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而那个早已去了天堂的张大娘，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无法忘怀。
1969年的3月9日，我们乘知青专列离开杭州，三天后的凌晨到达福利屯火车站，接着就上了接站的大巴。火车一路上经历了三天两夜的跋涉，大家已经很疲乏了，任大巴在坑坑洼洼的冰天雪地中颠簸，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那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一个个都进入了各自的睡梦中。
当我们被一阵凌乱的锣鼓声惊醒时，汽车已经停靠在一个围满人群的的茅草屋前。
几乎是着清一色油光闪亮的黑棉袄的东北老乡们，都好奇的争先恐后地把脑袋伸进车厢，望着我们这帮着清一色黄棉袄的南方孩子。在火车站一同上大巴的大队干部老牛先跳下车，然后蹭地蹬上一个大磨盘，对着还在车上懵懵懂懂的知青庄严而大声宣布说：这就是富锦县兴隆公社红星生产大队胜利小队。大伙到家了，下车吧！
被安排在这里落户是11位知青，六个男生，五个女生，我也名在其中。此刻，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的家？有几个知青已经下了车突然又往车上跑，有几个还没有来得及下车的，就不愿再下车，大家都哭着喊着：你们欺骗我们，我们上当了，把我们拉回去。......
那时，唯有我已经下车，脚边放着两个在火车已经被折腾破烂的纸板箱（那是我所有的行李）。望着从近到远的、虽然被正晌午的阳光裹挟、一间间茅草屋依然被白雪严严地围堰着；脚下似乎是一条路，被人踩踏出一深一浅的雪窝、黑白相间的雪和泥土中露出一小坨发青泛黄的牲口粪便；还有数十条大大小小的青白不一的狗，在汽车和人群中不停的自由穿插、时而伸长了脖子伸出长长的舌苔，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我知道让汽车再驮着我们回去，这已经是徒劳的了，户口也早半年前就迁这里了，还能回哪里去？一切由命吧！
僵持了个把小时，都已经过晌午了，车厢里的同伴们哭着喊着还是不肯下来，车下的老乡围着汽车看热闹，我一个人尴尬的在汽车旁不停的跺着已经冻傻了得双脚，肚子也饿的直呼叫。
突然，我发现不远处：一个满头白发的小个子老大娘，穿一件士林蓝碎花布棉袄，下面着一条黑棉裤，脚下还缠着白的绑带，三寸小脚扎着一双黄色的绣有小花的棉鞋。在众人面前，老人显得那么精神利落和整齐。那大娘有些急促地踮着碎步，沿坑洼的雪地中隆起的一条窄窄的路向汽车颤巍巍的奔来，在车旁，她使劲儿分开挤嚷的人围，一手把着车门，吃力的把脖子探进车厢，说：南方的孩子们！你们下来吧，怎么地也得在大娘家吃完饭再回去呀。这时，在一旁的乡亲搀扶着老大娘上了车。看着眼前哭的正凄惨的孩子，一个个的眼都是红肿的，大娘也抹一把眼泪，抱着一个知青的头哭着说：是谁整的事儿，把那么小的孩子送这嘎哒来受苦。大娘走到每个知青的身边，大声说：孩子们下车，大娘给你们烙了白面油饼，熬了小米粥。等吃饱了，俺们再去评理。
知青们在大娘的劝说和忽悠下，终于下了车。
那时，县上有规定，知青下乡第一年被安排在社员家吃饭，我们十一个杭州知青一日三餐就在大娘家搭了伙。
大娘姓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只记得大爷姓张，我们就管大娘叫张大娘。张大爷长的高高的个子，满脸的慈祥，见了我们总是乐呵呵的也不多说话。以后，我们才知道，大爷年轻时就给一个地主家当长工。那地主从山外娶回一个俊秀的姑娘做小老婆，那小老婆就是现在的张大娘。解放前夕，那地主突然死了，大爷和大娘就凑合在一起成了一家子，膝下也没有任何儿女，就老两口相伴着过日子。瞧着我们这一帮从南方来的孩子，整日里总是追着大爷、大娘亲热的叫呼，两位老人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三月正是农闲季节，我们知青什么农活也不会干，整天就在东头鸡叫西边闻，西边骂崽东头烦的小屯子里瞎晃晃。张大爷是干农活的好把式，所以每天早出夕归去生产队干活，我们知青们就围坐在大娘边，像是和自己的亲人一样唠嗑。大娘从小到大还没有见过火车是啥样，这回，知青坐的大巴车也是第一次瞅见。她老是整不明白，这老大的一个、方方的、整个像盒子似的，拉着老鼻子人就到处跑？我们还不停的给大娘讲杭州的西湖，讲杭州城里的高房子和马路上跑的汽车。有一次，大娘突然问，你们说的西湖，是不是那个白蛇娘娘住的地方。她说，我这辈子看过的戏都揣着粑粑（大便）喂狗了，就那白蛇娘娘还记心窝里呢！因为这闺女可是个好人啊！大娘的话可把我们都逗乐了，原来大娘还真和我们杭州有缘分呢！
一日三顿都是五谷杂粮，我们南方人乍到这北大荒的小屯子，看着那些粗粗的黄澄澄的苞米茬子心里直发毛，心想，这怎么能咽得下嗓子眼去。可是，经过大娘细巧的双手，黏糊糊的茬子饭舀到碗里送到嘴里也是挺香的。我们也逐渐的体会到那些东北老乡祖祖辈辈以此为食粮，个个吃的膀大腰圆，也不失为既能填饱肚子又喷香可口的主食。大娘知道我们南方人吃食细巧，为了把苞米茬子熬的烂熟，她总是在煮茬子饭时施些个硷面。北大荒的冬天下来什么蔬菜也没有，只有藏在地窖的土豆和整缸大酱。大娘会整法子，把土豆片放太阳下晒两天，然后多搁些油熘大葱；还把土豆切成丝蘸着盐水，然后在大油锅里烹，就像现在的麦当劳的薯条一样好吃；她还把土豆放水里浸泡出淀粉后做成粉条，然后给我们做粉条烙肉。还有现在丝毫不见怪的酸菜，老乡们家家户户都在入冬前囤积了大量的白菜麻垛在地窖里，到了该吃的时候，就是酸酸的香香的。在大娘的手里，酸菜和土豆就成了我们上好的东北菜肴。
慢慢的。我们习惯了东北农村的饭和菜，我们知青们也都把大爷和大娘当作了自己最亲的亲人。大爷和大娘也把我们杭州知青当做了自己的孩子。有时，知青们从家里寄来了邮包，就赶紧把那些香肠和笋干菜等好吃的送到大娘家，然后买几瓶当地的一个“北大荒”牌的白酒，像一家人似的，盘着腿围坐在炕桌旁，学着东北老乡吆五扯六的美美地喝上几盅。
日子就那样的慢慢的过着，吃的住的也逐渐的习惯了，几个月下来，几个女生照照镜子，都说自己比来时胖了，有的还说吃五谷杂粮都吃成了双下巴颏。于是，我们白天在地里和老乡们一起干活挣工分，到了吃饭时 就争先恐后的往大娘家跑。
秋夏收割季节，那时的农活最忙也最重，一天的农活干下来，我们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知青累的都趴屋了，大娘见了也挺心疼的，就和生产队商量从公社去批了些白面，每天在我们干活歇晌时，大娘一手提一个壶，一个手挎一个柳条篮子，里面是一张张用油煎过的白面大饼。看着大娘为我们操心，那么一大把年纪，还裹着小脚，走几里地为我们送喝的送吃的，我们都忍不住想流泪。大家都说，张大娘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那位老奶奶，我们还商量，等以后有了条件，带大爷和大娘一起去杭州西湖看看，也让大娘实地去看看白蛇娘娘歇力过的“断桥”。
大约是我们下乡的半年后，一天，大队突然进驻了从公社派来的“抓遗漏地富右工作组”。那天晚上生产队通知，第二天早上在我们生产队和另一个生产队中间的一块空地要召开斗争遗漏地主的大会。所谓遗漏的地主是第二生产队的一个老大娘。已过七十的老媪，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年青人，反扭着双手，脖子上还挂着一块从小学校借来的小黑板，上面写着：遗漏地主某某某，打上粗粗的叉。我们城里来的知青都已经习惯了， 那些自己熟悉的老师也是那样挂着牌子，双手高高的扭过头，说是坐喷气式飞机。所以我们没有兴趣去看那种惨无人道的场面，就提前溜号回来了。
已经是快吃中饭的时辰了，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大娘家的小院子。院子里冷清清的，平时大娘总是站在院子门口，咪着眼，挂着满脸的微笑迎接我们回家吃饭，今天却不见了大娘。进了屋子，大娘也不在，外屋的大锅里丝毫不见往日的热气，掀开锅盖，里面什么也没有。平时大娘从来不串门的，更何况，今天全村的都去参加批斗大会了。我们几个都傻眼了，大娘能去哪里了呢？突然，一个女生指着不远处，大声喊起来：那里有两只脚挂着。
东北农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一个用木头和苞米杆子搭建的小楼，到了秋收后，老乡们都把从生产队分的粮食放到楼子上，那样屯放的粮食透气能搁到来年。我们都习惯称呼那苞米楼子。随着那尖叫，我们赶紧围过去一看，那矮矮的苞米楼子下吊着一个人，再仔细一瞅，是大娘！
大娘死了，是上吊死的。那天晚上生产队通知第二天要斗争遗漏的地主，大娘就整整一宿没有合眼。她知道第二生产队被批斗的遗漏地主和自己也一样，原来都是穷人家的闺女，后来也是给老地主做了童养媳，就划了地主成份。大娘小时候也是穷家的孩子，凭着长的天生细嫩被地主看中而被迫做了小妾，虽然在地主家没有吃得什么苦，但也没有享得几天清福，那老地主就死了。解放前夕，大娘和在地主家当长工的张大爷了成了一份新家。那天早上，大娘也去了批斗会的现场，大概是看见了认识的老姐妹被折腾，就联想到明天自己的命运是否也会如此：被高高的扭起双手，脖子挂着一块大牌子，自己的名字上也画粗粗黑黑的大叉。大娘越想越害怕，......。
大娘含冤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我们这群来自杭州的朝夕相处的孩子。异乡的亲人没有来得及和我们打声招呼就匆匆地走了。
过后，我明白了，这就是世道，这就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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