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看到上面的词句，大概很多人的脑海里会立刻回荡起熟悉的旋律。几十年来，这首歌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6月29日，这首歌又一次在图书馆报告厅唱起，在坐的共产党员心中立刻涌起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50多年来，这支歌曲久唱不衰！歌唱家才旦卓玛、作曲家朱践耳已是声名远播，可词作者“蕉萍”却鲜为人知，即便是许多我们铜川人。
1962年8月15日，革命战士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题词，全国上下立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雷锋日记》也很快传诵九州。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看到了雷锋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便满怀感情地谱成曲子，并交由正在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这首新歌的词作者时，都称是“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蕉萍”是谁？1963年底，朱践耳通过文化渠道打听到词作者“蕉萍”就在铜川矿务局，便给矿上寄来一封寻人信函。据姚筱舟老人回忆，当时小小的矿务局被这一“寻人启事”搞得沸沸扬扬。“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山歌，能是咱这穷山沟里的人写的吗？”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也有人根据“蕉萍”二字，将寻找的目光集中在了矿上的女性身上。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时任焦坪矿党委书记的赵炳儒动员全矿寻找“焦萍”同志，“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不久，有人向领导“举报”，说是被下放到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向外投稿。赵炳儒书记找来姚筱舟，问他是不是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但姚筱舟不敢承认，“那时我被整怕了，加之我出身不好，关系复杂，叔父和哥哥都跑去了台湾。”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姚筱舟常常犹如惊弓之鸟，他不知道自己发表的哪首诗又出现了政治问题，是不是又闯下了什么大祸？后来，在赵炳儒等领导的耐心说明下，姚筱舟才承认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事实上，姚筱舟早已从广播上听到才旦卓玛唱的这首歌，他当时既惊讶又激动，不敢想象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 在承认自己就是“蕉萍”后，姚筱舟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日记》中的那首诗是摘自自己1958年6月26日刊发在“总路线诗传单”上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1962年，该诗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中。 不久后，中国音协出版的刊物《歌曲》在转载《雷锋的歌》时，正式将歌名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也第一次更正为“蕉萍”。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4月下旬，年仅16岁、正在铅山中学读书的姚筱舟与几十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冬，又随部队高唱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停战后才归国。不久，姚筱舟转业到陕西省。他先在商洛石棉矿，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采矿技术工。然而，1957年元旦，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名矿工遇难。虽然姚筱舟当时不在现场，但作为技术员，他还是受到撤职并下矿采煤的处分。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与煤矿工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矿工，爱上了矿工。姚筱舟说：“我认为煤矿工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贡献给人民。”在井下小憩时，工友们便喜欢哼唱或朗诵自编的顺口溜，比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家”，还有“旧社会，咱像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成了国家主人翁”等等，这些顺口溜成为姚筱舟日后从事诗歌创作的生动素材。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姚筱舟回忆说，“全诗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工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借自顺口溜中的‘党是咱的妈’，只有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久。”起初，姚筱舟在诗中写的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但这样他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有一天，他随手翻开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正用皮鞭抽打着长工，心中灵机一动，“如果用皮鞭一词来形容‘三座大山’不是更贴切吗？”于是，他将诗歌改写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唱支山歌给党听》红透了祖国大江南北。1964年，全国开展了一次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社员都是向阳花》等5首歌曲金榜题名。当时上级来函让姚筱舟进京领奖，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加上又是下放的内控人员，他自然没能去成。姚筱舟记得很清楚，后来由矿上领导转交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1-3卷)，4幅绣有聂耳、冼星海等人像的苏州小丝织品。 “文革”开始后，姚筱舟一家吃了不少苦。他先是被强制送往黄堡参加斗私批修学习班，直到1973年矿务局编写矿史，才把他借调到局里编了5年矿史，还写出了《霸王窑》和《矿工恨》两本书。 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总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姚筱舟正好似一叶小舟，几度风雨，几番沉浮，备受磨难。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1984年11月，平反后的姚筱舟被调到《铜川矿工报》当编辑。1985年，他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1986年，他又当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直到年过半百，终生酷爱文学的姚筱舟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文艺创作。 1997年5月7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女儿的陪伴下，姚筱舟百感交集地踏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5月9日晚8点整，“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里。由于电视台编导的精心策划，在音乐会开幕式上，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了73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多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终于在这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新闻：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姚老告诉记者，自1949年5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他就一直渴望着入党。1951年入朝参战时，他向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这一梦想一直无法实现。“现在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建国60周年时，他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在老伴韩淑华的陪同下，还参加了“百年歌声”的节目录制。 今年是建党95周年，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来铜川录制《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记录片，姚筱舟老人还和铜川籍知名青年歌手任静一起同台表演，老人兴奋地跟着音乐为任静打拍子。平日里老人为人平和谦逊，数十年的生活磨难，并没有改变他热爱生活、感恩生活的天性。 当谈起这段蹉跎岁月时，姚筱舟只是淡淡一笑说：“我那时感到愁苦与茫然，也有过牢骚与埋怨。但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矿工那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品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把矿工当我师，以矿山寄我情，是我的座右铭。这样，也就挺过来了。”如今的姚老已经离休20余年，但他仍旧不改看书写作的习惯，平日里奉行的是“四平”主义：平平凡凡做人，平平常常生活，平平淡淡处事，平平静静享乐。（本报记者 刘西艳 原玉红） 姚筱舟，今年85岁，著名诗词作家，陕西歌词学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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