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当年的边境居民身份证 现在我们每位公民手中都有二代身份证，一代身份证的启动 始于1984年，但我们北大荒知青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就拥有了最早的身份证，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 我们9团濒临黑龙江，团部距中苏国境仅15公里，而且有几个连队就分布在江边，和苏联隔江相望属于边境禁区，所以我们团每个知青都有边境地区居民身份证，口头语称之为边防证。 当年下乡之所以在众多的农场里看好9 团，很大的程度也是因为它的绝佳的地理位置。年轻气盛、无知无畏的我们，哪个不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谁又不想气吞强虏、血洒蒿莱！ 记得1968年夏天刚到9团不久，我们被告之要照相片办理边防证，还真有一股莫名的喜悦。可到了现场，我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原来就是在马号院子里的两棵杨树间拉一根绳子，挂上一块灰蓝色的皱巴巴的布当背景，五个人坐成一排，有些像当盲流的感觉。随着老式照相机“咔嚓”一声响，平生第一次的身份证相片就大功告成了。 一个月后，证件发下来，我清楚地记得是深棕色的塑料封皮，里面有薄薄的几页文档，发证机关是黑龙江省公安厅，显然是文革前的老版式，虽然材质普通，但它却是我走向社会后的第一个有效证件。 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发现边防证找不到了，我沮丧地找到连长反映情况。我们连长刘光岚是从佳木斯兵团设计院下放到9团的老科长，行政级别和团长相当所以特别牛气，后来调到二师师部任糖厂厂长，这是后话且不提。听了我的陈述，他板着面孔一字一顿地对我说：“这种情况你必须要登报启事。”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说完话后，他有事转身径自走了，只把我一个人傻怔怔地留在那里。天哪，居然有这等复杂的说道儿，那就爱咋地咋地吧。 不承想几个月后，我的边防证奇迹般又出现了，从此它须臾陪在我身边，一伴就是四十多年，好不漫长呀！ 一年后，北京69届的知青们到了，相对他们，我们就自动升格为老知青，无论生活经验、劳动技能。他们领取的边防证和我们的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塑料封皮的颜色是红色，发证机关署名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这应当是时代变迁的佐证吧。 我们的身份证主要的功能体现在知青回家探亲的路上。我记得，当年从鹤岗市到9 团，在嘟噜河、梧桐河都设有边防检查站，大客车开到这里，必须停车接受检查。所以，没有边境身份证是万万不行的。 在知青返城的浪潮里，即将离别9团之际，我除了把该带走的东西都装到几只大木箱里，还格外关注这张边境居民身份证的去向，我想把它留在自己的手里当个念想儿。但据先走的知青介绍，按相关政策办迁移户口时是要上交边防证的，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终于把本来就应属于我自己的边境地区居民身份证带回了北京，并保存多年至今。 学会电脑操作后，就用扫描仪把当年的边防证存入电脑。闲暇时，我喜欢端详这本已经泛黄、陈旧的老证件。薄薄的几页纸写就了十年的心路历程，于是，依稀而又清晰的知青岁月，就在我的眼前漫卷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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