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年别样的知青生活（下篇） 文/黄河左岸

我八年别样的知青生活（下篇）

               黄河左岸

               出 丑

随着看书的增多和知识的增长，我也有些自信了，也想学城里的学生那样说话，结果闹了个“东施效颦”的大笑话。一天，我在寝室阅读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书当时被批判为“大毒草”，知青们只能私下传阅，我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看。这部书传到我手里时已经破烂不堪缺页少皮了，但我却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正当我沉浸在书中的故事情节时，一位女知青突然来到我们宿舍，出于礼貌，我热情地迎到门前照着书上的话说：“欢迎×小姐大驾光临！”谁知对方脸色一沉，大发雷霆，说我侮辱了她，扬言要去告我，吓得我赶紧给她赔不是，连连作自我批评，后在别人的劝阻下才算平息。从此以后，我见了她，好像老鼠见了猫，总是躲着绕着，生怕再惹是非，心里还老犯嘀咕，唯恐她哪一天去告我。为了讨好她，有一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故意在她面前显摆说:“到公社购物了（由于农场偏僻无商店，购物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商店），谁去？我可以带他。”她毫不客气地坐上了车。

到公社后，我请她吃了一顿饭。但回场后，她却把我请她吃饭的事全抖了出来，羞得我无地自容。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发现在公众场合大家都称年轻女青年为“小姐”，她们反而很高兴，称“同志”她们反倒觉得土，我很纳闷，便查了字典，原来“小姐”是对未婚女子的尊称，是褒义而不是贬义。由于无知，自己白白当了几年的“冤大头”。我想，当年可能是她觉得我胆小在故意逗我，因为他们有时调侃我像《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眼小胆小爱钻纸堆子；或许是欺我无知；或许是她真认为凡“小姐”大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吧！

还有一次晚上学习，队长让我读报。其实大家干一天农活都挺累的，常常是上边人在读下边人在打瞌睡，可我当时全然不知，即使我把“战斗檄文”读成了“战斗楞文”下面也无任何反应。第二天上工，路上碰上一个女青年，她说：“你昨晚读报，把｀战斗檄文｀读成了｀战斗楞文｀，是不是想考证一下大家是否在睡觉？”

我意识到我读错了，但碍于面子，我还是顺着她的话茬说：“是的，我不想在众人面前显摆。”

但又想感谢她教会我一个字，就恭维了她一句：“看来是世人皆睡，唯君独醒呀！”

说罢，我赶紧离开了她，生怕自己“丢了面子，漏了里子”。

尽管我努力学习知识，但仍然改变不了个别人的看法。我会写毛笔字，会打算盘，每逢节日，队里就让我和其他知青书写节日特刊。还有一段时间，队里抽调我和几位知青到黄河大坝工地流动商店当售货员。我们白天拉着平板车奔波于工地销售货物，晚上盘货结账，经常因货款相符分厘不差而被店长奖励几个洋糖吃，这时，就有人说风凉话：“农村学生就会打个算盘写个毛笔字。”看来，初次印象是很难改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一次，我写了一篇短文让我敬重的一位知青看，人家看后认真地说：“我也是眼高手低呀！”言外之意就是我写的不怎么样。我仔细一琢磨，的确不怎么样，满篇都在假大空地喊口号。

                     希 望

县知青办发现我能吃苦，就让我到县城知青办帮忙。我来到县城后，才发现城里是那么地美好：这里有夜如白昼的灯光球场，有平坦如镜的柏油马路，有琳琅满目的商场门店，有香甜可口的饭菜，还有装饰典雅的电影院、戏院、图书馆和书店，真可谓是五彩缤纷。我白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各大知青点，调查、访问、写材料，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吃着免费大餐，看着灯光球场的篮球比赛，有时还发个戏票或电影票什么的，看看大戏和电影，也真够可以了，居然有一种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感觉。

知青调查工作结束了，临走时，县知青办一位领导对我说：“从你的表现来看，在农村接受劳动锻炼还是很有好处的，这说明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非常英明正确。你回去后，要好好劳动。同时，还要把知青中的先进事迹写成文章报上来。”我听后，顿时心花怒放，热血沸腾，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后来，我很认真地写了几篇关于知青先进事迹的通讯报道送上去，结果却是泥牛入海，渺无音讯。

                             置 业

我家姊妹多年龄小活动量大，穿衣铺盖磨损很快，更新换代频率较高，而国家发给成人每年每人16尺“布证”和少量的“棉票”根本不够用。因此，我们家穿的、铺的、盖的大多都是从农民家中购买那种自制的土白布，用颜色煮染后手工缝制而成。虽说很环保，但也很土气。

我在农场劳动了一年多，手里积攒了百十元钱，我感觉财大气粗了，要立志干一番大事业。

我感到自己穿的、铺的、盖的与那些城市知青有天壤之别，我首先要把自己的形象彻底改造一番。

但有了钱，却没有“布证”和“棉票”，怎么办？我在黄河岸边转悠时，发现从南岸过来的船上下来的人经常带很多从南岸购买的货物，其中就有棉花。我向他们打听，他们说：“南边管的比较松，可以不用棉票直接从农家购买棉花。”后来，这种说法在一个老农工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我就鼓动他和我一起去尝试。

一天，我们乘船到黄河南岸，随人骑车30余里到一个村庄，在几户农家购买了一大包棉花。但返回的途中，在躲避对面来车时，不小心连人带车带货一咕噜摔倒在路旁河沟里，把自行车也给摔坏了，我还花了几块钱给人家修了修。

棉花有了，可没有“布证”，仍然买不到布。一位老农工点拨我，说公社集会上有农民偷卖“布证”的，因为他们平时都用自制的土布，把上面发给的“布证”省下来偷偷卖掉以换取油盐酱醋柴。

于是，我决定行动。每逢公社有集会，我就去赶会买“布证”。可开始几次，我找遍了会场，却不见卖“布证”的，老农工告诉我“布证”是不允许买卖的，抓住是要挨批斗的。所以要察言观色，一般卖家都是手里捏着“布证”露个头在会场来回转悠，当你看他时，他就会停下来问你：“要布证吗？”。我按此方法一试，果然很灵,我买到了。有一次，我们正在衣角底下交易时，被市管会的人发现了，他们把我带到市管会，一个像是小头目的问我：“小小年纪，还会搞投机倒把，不想活了不是？”

我说：“我投机，可没倒把呀！我买布证是自己用的呀！”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

“我是下乡知青”我回答。

“下乡知青？城市人？笑话，你像吗？”

我回答：“我是从农村下乡的。”

他大声说：“胡说！哪有从农村下农村的，完全是谎话，是污蔑知青。”

我说：“正因为我不像知青，才买布证改变自己呀！”说着我掏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

他看了看，笑着说：“还是真的！”

他们嘀咕一下说：“好了，回去吧！以后不要这样了，这是违法的。”我大松一口气，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去路上我想，要不是“知青”这个高贵的身份，也不知今天会发生什么。

                  彷 徨

三年后，城里的学生随着招工、招生、征兵等陆陆续续离开了农牧场，而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却没有机会离开。农牧场为了安慰我，把我调到农牧场农业机械维修服务队当翻砂工。

在机务队里，虽然每日工资还是8毛钱（知青最高工资），但可以学些技术，还能多领些粮食（翻砂工属重体力劳动，每月可供50斤粮食）。这样，我不仅学会了翻砂、打芯、造型、热处理、电焊、剪铁皮和锯角铁等技术，每月还能节余些粮食贴补家用，总算能给家里作一点贡献了。就这样过了一年，仍然是知青身份，干一天仍然是“八大毛”，我觉得这样的身份和待遇连个对象也难找上，不由产生了彷徨和迷茫的心情。

后来，地区要新建拖拉机配件厂，到农牧场招收临时翻砂工，农牧场给我争取了个名额。到了那里，首先是搞基建，建厂房。厂房建成后，经过培训，我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在了机加工车间，工资定为31元。但身份仍然是知青身份，吃粮仍然由农牧场供应。

在拖配厂里，我结识了很多北京知青，他们大多都是通过关系从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转到内地农村来的，听他们说转到内地农村插队或许有回城的希望，因为当时政策规定边疆兵团或垦边农场的知青只能逐步就地转正就业，是不允许回城的。他们的父母有的在中央部委工作，有的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的父母还是高干。我发现不断有其他地方落户的北京知青来看望他们，有男的，有女的，有单个来的，也有群体来的。他们大都年近三十岁了，还未结婚，可能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城吧！因为那时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收已婚知青。平时，他们讲起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滔滔不绝，我听得很入迷，长了不少见识。

后来，他们都随着知青的大返城回到了北京。而我却命运不佳，工厂关、停、并、转，正式工被安排到其他厂，临时工或回原地、或待命。这样，我只得又返回到了原出发点—-农村、农场，任凭命运的摆布。

                                      尾 声

1980年，有一个全国招收计划生育干部的机会，我符合条件，毅然报名参加统一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用。从此，我结束了长达八年别样的知青生活，开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事业中去。

作者：张军，河南省原阳县人，1973年至1980年，河南省原阳县农牧场知青，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