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回忆--陇东插队纪实（3）

其实老乡本不该那么穷。刚去时，我以为这地方是靠天吃饭，年成不好就没有办法，但后来发现，同样的年成，塬上有些很好的地里庄稼长得稀稀拉拉，每亩麦子只收几十斤，而村子边上有些山地里的麦子却长的绿油油极生猛，原来那是老乡的自留地。因此只要多上肥、好好伺候，还是能有比较好的收成的。问题出在大队核算上。我们所在的水泉凹生产队和附近的庙庄、刘天沟等几个队同属水泉凹大队，是统一核算分配的，当时是公社的一个试点，即不管你这个村子收成怎样，到年底全大队要打通了平均分配，这是贯彻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但结果导致哪个生产队也不卖力，避免被其它生产队“共产”，也导致我们大队在周围几个大队中是有名的穷队，比相邻的大麦沟大队要穷得多。我们去的第一年，年终分配时每个工是9分钱，第二年更是降到7分钱。那么一个工的概念是什么呢？那时学大寨，给每个劳动力根据他的能力和表现评分，最壮且表现最好的劳动力可以评为“标兵”，每干一天给10个工分，就是一个工，一般的壮劳力最多只能评到9.5分，女人一般评为6到7分，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干满一天的活还挣不到一个工。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是不管丰年还是歉年，生产队首先要交足公粮，如果遇上年成不好，交完公粮后队里所剩的口粮可能已不够吃饱肚子，再想办法申请要求返销粮吃或救济粮，因此农民的口粮总是很紧张。

大队统一分配对我们水泉凹来说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分到的食油比其它大队略多一些，因为我们大队的庙庄生产队里有一家远近几十里唯一的油坊，每到年终，大队里每家都能分到几斤菜籽油。我们曾经参观过油坊，设在一个很大的窑洞里，采用的是传承数百年的挤压榨油法，用一根长达十几米的大树干作为杠杆，杠杆末端利用重物增大榨油的压力，榨油效率很低，现在那油坊早已不存在了。

我们几个男生中，大尹和小尹是兄弟俩，我们几人在学校时关系就很好，那时不上课，整天在一起玩单杠、双杠、举重，或者踢足球，身体都很壮实。再加上家庭出身“有问题”，自感低人一头，干活极其卖力。农民中最壮的劳力能干什么活，我们也不示弱，照样干。我们几人经常给其他知青和老乡表演的“节目”是两只手同时各用五个手指头夹起五块砖，或者不要别人帮忙，独自将立在地上的“桩子”抗到肩上。“桩子”其实就是一袋粮食，陇东地区通常用的粮袋细而长，用羊毛编织，很结实，装满粮食后直径有二、三十公分，差不多将近一人高，一般重量为170-180斤，通常都需要两个人合作，一人半蹲将肩膀对着桩子中部，另一人抓住桩子底部用力上抬，才能抗到肩上；就是老乡中的壮劳力，也不是都能独自抗桩子。大尹在我们当中年龄最大，19岁，力气最大并且各项累活都争先干，被评为“标兵”，每天可以拿到10分，就是一个工；我和小尹则评到9.5分，已经相当于老乡中最强壮的劳动力了。其他村子的同学一般都不像我们这样干活，太累的活只要说干不动，老乡们其实也不会强迫你去干。附近崖庄的几个同学，都是68届初中生，比较文弱，一开始到村里大家就都表示干不动重活，结果老乡们也就不让他们干力气活，经常跟妇女一起在场院里，他们也乐得优哉游哉，甚至时不时还读一些数理化的书，多年以后他们队里这帮人差不多有一半上了大学。我们几人应该属于典型的“傻大头”了，那时我们年轻气盛，自恃身体好，只知道傻干逞能，再加上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样样事不敢落在人后，在生产队里什么活都干，从来不讲价钱。那时候，我们是那样真诚地、拼命地想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证明自己。我自从16岁下乡后，就再也没长过个子，毫无疑问是受了重体力劳动的影响。但干满一天的活还不到一个工，就是说还挣不到9分钱，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但分不到钱，连充抵队里分的口粮钱都不够。记得我离开农村时，跟队里算帐，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抵交了我从队里分到的口粮后，还倒欠队里二十多元钱。老乡们生活的开销从哪里来呢？平时的主要开销是点灯的煤油和吃的盐，要从“鸡屁股”里来，一般每家都养几只母鸡，下了蛋自己一般舍不得吃，每个鸡蛋5分钱卖到供销社。到年底如果家里养的猪成了，能卖几十元钱，就有可能给全家每人扯布做一身新衣，因此过年时也往往吃不上肉。吃粮方面，队里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主要还要依靠家里的几分自留地来补充。

我们下乡那时尽管已经建国近20年了，但整个公社都还不通电，我们大队也没有一件机械化农具，耕地完全还是沿用几百年来的原始方法：“二牛抬杠”。刚去时，除了上“水保”工地外，队长主要分配我们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如拉车、在饲养站起粪、往地里送粪等等，这类活儿一般都又脏又累。比如起粪，队里的牲口都集中在饲养站的几口窑洞喂养，饲养员平时负责每天向牲口圈里填土，把牲口的粪便掩埋起来，过一段时间土厚了，就需要把粪土挖出来。由于粪土被牲口踩的很结实，需要用镐头刨，经常是一镐头下去，结果表面一层硬土下面却是稀粪，溅了满脸满身。

由于干活经验不足，有好几次险些送命。一次是从饲养站往塬上拉粪。饲养站里的粪起出来以后要先运到塬上，再分别向各块地里运送。饲养站在最靠近塬上的一层窑洞，从饲养站到塬上距离大约有四、五十米，但是高度差约莫有七、八米，要一直上坡，坡度也算比较陡了，如果是稍微富裕一点的村子，只要套上一头驴，这拉粪的活儿就很轻松了，但我们水泉凹是个穷队，牲口很少，只好自己当驴了。我们每两个人一组，负责将一车车粪土拉到坡上。我和小尹在一组，大尹和一位老乡一组，另外几组都是老乡。干这活的都是村里最强壮的劳力，我们两人一组把一满车粪土拉到塬上并不十分吃力。但干着干着，有一组老乡玩了花样：每次只由一个人把车拉到塬上，另一个人就可以躺在饲养站的炕上多休息一会儿。然后大尹那一组也如法炮制。那时候我们年轻气盛，我和小尹一看，也不示弱，也开始轮流一人一次。开始的几车还凑合，尽管非常吃力，使出全身的力气也能顺利地把车拉上去。但我那时还不满17周岁，毕竟耐久力和经验比起那些二三十岁的壮年老乡要差得远，独自拉了两、三车后，再一车就已经有些顶不住了，拉到坡中间就没了力气，车子停在坡上走不动了，并缓缓向后退，我的肩膀套在架子车的皮带里，如果被车向后拖，结果必然就是连人带车滚下数十米的悬崖。这时就是喊人帮忙也来不及了。我拼尽浑身力气好不容易把车稳住，让它不再后退，然后咬着牙，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挪，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车往后倒，最后终于到了塬上，但头脑已经完全空白，不知道是怎么上来的。这是我下乡期间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经历。

还有一次，是用架子车将粪土向山坡地里运，这是由塬上向下拉车，但是也不容易，架子车后部底下都安装了一个废轮胎，下坡时一人站在车后，让架子车后部拖在地上相当于刹车，另一人驾辕，需要将车把使劲向上抬以增大后部的摩擦力。坡度较缓时问题还不大，但坡度大时驾辕者必须有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控制住车不往下冲。那次我和大尹一组，大尹驾辕，我站在车后，在一个急转弯下坡处车失去了控制，直冲向山崖，在车坠下山崖的一瞬间，我从车上跳下，而大尹随车一起掉了下去，只听通的一声，然后扬起一大片尘土，我心想，坏了，赶紧往下看，幸而这一段山崖不深，大约只有七、八米，大尹与车一同坠下，幸运的是没有被车砸到，落到下面的松土上，从尘土中钻出来，竟然毫发无损，真个是有惊无险。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是从沟底向塬上抬木头。我们去的第二年，附近的几个大队要共同建一所小学校。每个村子出几个人，从开始的打土坯、拉砖瓦、挖地基、抬木头，到和泥当小工、盖房子，我们经历了建设学校的整个过程。盖房子的砖瓦是从县城川里一家砖瓦厂买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拉架子车，每辆车两个人并套两头驴，到川里去拉砖瓦，来回大约五、六十里地。真正的砖用的不多，只用在房屋的几根立柱上，柱子之间的墙只用土坯砖，是我们自己打的。陇东的黄土粘性很大，打土坯砖很简单，只需要一个砖模，两人配合，一人将黄土铲入模具，另一人用石槌将砖夯实，然后码放好晒干即可，两个人一天就可以打几百块砖。最重要的材料是房梁，要用到整根的木材。陇东的塬上几乎没有树木，而在沟底由于湿润靠近地下水，还保存一些树林。盖房子要到沟底伐木抬上来。从沟底到塬上垂直距离大概至少有百八十米，通过一条之字形上升的曲折小路，窄的地方只有半米多宽。根据木料的粗细长短，每根木头需要七、八个人到十几个人，用一根长绳绕木头若干圈，叫做“滚绳”，每两个人一根杠杆，挑住绳子。这种滚绳的特点是每根杠杆上承受的力是不断在变化的，如果某根杠杆上受的力大了，必须用力向上挺住，重量就会转到其他位置，若是挺不住而向下缩，反倒会承受更大的重量。那些刚伐倒的树木死沉死沉，更要命的是那上山小路太窄，两个人必须一前一后错开，慢慢向上挪，到了之字转弯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转过弯来，就队尾变队头，反方向再往上挪。这活儿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半路上出点儿差错，有可能整个队伍都滚到悬崖下，谁也跑不了。我们一届的同学祥华，在邻村崖庄，也被派来抗木头。他的身体不如我们几人结实，有一次在上山途中，他实在顶不住那瞬间的极大重量，肩膀缩了一下，杠杆从他肩头滑下，这一条杠杆承受的重量就落空，而其他杠杆突然承受更大的重量，整个队伍摇晃起来，幸亏其他人咬牙努力稳住了阵脚。上了山以后，大家把木头从肩上卸下，这时过来一位老乡，恨恨地说：你他妈的差点要了我们大家的命！对准祥华胸前就是一记重拳，立刻将他放倒在地。祥华不敢作声，也算是死里逃生。我们在小学校工地上前后一共干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到学校建成才回村。至今那小学校还在，现在的名字是崇信县黄寨乡油坊小学，最初只建了一排平房，现在规模已经大得多，眨眼已经50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