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心——一个文化工作者喜迎十九大感怀

钟祥斌

二O一七年十月一日，清晨。我从海里游泳上岸，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公园围栏县挂着的大红横幅标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光辉道路，奋勇前进！”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标语下停着一溜私家车，泳友们有的在冲身，有的在擦身，一边人们围着一辆车，车里放着音乐，一个人手拿麦克，纵情高歌，这边一位须发苍白、身着功夫装的老者在教太极。远处广场，是跳舞的人群。

回望大海，潮水留下一条条曲线，涌浪沿着曲线翻腾，我沐浴着阳光，一时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我五六岁读传统经典，却忧思成疾，得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整日整夜在冰雪和毒火中熬煎，地狱般的日子过了十年，赶上上山下乡，我可以留城，但内心深处在呼唤：好男儿志在四方。于是我选择到长白山尾部的山乡。

1969年的冬天，同学们都回家过春节了，我留下来看点，是一个下午，我愁肠百结，沿着河滩漫步，看着林莽，看着远山，看着冰河，蓦地，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祖国的山河是多么美好啊，我能为美好的河山做些什么？霎时，象有万千波涛在胸中激荡，我要表达，没有笔，手指就是笔，没有纸，大地就是纸，我用手指在雪地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雪上的冰碴划破了手指，一行血书赫然现在天地间：我要利益一切众生！

我心中透亮了，感到眼前一派金光，天空象明净的琉璃，挣脱小我，从此以后，遇到什么坎坎坷坷，风风雨雨，都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

习总书记是用生命的体验在讲，有一句话，说到我的心坎上，“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说一千道一万，不做等于零，说的天花乱坠，只要别人做，自己一件事不做，没有用。

人生是什么？人生是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你的责任是解决问题，如若一味推卸责任，最后沉重的担子会把你个人、家庭、企业、乃至国家和民族压垮。所以青年应该勇挑重担。

1971年10月，我结束了三年知青生活，抽工回城，在工厂做过车工，钳工，保管员，那时，我干车工三班倒，下夜班，上午回家，看到家周围的一些孩子无所事事，我就找到公社党委（就是现在的街道）我要给孩子们上文化课，公社给我找一个地方，这样我每天下了夜班不睡觉，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先给他们 讲文天祥、岳飞等历史故事，吸引他们，然后给他们上文化课，这样一做就是四五年。那几年，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觉。多少年后，我领人到一个机关办事，走过一个办公室，门敞开着，里面传出喊声：钟老师！我愕然，不认识，他说您教过我。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还记得我，我仿佛看到埋下的一颗种子开花结果了，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

1975年4月，我从工厂篮球场经过，看到场里的泵壳油嘴堆得像个小山，我问其他工人，他们告诉我是废品。怎么这么多废品？这怎么行？我连着一个星期下夜班，上午到这几个车间找老工人和青年工人讨教产生这些废品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最后写出五千多字的《搞好产品质量——致全厂职工的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将其贴在工厂大楼的墙上。做了才如释重负，因为这在工厂两千多职工心里，播下了重视质量的种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准备报考。这时，车间主任找到我，一句“生产任务紧，生产线上别人一时也插不上手。”我二话没说放弃了高考。但我的学习一直没放松，那时工厂经常停电，别人打扑克，我把车床保养好，不是捧起书本看书，就是抓个纸头拿起笔写东西。

干完我的活，看到钻床工序压活，就去干钻床，我推着装满工件的推车，车被垫了一下，十几公斤的工件掉下来砸到我的脚背上，钻心地痛，脚马上肿起来，我到换衣室用毛巾把脚背缠起来，挺胸抬头，蹭着走，生怕别人看出来。

我在工厂当保管员时，管着有色金属、木材，钢板等当时的紧俏物资，又管工厂的废旧物资，所谓的废旧物资都可以民用。我是最后一道关，领导批条子，最后找到我，给他什么，给多少，我说了算。我面对着诱惑，很多乡镇企业采购员围着我，当我动心的时候，我想起了《四十二章经》的话“财色之于人，譬如刀刃之蜜甜，小儿贪恋刀刃之蜜甜，而忘有割舌之患也。”对经典的长期修炼起了作用，仿佛一把闪闪发光的刀，悬在我的头顶，这把刀是制度，是法律，是操守。

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我一边读书，一边写稿。从七十年**始，既写理论文章，也写文学作品，退稿件攒了一箱子。到1984年，市里报社招聘编辑和记者。我听到消息，把我发表的一撂作品带上，捧到报社总编面前。总编看到一个工人能发表那么多作品，当即决定，把我调到报社。从一名工人当上了理论版编辑，同时又是一名记者。但我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晚上到各报老记者家里求教。

我聊以自慰的是，我一边为国家作贡献，又一边自学，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新闻工作使我提高了视野，我瞄上了企业文化。中华文化，必须现代转化，我形成了一个理念：中华文化企业文化化。要把这一理念推广开去，得策划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从1985年开始，我用三年的星期日和晚上时间先搞调研，一共调研了二十余家企业。记得调研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遇不到老总，就到家里去找，他却搬家了，晚上十点多，我在街巷楼道里找，终于找到他家，他从吴运铎开始谈起，说到公司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企业精神，我没打断他的谈兴，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多钟，我谢绝他派车送我，那时大连没有出租车，我走回家，天空已露出鱼肚白。

这样，从调研、筹措经费到请人都是我一个人做下来，终于1988年7月成功召开了中国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中央十几家新闻媒体参加、报道和评论了这次会议。会后结集出版《企业文化探索》一书，这直接推动了企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1994年春，我辞去新闻部主任职务，创办大连市企业文化研究会，开始专注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企业文化的事业。气象和格局代表未来，“过一种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生活”的信念支撑着我。难，知难不难。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舍能舍。

我是个颠倒的人生，少年时是颗老年心，现在是一颗童心，每天有做不完事。几十年来，出书几十部，出了就给捐出去，在全国各地讲学几百场，到贵州扶贫义讲，汶川地震后在葫芦岛、兴城、绥中、建昌进行巡回义讲，一星期下来，咽口水都困难，见人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年前，我们成立了北德书院。现在又在筹建企业文化馆和北德智库。

精神和心灵的纽带才是人间的长久。回想知青生活，明年就是五十年了。很多事情逐渐淡忘了，但我和一个农民的友谊却与日俱增，而且我们的后代又接续着，他叫吕明志，富农子弟。他放牛带着书看，铲地大长垅，他先铲到头，等别人的间隙也拿出书来看。在那个年代，我们两人相互激励，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抽工回城后，我们仍书信不断。改革开放后，他当上了小学教师，以后到了中学当教师。他的四个子女都学业有成，分别在教育和研究岗位工作。前几年他把他的回忆录手稿寄给我，我给他出版了《血总是热的——一个农民的文化梦》。他在全国各地的学生通过他的这本书也进一步体会到了老师当年言传身教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我和吕明志的交往就是一种心灵的交往，是一种文化的支撑。其实一切都在于不忘初心，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精神支柱。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和富有？真正的成功和富有，不是拥有多少辆汽车和多少栋楼房，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过眼云烟。真正的成功和富有，是心灵的付出和历练，是道德的力量，是人格的完成和人性的永恒光辉。

（作者系大连市企业文化研究会会长、北德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