制造”病情的方法就大量出现了。

 我是75年想到办理“病退”的，这时，成熟的办理办法，已经被更多的人用过，成功率将近一半。探亲在家，遇到哥哥学医的同学来玩儿，说起我还在云南兵团，很是诧异，于是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去试试办理“病退”。我半信半疑，就跟着他去了医院。听他说，北京批准病退有一个杠杠，分着几类病，一类病是只要确认有这几种病，随到随批。让我办的就是这一类“病”——糖尿病。

 那个年代，食物匮乏，有谁得这种“富贵病”啊，说了谁相信呢？就因为少，所以容易。此病诊断两个指标：尿糖、血糖。只要这两项高，医院马上就开病情证明，报到“知青办”一准批。去之前，他先对我讲了糖尿病的“症状”，让我熟记，就是“三多”——吃、喝、尿多。这好办，反正医生不会一天到晚跟着你，只要说就行了。

 化验是个大问题，尿里含糖，正常人你吃的再多，到尿里也没有多少了，只能作假。在他的“指导”下，我准备了一个眼药瓶（那种塑料的）清空后，洗了几遍，他给我装了一瓶葡萄糖液（就是医院输液剩下的瓶底），开了化验单后，带着我去厕所，用量杯接了尿后，告诉我“你把葡萄糖滴进尿里，一滴就是一个加号，最多滴三滴。”而后我拿着作了手脚的尿液，战战兢兢送到了化验室。果真，化验结果是“三个加号”；化验血就麻烦多了，第二天早上，要空腹抽血，他让我准备一斤白糖，带到医院，在抽血前，用杯子盛好白糖，倒了一点儿水，让我一次吃掉，我本来就爱吃甜食，这个不难。完全吃掉后，他看着表，过了半个小时，就让我去抽血。这样检查结果，空腹血糖果然超出正常值好多。我拿着化验单找到了医生，医生也很诧异，我那么瘦，怎么会有这种病，可是化验结果又是明明摆在那里，而我口述的“症状”又都符合，就给我开了患有“糖尿病”的诊断书。第一关，就这么轻松地闯过去了。回到家，我和哥哥赶紧写了“病退申请书”连同医院诊断书一起，交到了街道“革委会”。街道那些人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患“糖尿病”的申请，那时，一般人都不知道这种病，还问我什么症状，我只得又把自己学来的糖尿病知识给他们普及一边。亏得有人看过病退的三类病明细，就说了一句“这是一类病退，赶紧报上去！”我听到后，心中暗喜，千恩万谢告别了他们。

 第一步，走完了。于是，赶紧准备东西回云南，经过十几天的长途奔波，我又回到了瑞丽。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向领导汇报说，自己得了“糖尿病”，要办理病退。由于我以前在营里相当活跃，打球、干活，活蹦乱跳的，乍一听，连我也要办理“病退”，大家将信将疑，多数都不相信我是真病。我只好装病，不上球场，不去下田、上山，做出一副病人的姿态。为了装得像，我每个月要跑一趟师部医院，去取治疗“糖尿病”的药品，第一次去师部医院，带着灌好葡萄糖的眼药瓶，顺路买了一斤白糖（好在这里生产白糖，不要本也不要票）。到了师部，住在招待所，第二天准备好眼药瓶，吃好一斤白糖，就去看病，医生正如我预料，问我吃没吃早点，我告诉她没吃，于是她给我开了化验单，让我去化验血和尿，我看时间已经到了半个小时，赶紧跑去验血，抽完血再去厕所，这下子可能多滴了一滴，尿糖查出四个加号，等血糖结果出来后，那个女医生定定的看着我，可能她也奇怪我的指标回那么高，接着又问了我的工作，听到我在机关后，就松了一口气，嘱咐我千万不要累着，一定要按时吃药。我心中充满了愧疚，脸都红了，医生又说，“你先别急着回去，多在这里休息几天！”我更是觉得无地自容，赶紧离开了医院。

回到营里，我又写了一份“病退申请书”附着师部医院的诊断证明，交到了团里。就开始了我“休假”的幸福生活：今天想去上班，就去办公室，干点儿事儿，不想去，干脆在家里看书，这样图书室里的那些书，几乎被我翻完了。以前，天天上球场的人，这时连球场都不敢去了。特别是面对关心我的那些老同志，嘘寒问暖，自己更是觉得惭愧无比，真是度日如年。

 果然，不愧是“一类”病退，回到营里才两个月，北京的公函就到了团里，让对我进行“病情复查”。于是，我又动身去师部医院，把前次的事情，又重复一遍。只是这次“尿糖”是三个加号，那个女医生还告诉我“病情有好转！”我拿着诊断书及化验单，回到团里，交了以后，认识的几位参谋、干事，都安慰我“好好养病，争取痊愈”。就连场长都来看我，问我生活上又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增加营养。这些让我感动不已，又羞愧难当。

 转眼，过了春节，师部认识的同事告诉我，“病退”北京市已经批了，可以办理回家的手续了。我心中暗喜，这下子，就不用整天装病了。等了一个月，其他，批回来的同学陆陆续续接到通知，一个个都走了，可我的通知一直没消息。于是，借着每个月一次去师部取药，我又到了师部，一打听，原来分局（师部）调来了一个副局长董玉华，是个成都知青，盈江（13团）调来的。在分局党委会上提出“知青，只要提了干部，就不再享受知青待遇，‘困退’、‘病退’都不准回城！”那些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位子还没坐稳，谁也不敢站出来反驳她的观点，这样好多像我一样的知青干部，就都卡在了分局（师部）。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到了原来我们总厂（团）的老场长陈秀贵，问他，是否有这回事？老陈是分局局长，党委书记，一把手。他是师部改分局时的副政委，由于师部改为分局后，局长从昆明回来出了交通事故，去世了，他就接任了分局的局长。老陈告诉我，我的函早就来了，就是因为党委对放“知青干部”走不走，意见不同意。所以，迟迟没通知我办理手续。叫做“议而未决”，党委还在讨论之中。看来，我回家还是有希望的。我就乖乖的回去了。

 回到营里，得知，跟我一起被“卡住”的还有女三中的两个同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会计（文书），她俩都是在我的回函之后到达分局的。所以，我的任务就艰巨了，每次去分局，都是代表三个人去呼吁，去发声。

 转眼间，到了四月份，北京传来“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兵团已经彻底改为了农场，师部也正式以“农垦分局”面世。分局里又出现了“大字报”，几位老干部又被挂上了“复辟干将”的大帽子。也巧了《参考消息》里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糖尿病的寿命不超过五年”，我看到后，奉为至宝，将其剪下，贴在硬纸壳上，只要上级机关来人，就捧着给他们看，嘴里说着“我已经没有几年的活头儿了，不让我走，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样，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接着去分局医院取药，我又找了陈局长，跟他讲，“你留我在这里，也是有私心的，因为这里北方人少。老劝我留下，调到分局来。可是，你看分局到处都是你的大字报，你的命运还不知道是什么，把我留下还不是让我陪着你挨斗。还不如让我回去，与家人再活几年。”一个是那篇文章触动了他，再有社会形势也让他提心吊胆。老陈对我说，下次开党委会，我提出放你们走。我心里觉得，还是老干部啊。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四次去分局，都没得到结果，我的心也一次比一次凉了，看着老陈一天天衰老的面容，我实在不忍心再去逼他。谁知道，柳暗花明，九月三日，突然总场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病退”函，分局批了，已经到了总场；四日又打来电话，总场已经托人将函带回营里，晚上就会到营里了。听到后，我差点儿蹦起来，终于要回家了！

9月5日，一大早，我就敲开了分场主管军务、干部的祁文根家的门，告诉他：我的“病退”批下来了，赶紧给我办手续。他揉着还没醒的眼睛，问我：“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我告诉他是谁带回来的，昨晚就交到了军务小方的手里，今天正好有拖拉机进城，我要去办理户口、粮食关系。一听这话，他急忙穿好衣服，跟着我去敲小方家的门，小方与北京女六中的一个知青结了婚，很熟的，一敲门他就打开了门，看见我们，就问有什么事儿？老祁就说，你赶紧给春生办手续，他赶拖拉机进城。小方莫名其妙说，办什么手续啊？我就问他昨晚总场有一个公文袋，你接到没有？他连忙从桌子上拿出来说“是啊！就是这个。”我拉着他，往办公室走去，边走边说：“就是这个，你到办公室打开，给我办转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证明。”到了办公室，打开一看，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调动手续。看到这个，老祁就说，赶紧开，春生要赶拖拉机。说罢，他就回去了。不一会儿，我就拿着证明到机务队，坐上了去往县城的拖拉机。

 大约十点半，我已经到了瑞丽县公安局，将户口迁到了北京，又跑到粮食局把粮食关系转到了北京。拿着两个介绍信，跑到县邮局，用双挂号把它们寄了出去。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心里想：我又是北京人了。……

 时光荏苒，当我再一次踏上瑞丽的土地，已经是1991年了。见到那些当年关心过我的老干部、老工人惊诧的目光，我坦然地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假病”。他们也都谅解我的“造假”，只是说“我们都因为你不在人世了！”多么好的人啊！我想到那时大家对我的关心、照顾，心里感慨万分，在那个时代，为了回家，自己违背良心，弄虚作假，欺骗了大家，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关心、呵护。知道当年是受骗之后，又大度的给予原谅。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师。

 我这个城市的孩子，来到边疆、来到农场，经历七年半的磨炼，最后——逃离了那里。有历史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总之这就是我“知青生活”的一个片段，也是五十年前开始的知青运动史里的一个花絮……

写于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

张春生，北京赴云南知青，下乡在云南瑞丽农场弄岛分场一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11团4营1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