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跃龙门再回首 2017年8月9日下午与繆计一（原四分场、林业站）、毛正强（原四分场）一行三人，前往浦东机场，开启了“鲤跃龙门再回首”的旅程。
我们抵达哈尔滨后，驾驶着由朋友提供了一辆车，三个老男人、三本驾照，一路向北，奔驰在辽阔的黑龙江大地上。
我离开龙门农场（曾经的劳改农场，代号：405信箱）已经有三十八年了。那个曾经劳动、生活过十个年头的地方，常常会在睡梦中出现，耳畔回响起当年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什么是“知青”？一万名知青有一万种回答。我所理解的知青是：一群16、7岁稚气未脱的未成年人，离开生长的大城市，来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当年胡乱比划着“五六式”冲锋枪时，待擦枪走火死人后，才知道枪械并不好玩；当春秋时节，漫山遍野森林大火，组织上山扑火时，会不知深浅直往火海里冲；当春天看见牲口发情交配时，一大帮女生会集体围观大声叫喊：快来看，马驮马啦！
关于涉及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千秋功罪，众说纷纭。试问：当年那些曾经的“青春无悔”、“扎根边疆一辈子”热血青年今安在？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一场既悲且壮的话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历史已经给予了这场荒唐运动的结论——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1970年5月6日，我作为一名69届的初中毕业生（生活尚未能自理）被送往上海彭浦火车站（当年上海北郊最大的货运火车站），在一片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哭声连天中离开了上海。
人们经常提及的“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即66、67、68届三届，而69届却不包括在其中。69届是“文革”中最边缘化的一届初中毕业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是彻底的“一片红”（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没有任何工矿、参军的分配名额）。许多上山下乡的69届年龄不足16、17岁，有的甚至只有15岁，全都是一群年幼无知的未成年人。
69届目睹了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不平凡的经历；刚刚小学毕业该上初中的时候，又遭遇了“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在亲眼目睹了斯文扫地的那一场民族浩劫;又经历了乡下插队的艰苦磨炼。 5月9日到达火车轨道的尽头——龙镇火车站（距离上海约2800多公里），然后搭车约2个多小时颠簸的汽车抵达龙门农场，荒凉、广袤的黑土地一下子展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我们卫星中学69届男女初中毕业生二十名学生被分配在良种站，离场部仅二里地，其他9个分场距离场部至少20、30、40里地。 广袤的黑土地上、茂密的白桦林中刻着我们一代知青的痕迹，流淌着我们这代人青春的血液，更深深埋藏这我们狂热的激情和忧郁的梦想。16岁到25岁，青春岁月，花样年华，就在这一望无际的黑土地里悄然逝去，上天可鉴，大地作证。 历史是无法选择的，只要我们曾经梦想过、搏斗过、生活过，青春的梦即使断了，但历史必将会给一个公正的告白。 据上海市劳动部统计，截至到1978年末，上海去黑龙江知青共165186人，其中兵团、农场、林场138140人，插队27046人。我所处在的黑河地区德都县：一师五团（五大连池农场）、六团（二龙山农场）、襄河农场、尾山农场、龙镇农场、龙门农场、引龙河农场、永丰农场、华山农场、凤凰山农场、苏家店农场等。
其中有个很少有人提到的现象：分配到农场去的上海知青，绝大知青是在“文革”期间所谓的家庭出生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人。譬如：有海外关系、资本家或小业主子女、祖上非三代贫农和工人，以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等等，至少是不属于“红五类”（三代工人或赤贫）家庭出生的。或多或少有这些家庭出生背景的知青被称着“可教育好子女”，一般不会安排去黑龙江兵团或插队。
至于龙门农场各分场总共究竟有多少上海知青？目前我无法查证。
我作为有一个从未谋面过的工商地主的祖辈大家族、解放前大学毕业、一辈子在中学（文革的重灾区）教书的“臭老九”父亲，归类于“可教育好子女”就成为理所当然了。龙门农场度过的十个年头的生活，就是这样在生活艰辛、劳动繁重、精神压抑、前途渺茫之中度过的。
当时，龙门农场有十个分场。良种站作为离场部最近的一个分场，其环境条件要相对好些。良种站的主要工作是搞农业科研和培育良种。良种站的人员构成如下：革委会5人，由主任、副主任、委员所组成。一连，基干民兵连，全称：武装民兵基本骨干连，120人（其中基干民兵二个排计80人、普通排一个排计40人），配置五六式冲锋枪、七.六二式步骑枪、苏式高射、平射两用机枪、八二迫击炮等装备；二连120人，每个连队分三个排。此外，机耕队15人，畜牧队（大车班、猪号、马号、鸡号）20人，科研班10人，园林班10人（后扩建为林业站，人员约20人多），菜园班10人，炊事班5人，医务室2人，总计人数约为300人左右。良种站可耕地的大田总面积有320公顷（4800亩），分三个地号。科研用地10公顷（150亩）作小区试验和培育良种；苗圃用地2公顷（30亩），培育苗木，主要是大叶杨、小叶杨（以插扦方式的无性繁殖）和果松等树苗（以树籽育苗方式的有性繁殖）。 昔日在这苏俄时代废弃的路基上曾经有多少次的彷徨和徘徊，而今又铺上了铁轨通了火车（从龙镇至黑河）。
良种站的职工主要有齐齐哈尔、牡丹江、上海知青、本地家属子弟和少部分其他城市如北京等知青所构成。每位职工每月可领32元的工资，数年后增至每月37元，每人每月伙食费约15元左右。
这些收入仅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平时基本生活开销，每年探亲回沪，来回路途上的花费，根本没有任何结余。每次探亲归来，家里还需要花费不少钱，采购许多生活用品和食品带回农场。这对于多子女上山下乡的家庭来说，特别是有插队入户知青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与全国所有乡村地区相同，对于突如其来、大批蜂拥而至的各地知青，广大乡村无论在基础设施、组织管理、能源供给、生活保障等等方方面面，完全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基本准备工作。
在生活方面。如电力供应是依靠场部柴油发电机组发电，限时供电（每晚十点停机），电力严重不足，灯光昏暗。在供水方面，整个良种站仅有一口深井，靠人用轱辘打水，冬季井台周边积成厚厚冰层，女知青打水非常危险。厕所是简易木板钉成的，八面透风，脚踩在两块木板上方面，底下是个大糞坑，臭气熏天。在伙食方面，长期缺少荤腥，漫长的冬季，无绿叶蔬菜，以容易在地窖中储存土豆、大头菜（上海人称卷心菜）、白菜为主。主食曾经吃过大碴子、窝窝头和发了牙的麦子磨成面做的馒头（优质小麦需要交国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组织管理方面。基层干部以抗美援朝的转业、复员军人为主，大部分是农村出来当兵的，为人朴素、勤奋实干，对党和祖国充满感情。但是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管理能力较差。曾经组织我们知青学习毛主席语录时说道：让我们打开第一页，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语录的前言)。更有“苏联的卢布没有中国的华达呢好”等的笑话出现。 我们良种站有二长排宿舍，每排宿舍分二间大屋子，每个大屋子内是面对面的两个大通铺，每边大通铺可睡30人左右，通铺下面是砖砌的地龙，冬季在门口地龙口烧火取暖，房间中间还砌有火墙取暖，烧火墙的炉台可以烧水。房子地面就是泥土，居住在宿舍里的几十个人的洗漱、洗衣，地面常年湿漉漉的。一到夏天，宿舍大通铺全是跳蚤。头几年，由于我水土不服和血型的关系，长期没法洗澡（这么大的一个农场尽然却没有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许多人为了洗个澡而去北安。），经常被跳蚤咬，一抓破就流脓水，劳动时一出汗就黏在裤腿上，连续了二、三年。有次我数了一下，腿上的疤痕有270多个，常年不退，回沪多年后，腿上的疤痕才慢慢消失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农场生活艰苦，在这有限的生活空间内，聚集着各地大批青年男女，花样年华，青春荡漾，日久生情，每天都演绎着青年男女的恋爱、结婚的故事。有上海女嫁坐地户的、有老乡与老乡的、也有异地青年恋的。当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来临时，又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那些都是后话了。
当时有不少人好奇：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很另类，没有任何绯闻流传，像个清教徒。我曾数百次地问自己：你想这辈子留在黑龙江吗？你有能力养活自己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的目标是：我要活着离开这里；我要上大学；我要入党提干，洗脱政治上的包袱。因此，许多人都在嘲笑我痴人说梦！讽刺我是大学生（因为当时全国没有一所大学在正常运行）。
2017年8月11日，我们一行三人从哈尔滨启程，自驾一路向北，向着边境城市黑河进发。中午，途径龙门农场作加油、休息、午餐。郑德仁老主任（郑德仁，原名：郑乃栋，今年88岁，原先后任良种站书记、林业站主任，抗美援朝老兵，现居住在龙门农场场部，身体非常健康）已早早站立在场部的大路旁等候我们。虽然数十年未见面，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立即带我们去预订的饭店，大盘、大盘饺子端上桌。饭后又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即告别继续向黑河出发。杨伟英先生于龙凤，此刻已在距离黑河180公里处的龙门农场接应我们，随车一路向北。
来到良种站半年多后，杨贵林主任让我带领陶涛和付世新进入食堂，负责良种站200多号人的一日三餐。开启了上海知青掌管食堂伙食的先例。每天要做一麻袋200多斤面粉的馒头，在直径1.2米的炉台上挥汗如雨的炒菜、做汤。由于陶涛和付世新上手比较慢，那段时期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他俩给我打下手。比如，我做好馒头，他们摆屉、上锅台蒸；我炒菜，他们烧火等等。
那年冬天，天气寒冷，由于不出工，食堂开两顿饭（在东北漫长的冬季里，如不出工干活，一般都是开二顿饭。），上午九点，下午三点，但是我们三人每天的工作量照旧。晚上，在井房打完水，饥寒难忍，我就为我们三人煮了些疙瘩汤充饥。这是突然冲进食堂5、6个熊腰虎背的齐齐哈尔市知青，气势汹汹的指责我们是在私自开小灶，我拿起正在做疙瘩汤的马勺子扣在为首的一个人头上。他们让陶涛和付世新到一边去，他们两人较为老实，不敢吱声，躲在一边，然后他们全部冲着我一个人而来。我一看情况不对，退守到食堂小宿舍，手持木棒，守候在门口，进来一个揍一个，最后没有一个人再敢再上前。
第二天，我坚决不干了，食堂开不了饭，200多号人只能到场部去解决吃饭问题。事后，在那帮知青中封我绰号为：白脸狼（肤色较白），会武功的（当年在农场，各地知青帮派林立，打架斗殴是常事。我为自卫确实跟人学过形意拳）。从此往后，没人再敢轻易招惹我了。
8月13日中午时分，到达龙门农场，姜华（原龙门农场本地人，现已随女儿居住上海）已在等待我们，为我们安排好住宿，并带我们在场部各处浏览。
晚上，由龙门农场党委宣传部长杨海良代表党委特地设宴招待我们。晚饭后，郑德仁老主任又特意来到住宿处与我们叙旧言欢。
1974年，农场决定组建林业站（农场人习惯称：苗圃），初期职工全部由良种站抽调组建，后期又从其他分场调入部分职工。（这次探望中，杨桂林主任还记得，是他曾委任我为苗圃班的班长的，我都忘了这个碴了。）
一切从零开始，上山采树种，打炮眼炸石头、盖房子，整理、消毒（一定比例的硫酸铜稀释后）土壤、每日数百担的挑水浇灌等等。并派我去北安和黑河等地科研所学习有关林业技术。速生树有大叶杨和小叶杨，果松生长比较慢。
曾几何时，在龙头山下打炮眼、炸石块，用作盖房的基石。在搬运石块往卡车上扔时，脚底打滑，百多斤重的石块差点砸在我腹部。
1975年夏秋时节上山采树种，7、8个人，三、四条枪，沿黑龙江驱车行程数百公里。在深山密林处，用一根绳子可以爬上十几米高的果松梢，具体做法是：用一根麻绳，绳子两头系成两个大环，绳子中间段紧紧地系在腰部，利用两个绳环，轮流套在树干上，做成活绳环扣，两个脚交替踩在活绳环扣中，一环一环往上爬。有一次自己从树上下来时没有抱着树干，从十数米高的树上掉下来，还好臀部着地无大碍。
冬春之交、秋冬之际，小兴安岭的森林大火经常有，无非是规模大小而已。曾经有一年森林大火，站在宿舍门前就可以看到远处一条火龙整夜、整夜、火光照亮半个黑夜，慢慢地从右向左前方燃烧、漫移。我也参加过二次有组织的扑火行动。漫天的烟雾遮住太阳，一辆辆卡车将我们往山上拉。原始森林里的火光冲天，炙热烤人，人们很难靠近，脚底下有厚厚的陈腐树叶层，表面上看并没有明火，踩下去却火势汹涌。许多知青不知情，踩下去被烧伤了脚（更有人在救火中被烧的面目全非，后来农场派专人护理，送上海治疗）。在山里行走一天一夜，口渴难忍，只能喝沟里的臭水解渴。饥渴难忍，空投的饼干太干，根本无法下咽。
2017年8月14日早上，伟英夫妇陪同我们吃完早餐后，一起驱车去原良种站旧址看看。
其后繆计一和毛正强驱车去四分场，我与杨伟英夫妇准备上山扫墓，去祭拜一位值得当年上海知青尊敬李姨，虽然我来晚了，但毕竟我来了，献上一份迟到的感恩之情。
在伟英夫妇的陪同下，我在商店买了祭品和供品，伟英夫妇借了一辆四驱的皮卡，因为刚下过雨，道上积水泥泞，上山的路非常难走，一般车辆根本无法上山。
李春洁，杨贵林主任的夫人，生于1938年7月13日，因患肾衰竭，殁于1994年2月30日。李姨那慈母般的笑容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在我那个艰苦的年月里，给予我许多温暖，她们家的门永远为我们一些上海知青敞开着。当你饥饿难忍时，你随时可以从她家的碗柜中找到食物充饥；当她家做了好吃食物，就会招呼我们一起享用。由于当时她们家的三个孩子伟英、伟国、伟杰尚属年幼，我们也会主动的帮助她做些家务，如每年冬季上山砍柴火、自留地收土豆和日常生活挑水等等，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亲如一家人。 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每天放工后，夕阳西下，一帮知青会坐在宿舍门前放声歌唱，一人唱，众人和。那时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很稀奇的物品了。由于处于边远地区，莫斯科电台、朝鲜电台反而更为清晰。知青们学会、传唱许多传统的俄罗斯民歌，如：三套车、喀秋莎、小路、山楂树等等，以及【民歌二百首】中的许多歌曲，度过了一个个寂寞、无聊的黄昏。
回想当年，农场经常会组织篮球比赛、文艺汇演，播放露天电影等。我曾经组织过林业站的一支女篮，参加了场部举办的篮球比赛，也组织排练过“长征组歌”片段，参加场部的文艺汇演。
由于集体食堂伙食实在太差，隔三差五的，知青也会几个人合伙去家属区花5块钱买个十来斤的鹅，或一些鸡蛋自己动手烧着吃。当时，我们带去的铝制脸盆，在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除了洗脸、洗脚、洗衣服外，还用来煮食物吃。记得我和阿毛（徐建一）二人，一顿能吃掉满满一脸盆的面条是经常的事情。
农场的卫生条件极差，在知青中流传着：“一个巴掌能拍死20多个苍蝇，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的流言。田野里，森林中，一团一团的小咬围着你转。大田里更是鼠患成灾，是当年可怕的“出血热”传染病的根源。此病症状如同感冒发烧，身上出现红色斑点。但是如果按照伤风感冒治疗，那就绝对误诊了，死亡率很高。
我已不记得那些年是否喝过几次开水？渴了就用水勺子掏凉水直接喝，无论冬夏，深井的水都是冰凉冰凉的。
记得有年夏天，我患了痢疾，多日腹泻不止，身体严重脱水，服用任何药物无效。幸亏林业站的陈指导员（抗美援朝老兵）从家中带来大烟膏给我吃，方才止泻。在缺医少药的农场，家家户户每年都种植几株罂粟花，作为药材备用。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么浪漫。严寒的冻结，滴水成冰，每年9月底10月初开始下雪，来年5月份开始慢慢化雪。每年无霜期约为105天。过冬前，家家户户忙着用纸溜窗户缝，把每天缝隙都堵得严严的。零下30度-40度的天气里，如果你的手一接触任何铁制品，立即会粘掉一层皮，所有的门把手都会用一根绳子系着。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曾经在12月份的严寒季节零下30多度里，晚间轮班在田头加班脱麦子，履带式拖拉机拖动大型脱粒机，我们用四股叉挑着小麦捆往脱粒机里扔。一干活浑身是汗水，一停下来全身冰凉。
当年的我不喑世事，争强好胜，年轻气盛，不甘于人后，样样活儿抢着做。除草、铲地、间苗、割小麦、割黄豆、劈木头棒子、上山砍柴火、铡草喂马（将泡好的豆饼与轧碎草料混合后喂马，晚间也要喂一次。）、套马车、赶马车（套马车所需的马具有一大堆）、抗麻袋上粮囤（敞口麻袋，小麦160斤、黄豆180斤，用立肩方式一人扛，上三级跳板，有5、6米高）、钐刀打草（为冬季牲口储备草料，钐刀长5、60厘米，刀柄比人高，夹在胳膊下，转动腰部，一刀一刀贴着草皮打，一整天打下来腰酸背疼）、挑水浇灌、打炮眼、采石块、上房梁、砌砖、抹墙、爬树采树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每年秋天良种站会给每个职工家属拉麦秆，一家一车供冬季取暖用。装麦秆的马车，车身需要加装木架，使之扩大车身的面积，这样可以多装些麦秆。装车好坏，数量区别很大，麦秆很轻，很难装。有一次，我从大田里装完了以一马车麦秆往回赶时，车老板在下面赶车，我坐在高高的装满麦秆马车顶部，当时马车走到一个上坡弯道时，装满麦秆的马车突然失重倾斜，我从5、6米高的马车顶端、连同装车用的铮亮四股叉一起重重的掉了下来，四股叉距离我的脑袋仅不足十公分，惊出我一身冷汗，我的脑袋差点被四股叉洞穿！
也许有人会问：农场机械化程度不是蛮高的？是的，良种站当时有东方红履带式54型拖拉机一台，东方红履带式75型拖拉机一台，轮式35型拖拉机一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大犁等拖挂机械。但是，人们有所不知：大面积的农田一旦遭到不可预计的自然灾害，如秋天暴雨连绵，大型农机根本无法下地操作。为减少损失，必须由人工下田抢收！我的最高记录是一天抢割了一公顷小麦（面积10000平方米，不需要捆绑的）。
2017年8月15日，伟英夫妇与我们一起随车向北安市进发，去探望原龙门农场良种站杨贵林老主任。
杨贵林，今年84岁，黑龙江农垦系统的高级农艺师，长期担任龙门农场良种站主任，主管农业科技。他目前在居住在花园农场，为了看病方便，在北安市购买了商品房。 2017年8月15日、16日，皆有杨贵林老主任夫妇（再婚）、伟英夫妇、伟杰夫妇请我们同行的三人吃晚餐。并赠送了我野生蘑菇等土特产。17日早上，伟英夫妇、伟杰夫妇特地到宾馆来，一起去吃早餐，其后杨贵林老主任也赶到宾馆为我们送行。
1979年初，在我阿姨沈智（生于1933年3月，殁于2015年1月，中共党员，上海社科院高级研究员，离休干部，中国妇女运动史专家。1974年至1976年作为上海市学习慰问团成员，在金训华烈士生前所在的黑龙江逊克县双河大队工作、生活了二年。期间，曾来龙门农场探望过我，是我龙门十年、唯一的一位到农场来过的亲人。当初，她也是为了探索如何帮助我离开黑龙江，而选择了到逊克县双河大队的）的帮助下，以“独生子女”的名义办理了我的回沪手续。
1979年3月我的户口终于迁回了上海，落户在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100弄（华东局机关宿舍）我阿姨的家中。
回到上海后，立即开启我实现当初在黑土地上立下的目标的里程：一、活着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上海；1979年7月参加了全国高考，考入了上海的全日制大学、读了研究生、入了党、当了大学老师、成为大学党委的梯队干部。
在黑龙江龙门农场生活的十个年头，蹉跎岁月给予我这一生的启迪：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人世间不相信眼泪，太阳明天照样升起。
人生一世，就是好比一次搭车旅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车，旅途中充满挑战、梦想、希望、离别……就是不能回头。感谢你，我生命列车上曾经的同行者：徐建一、谢冉行、连大墉、桂华建、施秀春、蔡成志、叶友超、王伟花、张惠芬、张润波（已去世，原场部修配厂调度）、于秀华（良种站卫生室大夫）、王玉麟、万树根、陶涛、付世新、繆计一、宋国生、吴淑华、张国华、小妮子（大名忘记了）、小韩、徐美芳、霍国平、纪美华、张书俭、郝秀云……。
特别感谢伟英夫妇在我这次黑河、爱辉、孙吴、龙门、五大连池、北安的怀旧、感恩、观光之旅中的一路相伴。
遥想当年，成千上万的所谓知青，生活在天寒地冻，寒风呼啸，饥肠辘辘，灯光昏暗的环境中；该读书时没书读，该长身体时无营养，繁重的劳动，枯燥的生活，年复一年，前途渺茫，得过且过的混日子。
最可怕的是，处于当时的艰苦生活状态，青年一代人的精神荒芜，使许多知青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目标和理想。于是乎打架群殴、聚众赌博、男女乱交、偷鸡摸狗的事情常有发生。
幸好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我们69届毕竟经历过一次，活得悲壮，活得潇洒，活得痛苦，活得迷茫，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向我们的后代讲：“我们曾经是69届”。
说好的，不许哭。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后记：女儿二年多前从英国伦敦学习、工作回国后在著名的HP公司工作。现在作为HP公司的稀缺人才，即将去美国HP公司工作。她对于我这个已经退休、过着平凡生活的父亲曾经有过的经历充满了好奇。我的一句话，引发了她的三个问题：什么是69届？什么是知青？什么是上山下乡？使我感到二代人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因此，我以图文的形式写下上述的一些文字。
我想告诉孩子们：我们这一代人无法选择历史；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珍惜当下、懂得感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