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输入到我血管里的教勉至今仍偶尔搏动 作者 钮海津 ...

          他们输入到我血管里的教勉至今仍偶尔搏动

                                钮海津

    1971年，我父亲从监管拘禁转移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谓之解放，也就是“由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父亲的这一政治环境“转好”，令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五团”的政治环境从“狗崽子”向“可教子女”转好。

       于是，我以小车不倒只管推、流血流汗拼命干的超强劳动来表现自己对组织上的报答。当然，也是为了通过奋发图强而脱离极其不利于我的政治待遇。

        我竭尽的拼力有了结果，连续两年获得团部颁发的“连队嘉奖”，以及评上“优秀可教子女”，甚至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被任命为全团各连队突击新建的武装排排长，管理着四十多人枪，而里边还有几位援越抗美归来的退伍兵！

      我不知好歹地得意忘形了一阵子，“老子大难不死从地狱升回人间”。高兴之余，还拿出藏了几年的军装出来，和在团部机动连的弟弟钮海东一起到县城照相馆照了一幅“兵团战士照”（左下图）。

       虽然两三周后，大张旗鼓杀气腾腾的全团乃至全师全兵团的武装排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偃旗息鼓无终而果。日后才知道，林副主席统帅过的广州军区日子不好过了。

      但我的好日子却接踪而来。

       一天晚上，依照惯例天黑了才从工地回连队吃晚饭。在半明半暗的草棚食堂里，一身干净的斯文咀嚼的文书对着周身汗臭的狼吞虎咽的我们说，奇怪呀，今天下午我在队部接到一个海口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找一个知青——“徐老三”的儿子，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姓徐的知青，他却说肯定有，是“徐老三”的老战友告诉他的，我懒得理他，我说我还是“王老大的亲密战友呢！”围听的人都笑开了。这位文书姓王，是团部机动连王连长的亲弟弟。

      “徐老三”，是我父亲于1938年在中共中山县委的工作化名。当其时，中共中山县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组织上安排的职业革命者（全脱产工作），李国霖（县委副书记）、梁奇达（县委组织部部长）、徐云（即钮昭，县委宣传部部长）三个年轻人共同在县委机关——民国中山县首府的石歧市民生北路“太原第”（县委妇委书记梁绮卿的舅舅房产）里办公和生活，形如一家。为加强隐蔽、迷惑外人，他们在县委书记孙康的授意下“结拜兄弟，共图大业”，并按照各自调来县委任常委的先后时间，排列为“同门兄弟”（我曾有诗“太原第结三兄弟，中山县委李梁徐”句）。对外称他仨为“李老大”、“梁老二”、“徐老三”。这称呼即使是在县委1938年至1939年开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和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里，也是让党内学员只知道三位先生叫“李老大”、“梁老二”、“徐老三”，不公开他们三人的真实姓名，以致有新入伍的同志几十年后也只知“徐老三”而不知徐云。

      那么，现在，是谁找“徐老三的儿子”呢？我一个人独嚼独想，想不出来是哪位伯伯叔叔。

      1972年春天的一个工作日，烈日当空，无风无雨，一辆北京I型吉普从国防公路上开进我们连队。来人是兵团第四师政委何敦锦，还有两名随从：一名司机兼警卫员，一名师部宣传干事。他们都是现役军人，全身深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唱词）。

      没有和我们五团任何人打招呼就“闯”进连队来的兵团第四师政委何敦锦，海南文昌县人，是“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老战士。这次他来，就是来找我的。

      但是，当时何政委也说不清“徐老三”的儿子啥名字，立正在边上的指导员齐克智、连长江达桂他俩更是一头雾水。还好，时任连队文书的我的同学小毛（海钢保卫处处长王志德之子王新民——王卫东）应何政委的要求，一个一个地简要介绍知青的家庭背景，说了十几个同学后，终于听到“钮海津，他爸爸是走资派，叫徐云”这句，何政委一拍大腿：“就是他了！叫他星期天来师部找我”。

      晚上收工回到连队，指导员齐克智很严肃地很不放心地通知了我。而小毛则告诉了我全情，末了说，不知道是不是师部要将我们这几十名同学上调？我心中有数，装无知。

      星期天远征师部。去到何政委家，我才知道个中原委。

      之前，兵团总部的副政委卢德耀听老战友说“徐老三”的儿子在他管辖的连队里当知青，他一直敬重我父亲“培养了他”，就想尽点能力关怀我。那是1939年，中共广东省委里，支部最多、党员最多、枪支最多的中山县委举办了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我父亲是主要教员之一，学员中有卢德耀、欧初、谭光耀、黎源仔……等五十多人，后来他们大都成为华南抗日武装部队里的佼佼者。

      卢德耀在珠江纵队里参加了西海、植地庄、松山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与东江纵队一起北撤山东解放区，参加了洛阳、开封、济南、淮海和渡江战役等多个硬战；解放后曾任解放军高级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政治委员；直到1969年广州军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他才从南京市调来海口市，出任兵团副政委。

      何敦锦在琼崖纵队的口碑很好。海南军区评价他有四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生活朴素；第二个特色是工作积极负责、无丝毫松懈；第三个特色是作战勇敢、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前后共负伤五次；第四个特色是组织观念强、作风正派。是海南军区优秀的政治干部。

      何敦锦政委对我说：“卢政委要我来给你上党课呢”，于是这顿午餐变成了关心下一代会餐，我作知青汇报，何政委作党史教育。

      期间，何政委透露他们一群在海南军区的原琼崖纵队军官都知道我父亲徐云从省政府贬到海南岛的原委，只是不晓得徐云就是徐老三，更不晓得徐老三的儿子不姓徐。我不失时机地向何政委表达，我打小的愿望是成年后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锻炼。

      我讲道，十八岁那年，我趁全国“征兵月”跑到武装部去报名以了心愿。因为那位曾是琼崖纵队老战士的武装部部长曾于文革之前在我父亲面前拍胸膛说“您儿子说要当海军，包在我身上了，榆林要塞！”在武装部应征入伍的人头涌涌里，我和这位武装部部长的眼睛对上了，我还没叫一声叔叔，他就赶紧低下头，语无伦次地对坐在身旁的军人讲这个说那个，他身旁的军人不解，问了回去。我不忍难为部长叔叔，转身，难过地走了。那个时期，军人也被卷入文革，广州军区对华南本土武装部队出身的老战士多有不待。原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纵队、南路纵队还留在部队的现役军官大都日子难熬。何况我父亲还是一个三天两头就开万人批斗会的现行走资派，哪个武装部敢征招我这个狗崽子入伍？

      何政委说，那位武装部长我认识，琼纵战友，他是民族（黎族人），当时他们的处境也不太好。你父亲当时还没解放，他有心无力呢。

      “现在，我爸爸妈妈解放到五七干校了，我本人在连队也有进步，何政委我能内部参军吗？”

      何政委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请求，而是对作陪的那位宣传干事说：“礼物准备好了吗？”宣传干事点点头。

      临别时，何政委一手握着我的右手，一手抚着我的右肩，轻轻地在我耳边说：“卢政委交代了，我们直接关怀你的锻炼成长，但不为你走后门。要参军，要上大学，要提拔，全靠你自己在连队努力做起。小徐同志啊，哦哦是小钮同志啊，好不好？”

      我心不由衷地回答，好。

      何政委从宣传干事手里接过一个军用书包，说这是个人送你的一件小小礼物，希望你了解叔叔我的心意。

      何政委又用力地握了我的手几下。他的海南式普通话很重，我至今仍能感觉到他的口音在我耳边娓娓作响。

      我失望地走出师部。行至一两公里后，我坐到路边的草丛上，拿出何政委送的军用书包，翻开一看，心跳，手抖，居然，里面：一个针线包，包里端放着“一颗红星两面红旗”。

      何政委的心意全在了！

      红星——象征着红军的标志；

      红领章——肩负着党的使命报效人民；

      红星和红领章——意味着勇于牺牲献身祖国。

      针线包——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每人必备，随身携带，自己缝补。何政委送我的这个布制袋里，装放着针盒，线盒，顶针，刀片、剪子、钮扣和指甲钳。他是用针线包提示我：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我取出针线，将两面领章缝到我洗得发白的2号军装上衣上，将红五星嵌入3号军帽上，然后把它们叠好放进军用书包里，一口气跑步回到县城，进到照相馆，气喘嘘嘘地对着镜子穿戴好军装，心惊胆战地照了一幅坐立不安的“军人标准照”。

      那年代，穿军装假扮军人是要获罪的。尽管只是照相，但被人揭发就会被严肃处理，罪名可大可小，在乎整你的人之心情。所以这张假军人标准照我一直深藏不露。

      虽然我没有入伍参军，但我自那天照了军人标准照开始，我就以军人的素质和技能要求着自己成长，前进。

      ——我当班长，出工走在最前面，收工走在最后面；连队每天下达的生产任务，我都咬着牙超额完成，一定要名列前茅（我军传统：“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我在连队的数次夜晚突急集合的演习中，每次都是迅速打好背包穿戴整齐跑到广场的第一人，赢了那几位参加过援越抗美的退伍兵（当年动员令：“要准备打仗”）。

      ——我晚上躲到蚊帐里盖着被子用手电筒将中学的各级数理化啃了大半年（当年流行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我在大学时全年级到林彪的两大王牌军之一的第54军（领袖语录：“三十八军万岁军，五十四军英雄军”），编入大学生军训营第二连，半自动**射击考核全连第一名、全营并列第二名；得第二名是因为打到最后一发时太阳突然露出一角，强烈的阳光直射枪管准星顶尖，万丈光芒中我无法三点成一线，这一发只打了个九环。

      ——即使我多年后在报社、在律师所、在传媒公司这类软文化机构任职，却总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像！”（原军官我母亲令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卢德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分配到广东省军区任副政委兼广东省体委主任。听父亲说，离开海南前，卢德耀在向上级组织交接工作时，拿出了他任职兵团副政委几年间收到的全部老战友们的私信——这么一大叠，都是请求他“走后门”关照儿女们参军、上学、上调、返城的。这里面的老战友囊括了他的革命经历中的所有上级、同级和下级：珠江纵队的，东江纵队的，粤中纵队的，华野和四野两广纵队的……。父亲说，看来卢德耀没有为我们任何一家“开后门”。

      我大学毕业后分回广州工作，住单位宿舍，常回家看看。

      一次，卢德耀穿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65式军装来永红新村看我父亲。一进一出，他正好与我在家门口碰了个面对面！我不知所措，鬼使神差地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卢政委好”，他问：“你在我的部队当过兵？”我敬礼的右手没放下就回答：“报告卢政委，我是徐老三的儿子”，卢德耀大笑，进去和我父母亲讲了这个“典故”。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我铭记着珠江纵队和琼崖纵队老战士、兵团两位正直的政治委员对我的关怀。几十年了，他们输入到我血管里的教勉，至今仍偶尔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